《形形色色的案件》作者：[苏联] 阿·阿达莫夫

主要人物表

序

第一章 谢尔盖拿定了主意

第二章 错综复杂的案件

第三章 初遇沙伏龙·罗什金

第四章 “小燕”咖啡馆

第五章 追寻新的线索

第六章 奇怪的房客

第七章 一个叫乌特金的人

第八章 事件在发展

第九章 结局

附：作者简介

主要人物表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尔舒诺夫（谢廖沙，谢辽申卡）——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少尉侦查员。

　　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科尔舒诺夫——谢尔盖之父，会计师。

　　玛丽亚·伊格纳契耶芙娜·科尔舒诺娃——谢尔盖之母。

　　叶莲娜·奥斯摩洛芙斯卡雅（莲娜，莲诺奇卡）——谢尔盖之女友，电影学院学生。

　　依里亚·格利哥里耶维奇·西兰契耶夫——莫斯科刑侦局局长。

　　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桑德列尔——莫斯科刑侦局副局长。

　　伊万·华西里耶维奇·左托夫——莫斯科刑侦局之科长。

　　科斯加·格朗宁——莫斯科刑侦局上尉侦查员。

　　罗巴诺夫（萨沙）——莫斯科刑侦局侦查员。沃龙错夫（维克多）——莫斯科刑侦局侦查员。

　　查别林（谢明）——莫斯科刑侦局侦查员。

　　特维尔多赫列波夫——莫斯科刑侦局警犬教练员。

　　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阿莫索夫——某工厂之工长。

　　柳芭·阿莫索娃——工长之女，被害者。

　　瓦伦丁娜（瓦利雅）·阿莫索娃——工长之侄女，工厂女工。

　　斯拉夫卡·格列洛夫——匪徒，电影学院学生，柳芭之男友。

　　科尔卡·查依契柯夫——司机。

　　彼得·格沃司捷夫（别契卡）——工人，治安积极分子。

　　安东·查哈洛维奇·舒宾斯基——建筑工程师。

　　佛洛诺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官。

　　乌格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官。

　　格里高利耶夫·库兹米奇（绰号“老爷子”及“老板”）——匪伙首领。

　　沙伏龙·罗什金——惯匪。

　　基特——惯匪。

　　雅可夫·费多罗维奇·库普采维奇——匪伙成员。

　　伏瓦·茹布科夫——匪伙成员，俱乐部工作人员。奥列格·密尔察洛夫——电影放映员，投机商人。

　　卓娅·罗什金娜——罗什金之妹，匪伙成员，女招待。

　　米佳·涅维洛夫——工人，匪伙成员。

　　阿尔诺尔德——电影学院学生，反动学生小集团首领。

　　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中学生，匪伙成员。

　　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别列斯维多夫——依果尔之父。

　　罗莎·伊凡诺芙娜·别列斯维多娃——依果尔之母。

　　华西里·丘尔金——司机。

　　皮特（化名依万·乌特金，原名瓦西里）——帝国主义间谍。

序

凌继尧

　　侦探小说是通俗文学中的一种体裁。《苏联百科词典》把侦探小说定义为“描述破案过程的小说”。它起源于19世纪中期。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警察体制已经建立，出现了以破案为职业的侦探。于是，描写侦探活动的小说也就应运而生。

　　侦探小说在国外拥有广大的读者，在美国差不多占每年图书销售量的四分之一。侦探小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不仅仅由于它情节曲折、气氛紧张、具有消遣娱乐作用，也不仅仅由于它扶正压邪、惩恶扬善、具有道德教育作用，而且由于侦探小说的阅读行为是读者积极参与的一种共同创作行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不能像从一个水罐倒进另一个水罐的水一样，从作品转移到读者的头脑中。它得由读者本人再现和再造，这种再现和再造根据作品本身所给予的方向进行，但是最终结果取决于读者智力的、心灵的、精神的活动。侦探小说为读者和侦探提供了同样的案情线索和破案机会，所以，阅读侦探小说可以成为读者和侦探之间的一场智力竞赛。一位俄罗斯美学家指出：“面对同一部作品的两位读者，就像把各自的测深锤抛入海中的两位水手一样。每个人所能达到的深度，不超过测深锤的长度。”祝愿我们的读者像高明的水手那样，把自己长长的测深锤抛入侦探文学的海洋中。

　　俄罗斯侦探小说既有侦探文学的特性，又有俄罗斯文学的共性。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在俄罗斯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大的国度里，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孕育出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不仅反映某些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而且揭示它们的审美意义，表现作家对它们的审美关系，通过对它们的评价确立审美理想。透过俄罗斯侦探小说，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俄罗斯的社会风貌和审美理想。

　　俄罗斯侦探小说既在世界侦探小说中、又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康熙皇帝于1708年下令创办俄罗斯文馆，培养俄语的口笔译人才。自1900年起，俄罗斯文学作品开始被译成中文，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部分侦探小说。但是，像群众出版社这样，制定周密的计划，遴选精品佳作，出版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这种可贵的尝试还很少见到。

　　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外国侦探小说发展的新趋向。传统侦探小说具有自己固定的模式，其结构一般包括四部分：神秘的环境、严密的情节、人物之间的关系、特定的故事背景。现代侦探小说在结构上仍然恪守这种模式，然而在内容上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犯罪手段日益科技化、智能化，作案方式更加隐蔽，案犯流动性大，这些都增加了破案的难度。然而另一方面，这也为侦探提供了施展自己的大智大勇的更加广阔的舞台。

第一章 谢尔盖拿定了主意

　　初春的时候，军官、共青团员谢尔盖·科尔舒诺夫从德国复员归来，返回故里。

　　车窗外，一幅接着一幅地展现了旧日所熟悉的莫斯科近郊的风景。

　　在那危机四伏的严酷年代里，每逢就寝的当儿（起初在亲爱的苏维埃祖国国土上，后来在异国他乡），谢尔盖曾多少次憧憬过重返莫斯科的这一刻的情景啊！可是，当时他觉得这时刻离得太远，遥遥无期，有时甚至感到这是无法实现的。现在，这个时刻来到了，眼看就要到了——列车已经驶近莫斯科了！

　　近郊的车站一个一个地闪了过去。在其中的一个车站附近，有辆封闭式的大货车正沿着压平的道路缓慢地行驶着，车身上标着醒目的斜体字：“美味食品公司”。

　　“你们瞧！你们瞧！”有位乘客快活地叫了起来。

　　在一处高大的门牌坊上挂着横幅招牌：“集体农庄市场”。郊区的电车在这里来来往往疾驰而过。前面，在天寒地冻的蔚蓝色远方，现出无数的工厂烟囱，灰白色的烟尘正从烟囱里袅袅升起。

　　这时，车轮在道岔上撞得当啷作响。纵横交错的铁路从这儿通向四面八方。在木栅栏外面的几幢高层的灰色楼房之间，闪过一辆又一辆红色车厢的电车。

　　突然，列车广播员郑重其事的声音响彻了各节车厢：“列车即将到达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了！”谢尔盖顿时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嗓门发干。他用那双不听使唤的手勉强穿上了军大衣。

　　在形形色色而又乱哄哄的迎候亲友的人群里，谢尔盖没有立刻找到来迎接自己的亲人。他提着皮箱，独自伫立了一会儿，不停地向四面张望着。

　　猛然间，谢尔盖在人群里发现了自己的母亲。她消瘦了，帽子下面露出了斑斑白发。她由一个穿着鲜红色时髦皮大衣的高身材姑娘搀着，从人群中挤了过来。在她们后面，出现了一顶黑色皮帽和父亲那张圆圆的、因寒冷与激动而发红的脸。

　　“妈妈！”谢尔盖迫不及待地叫了起来。

　　回家后的最初几天，谢尔盖陶醉在舒适而闲散的生活中，尽情享受着充满了温馨的天伦之乐。母亲为他准备了最可口的、他从小就爱吃的菜肴。她的那双手关切地抚遍了他的所有东西。仿佛仅仅在一小时之前他才从学校里回来，收拾过自己的书桌似的。他甚至好像从未经历过处于烽火前线中的莫斯科城内饥寒逼人的冬天，既没有在遥远的乌拉尔某个小城里度过的三年流亡生活，也没有随之而来的战后年代。这一切似乎全不曾有过似的。曾几何时，在如今放书桌的地方，当初却放着一口沉重的包了铁皮的大木箱。从疏散地区回来后，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本想把这口大箱子移到前厅去，可是箱子像是生了根似的怎么也搬不动，他只好作罢。直到前不久，接到谢尔盖的电报后，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决定，在儿子到家以前，一定要把他的书桌放回老地方。有一天，等妻子出门后，他又重新鼓起一股劲头，搬起箱子来。他那为迎接儿子归来赶快作好准备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使得搬不动的大箱子也终于让步了。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忙碌了好久，才一切就绪。当妻子回家来时，他虽然累得气喘吁吁，却感到心满意足，忍不住得意洋洋地说：“孩子他妈，快把谢廖沙①的桌子给放上吧，地方已经腾出来了。”

　　【 ①谢尔盖的爱称。——译者注】

　　玛丽亚·伊格纳契耶芙娜急得双手一拍，责备地说：“唉，你太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了！”

　　现在，谢尔盖坐在自己那张仔细铺垫了新彩纸的书桌旁，无限感慨地注视着他所熟悉的、已经被擦拭得十分洁净透明的墨水瓶，注视着安上了闪闪发光的新笔尖的旧钢笔杆和插在木笔筒里的几支仔细削过、但却削得不尖的铅笔。谢尔盖在抽屉里发现了自己的中学毕业证书。他珍惜地把它拿了很久，浏览各科成绩表，谛视教员的签名，好容易才回想起他们的姓名。当他回忆起很久很久以前那种无忧无虑、充满欢乐的情景时，脸上不由得浮起一丝笑意。

　　在最初的日子里，谢尔盖每逢外出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要求：必须尽快地投入这几乎已经完全生疏了的、沸腾的莫斯科的生活中去。他离开家时总是那么激动，仿佛是要和一个亲近的、爱慕的人约会，而对方变化很大，出现了许多新东西，这一切都需要快一点弄清楚，快一点适应、理解。

　　差不多每天傍晚，他都要给莲娜打电话。他和她在车站上相会的那一幕，竟然与谢尔盖原本想象的完全不同。他曾想去拥抱她，就像拥抱父母一样。“她本来就是我的未婚妻嘛！”他在心中对自己说。可能周围的人也以为他会这样做。但莲娜只是不好意思地伸出一只手来，谢尔盖也只好握了握她的手就算了。他在信里给她写过的那些话，当时都难以说出口来。而且，就连当天晚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他俩的第一次谈心，结果也是颇为出人意料的。

　　“你该进高等学校学习去，谢廖沙。”莲娜说，“只是进哪一所呢？你决定了没有？”

　　谢尔盖心事重重地回答说：“莲诺奇卡①，我打算工作。因为我应该帮助家里。至于学习嘛……当然，我也想去学习。”

　　【 ①莲娜的爱称。——译者注】

　　“不，不，一定得去学习！”莲娜激烈地反对说，“应该受完高等教育！那么，说说看，你想要干哪一行？”

　　“我自己还没拿定主意呢，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学法律，将来当预审员，这种工作很适合我的性格。但总而言之，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才好！还得考虑考虑。”

　　“瞧，你不是已经考虑过了吗，就是说，进法律学院？”

　　“怎么，能这样草率地决定吗？”谢尔盖笑了。

　　“啊，当然可以。”

　　“好吧，”谢尔盖快活地答应说，“那干脆，我也到你们学院去，将来当个电影演员。我很想出点风头，做个名人。”

　　“嗯，不过，当演员要有天才。”莲娜委婉地反驳说，“此外，还要有全面的发展和内在的素质、修养……”

　　“哼，就你懂！”谢尔盖突然冒火了。

　　“别生气，谢辽申卡②！”莲娜连忙柔声道歉。她一边用手抚摩他的头发，一边不安地补充说：“我说的根本……根本不是那个意思，请原谅我！”

　　【 ②谢尔盖的爱称。——译者注】

　　以后的几天，谢尔盖带着莲娜上剧院去看演出，又一道参加了音乐会。

　　有一天白天，他打电话给莲娜，想约她去看电影，因为这天她没有课。

　　“找莲诺奇卡吗？她……她在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家。”莲娜家的小保姆玛露霞用迟疑不定的口吻回答说。

　　“她是谁？是女裁缝吗？”谢尔盖不高兴地问。

　　“不，您怎么啦！女裁缝是普拉斯科芙雅·谢尔盖耶芙娜，而这位是我们的邻居，就住在我们对门，隔一块空地，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她一直有病。莲诺奇卡常上她那儿去。今天也是一清早就去了。莲娜给她念的所有的那些旧信，都是她儿子从前在战争中寄来的，她儿子牺牲了……怎么样，要把莲娜叫回来吗？我这就去。”

　　“怎么，关于这位老太太的事，她一点儿也没有跟我提起过？”

　　“她是不好意思。”玛露霞压低声音飞快地说，“凡是她的女友们，或者那些年轻人问起她上哪儿去了的时候，她总是回答说上女裁缝那儿去了，再不然就说上什么……展览会去了。她吩咐我也照样回答。这话我只敢跟您说。”

　　“那为什么你就敢跟我说呢？”谢尔盖笑了起来。

　　玛露霞有点发窘，沉默了片刻后，听筒里又响起了她的声音，但已经信心十足，略带笑意了：

　　“当然喽，您和那些人不一样，对您可以直言不讳嘛。怎么样，要去叫莲诺奇卡吗？”

　　“算了，不用了。等一会儿我再打电话来。”谢尔盖沉吟着说，随即挂上了话筒。

　　晚上，他俩上电影院去了。

　　散场出来以后，他俩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各自想着心事。后来，谢尔盖问道：“你常到一位生病的老太太家里去是不是？常给她念信是吧？”

　　“我？谁跟你说的？”莲娜脸红了，不大自然地笑了起来，“想都没有想过的事。”

　　“嘿，你真傻，莲诺奇卡！”谢尔盖笑了起来，“好像生怕表现出优点来似的。”

　　作为回答，莲娜默不作声地瞧了他一眼，突然又微微一笑，完全像个孩子似的，慌乱而又信赖地一笑。谢尔盖注意到了她的目光，也看到了她的笑容，他心里猛地涌起一种异乎寻常的柔情蜜意。他紧紧地握住莲娜的手，靠向自己，同时身不由己地加快了脚步。这一瞬间，他的心中感到无比舒畅。

　　“好吧，就算我顺便到邻居家去过吧，”莲娜若有所思地说，“那真是个可怜的人！不久前她的儿子在柏林牺牲了。她现在落得孤苦伶仃。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怕啊！战争早已结束了，而她的儿子却牺牲了。”

　　“他是怎么牺牲的？”

　　“不知道，详细情况谁也不知道。他在驻德占领军中服役，可是在复员前夕突然失踪了，后来发现他被人杀害了。据那位团副政委给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的信上讲，这是苏联和德国人民的敌人干的卑鄙勾当。”

　　“当然，那儿还有残余匪徒，”谢尔盖肯定说，“还没有把他们消灭干净。同时，自然还有从西方潜伏进来的家伙，不过要想让我们的士兵……”

　　“谢廖沙，讲讲吧，你们在那边是怎么生活的？”

　　他们走到了高尔基大街上，莲娜提议绕到一家咖啡馆去用晚餐。

　　谢尔盖本来很开心，因为有许多男人都特别注意莲娜。可是后来却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原来，在咖啡馆里，他发觉，莲娜不时寻视着向她投来的目光，有时还不自然、不合时宜地对那目光报以微笑。不知为什么，莲娜忽然吸起烟来。他甚至认为，她这样做只是为了再显示一下自己裸露着的美丽的手臂。由于这一切，谢尔盖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了。所以，当莲娜邀他到她们学院去参加晚会时，他竟意外地断然加以拒绝了。莲娜委屈地撅起了嘴，但转眼间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又微笑起来。她开始叙说，导演巴兰诺夫为了拍一部新影片，准备从她那个班的学生中挑选几个人，她非常担心自己能否被选上。

　　“不过，我还是很有希望被选上的，”莲娜最后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有很好的外部条件。”

　　“可是内在的呢？”谢尔盖嘟哝道。

　　“哎，你还是那么天真，谢辽申卡。”莲娜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又往四下里望了望。

　　就在那几天，谢尔盖去过军事委员会和共青团区委会。区团委书记是一位身材矮壮，额头突出的小伙子，头戴一顶宽檐帽，身穿一件蓝色短上衣。他热情地和谢尔盖握了握手，好像和老朋友谈话似地说道：“坐吧，谢尔盖。随便谈谈吧，情况怎么样？”

　　“谈些什么呢？”谢尔盖笑了笑，“谈谈怎样打仗吗？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了。谈谈我们在德国过得怎样吗？这谈起来未免太枯燥了。”

　　“最后一段时期你是连里的共青团小组长吗？”

　　“不错。”

　　“听着，谢尔盖，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团委书记兴奋地说，“来吧，老弟，来干团的工作吧，好吗？”

　　“这件事需要考虑考虑。”

　　“考虑一下吧，现在先去休息，好好地想一想。”

　　三天以后，突然有人打电话来，叫谢尔盖去见区党委第一书记。

　　“您不是弄错了吧？”谢尔盖把听筒紧贴在耳朵上，又问了一句，“也许是叫我去见区团委书记吧？”

　　“不是，不是，谢尔盖同志，”传来一个响亮的女人的声音，“就是叫你上区党委第一书记沃洛霍夫同志那儿去。记住，时间是明天下午三点钟。听明白了吗？”

　　“是。明天十五点整我准时到沃洛霍夫同志那里去。”

　　谢尔盖挂上了话筒，惊奇地望了母亲一眼。

　　“真有意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咳，管他呢，到时候自然会明白。”他作了一个哲学式的结论后，又重新埋头看书。

　　“你怎么好久没有给莲娜打电话了？”玛丽亚·伊格纳契耶芙娜说道，“去吧，她一定会闷得慌的。”

　　“不一定吧，妈妈，”谢尔盖眼睛不离开书本，闷声闷气地说，“她周围有那么多有天才的小伙子……而且都是全面发展又有修养的！她从来也不会闷得慌的。”

　　“你在说些什么呀？”玛丽亚惊讶地说，“难道不觉得害臊吗？”

　　“这不是我说的！”谢尔盖气恼地顶了一句，“这是前两天莲娜自己跟我这样说的。”

　　“你先别忙见怪，好儿子，也许，你误解了她的话？她等了你多少日子，而你刚一回来，就见怪了。”

　　谢尔盖什么话也没有说。可是，当天晚上还是给莲娜去了电话。当他听见她那快活的声音的时候，心儿就不由自主地剧烈跳动起来。在咖啡馆里所引起的苦恼和烦闷，一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谢尔盖不再把它记在心上，他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再度汹涌起来的感情暖流中去了。他立即欣然同意和莲娜一道到电影之家去，参加对一部外国新影片的观赏和讨论。

　　第二天，谢尔盖在指定时间来到了区党委会。

　　走进区委书记办公室，谢尔盖看见，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胖胖的、头顶稍秃的人。他穿着一件蓝色军服上衣，左边衣袋上方挂着几枚勋章和一枚苏维埃代表证章。办公室的另一边放着一张铺着绿色绒毯的长会议桌。

　　穿军服上衣的人正和坐在对面圈椅上的人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他看见来客以后，连忙站起身来，走到谢尔盖跟前，说道：

　　“您好，科尔舒诺夫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巴甫洛夫同志。”

　　沃洛霍夫绕回桌子后面，坐下，戴上眼镜，然后从黑文件夹里抽出几张已经写好的材料来。

　　“那么好吧，我们来谈谈。”他草草翻阅了一下材料，随即一边将它放回文件夹里，一边不慌不忙地说，“我们请您来，科尔舒诺夫同志，是根据团委的介绍，要和您作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不过首先得请您先说说，您曾在哪里服务过，情况怎么样；在哪些战线上作过战，在什么地方担任过警戒任务。您的履历表和有关材料都在我们这里。但是，这里面写得太简单了。”

　　他把一盒香烟推到谢尔盖面前，谢尔盖道了谢，但却掏出了自己的烟卷。吸燃以后，他向燃着的烟头凝视了一会儿，随即开始叙述起来。起初，谢尔盖说得很慢，仿佛在琢磨字眼。可是，当往事历历浮现于脑际的时候，他的叙述便变得娓娓动听而且愈加详尽了。谢尔盖自己也逐渐地被这种描述所吸引了：他想起了曾经到过的国家和城市，想起了由于战争而得以相识的人们，以及他亲身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事件。

　　那两位注意地听他叙述，没有提出问题来打断他的话。谢尔盖谈完后，沃洛霍夫问道：“赫罗莫夫似乎曾建议您做团的工作。您给他答复了没有？”

　　“没有，我还没有答复，”谢尔盖承认道，“我又想学习，又想工作。但究竟上哪儿，还没有决定。当然，如果需要我的话……”

　　“现在要和您谈的是另一回事，”沃洛霍夫打断了他的话，“我们打算把您派到一个很重要，同时也是个很危险的工作岗位上去。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被派到那里去的。但对于您——积极的共青团员、英勇的战士和侦察兵，三枚战斗奖章的荣膺者，我们是很信任的，科尔舒诺夫同志。”

　　沃洛霍夫停了一下，敏锐地、试探地打量着谢尔盖。这时，在办公室里严肃紧张的静寂气氛之中，谢尔盖忽然想起了多瑙河上的雷雨之夜，映着火光的黝黑的天空，惨淡的照明弹亮光下的铁灰色的河水和昏暗的掩蔽部——谢苗诺夫少校在这里向侦察员们布置任务：深入敌人后方地带进行侦察。

　　谢尔盖心中充满着对往事的回忆，激动地站起来，坚决地说道：“我已准备好完成任何任务，区委书记同志。”

　　沃洛霍夫凝视着谢尔盖。

　　“科尔舒诺夫同志，这不单是一项任务，它应当作为你的终身事业，你的新职业。记住吧，在那里，胆小鬼将像叛徒一样受到严惩。但就是在那里，人们有时可以成为英雄，获得战斗勋章。那里正需要侦察员的战斗品质，还需要异常纯洁的心和坚强的手。”

　　谢尔盖聚精会神地、极感兴趣地倾听着，竭力想弄明白，沃洛霍夫讲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

　　“简单地说来，科尔舒诺夫同志，党和团组织打算把你派到民警机关最重要的工作单位——刑事侦查局去工作。”

　　沃洛霍夫的话使谢尔盖一时间感到十分惊讶。他期待着随便什么工作，可是，现在他听到的与他过去对前途的种种考虑和计划相距多远啊，目前的事对他来说不仅出乎意料，而且一无所知。他忍不住诧异地瞧着自己的交谈者，好像要弄清楚，这人是不是在和他开玩笑。

　　“这就是说，我们打算把您派到为苏维埃道德的胜利而斗争的最前线去。”沃洛霍夫继续说道，“当然，全体苏联人民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这场斗争。但是，只有民警局的侦查人员，是在直接同苏维埃社会的敌人——犯罪分子进行着面对面的决斗。而且，他永远应该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

　　听着沃洛霍夫的话，谢尔盖心中忽然明白了：他不仅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拒绝这种突如其来而又危险重重的工作。他觉得，眼前沃洛霍夫那红润而和善的面孔，忽然不可捉摸地变得尖锐起来，显得坚决而执拗。而他那双疲倦的、布满鱼尾纹的眼睛，这时却敏捷而锐利地盯着谢尔盖。谢尔盖感到这位人物的强有力的双肩上担负着某种重大的责任，现在他准备把一部分担子分给自己，因而要考查考查自己，是否配得上分担他的重任。谢尔盖这时已经全身心地渴望与这个人站到同一个战斗队伍里了。他信任这个人到了忘我的境界，就像信任在战场上派他去作战的那些人一样。

　　谢尔盖又体验到那种虽已淡忘，但仍很熟悉的面临战斗的激情。那是一种兴奋不安的感情，他的每一根神经纤维都颤抖起来，身上充满了沸腾的、无畏的力量。他知道，自己在任何时候都绝不愿意失掉这种感情。

　　“您必须很认真地作出决定来，科尔舒诺夫同志，”沃洛霍夫接着说，“它将改变您的整个生活，使您的生活里充满了各式各样不平凡的、令人忧虑的和危险的事件。因此，我们不要求您马上答复。您先考虑考虑吧。”

　　“不，沃洛霍夫同志！”谢尔盖冲动地叫了起来，“我已经拿定了主意。这是党派遣我去的！更何况这种工作对我很适合，我不愿意做其它的工作了。”

　　“那好极了，就这样吧。”沃洛霍夫一面表示同意，一面转身对巴甫洛夫问道：“喂，怎么样，要这个小伙子吗？”

　　“当然要。”巴甫洛夫微笑着说。

　　沃洛霍夫站起身来，绕过桌子，紧紧地握了握谢尔盖的手，亲切地说：“祝你顺利，科尔舒诺夫。祝你获得巨大的成就！”

　　“为苏维埃祖国服务！”谢尔盖严肃地回答道。

　　“好战士，”沃洛霍夫搂着谢尔盖的双肩，爱抚地说道，“正是我们的接班人。”

　　谢尔盖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家去了。明天他该到民警局干部科去报到了，后天就到医务委员会去检查身体，然后，像巴甫洛夫说的，再用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办理种种必要的就职手续。那时，他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玛丽亚·伊格纳契那芙娜给他打开了门。

　　“已经完全决定了，妈妈，”谢尔盖快活地对她说，“派给我的工作，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您也不会想到的。”

　　“我的天哪，究竟上哪儿去工作呢？”

　　“到民警局，妈妈，去做刑事侦查工作。”

　　“你说什么？”玛丽亚·伊格纳契耶芙娜急得把手一拍，“那你就同意了吗？”

　　“当然喽。”谢尔盖笑起来，向房里走去。

　　“捉拿骗子手，这就是你找的工作！”玛丽亚·伊格纳契耶芙娜责备地摇摇头，她把餐具从食橱里拿出来，手里端着盘子，但忽然又呆住了，惊恐地望着儿子，“谢辽申卡，这么说，一定很危险吧？跟这些该死的骗子手打交道，说不定他们会把你杀死的。”

　　谢尔盖只是笑了一笑。

　　“我在战场上打死的家伙，比这些坏蛋要厉害得多呢。妈妈，没关系的，我不是好好的嘛，什么事都没有。”

　　“那么，莲娜会怎么说呢，你就没有想想吗？”

　　“没有，没有想过。”谢尔盖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回答说，随即坐到自己的书桌旁，拿起一本书来。

　　但是，谢尔盖看不进去，他思绪万千，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使他没有心思去考虑书中人物的命运了。他想象不出未来的工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呢？那里的人都怎么样？他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也从未听到过有关他们的任何事。谢尔盖一想到莲娜，心里就激动不安起来。她对他命运中的这一转变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她会不会明白，是什么力量促使他采取这个决定的？也就是说，她是否理解他……是不是爱他。

　　他马上把书合上，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走到窗前。他想起了和沃洛霍夫的谈话，更加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同时还隐约为自己的新职业感到自豪。

　　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回到家里时，前厅里的电铃响了。谢尔盖听到了他和母亲在前厅的低声谈话。

　　“你知道吗，我们的谢廖沙要到民警局工作去了。”玛丽亚·伊格纳契耶芙娜忧心忡忡地说。

　　“到民警局？怎么搞的？”

　　谢尔盖丢下书本，跑进了前厅。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敞着大衣站着，一只手提着皮包，另一只手拿着皮帽子。秃顶周围的头发乱蓬蓬的，眼镜蒙上了水汽，胡髭上的雪花融化了。谢尔盖瞧瞧父亲，快活地大笑起来。

　　“请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著名的侦查员，科尔舒诺夫少尉。”

　　父亲不满意地摇摇头。

　　在吃饭的时候，谢尔盖把在区党委谈话的详细情形告诉了父亲。原来，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也认识沃洛霍夫，还不止一次地听过他的报告。而且有一次，沃洛霍夫与他们部里新党委委员们见面时，还和他谈过话。当时，沃洛霍夫微笑着对他说：“在党委会能和一位一流的会计师相见，这太好了，我很高兴认识您。”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对沃洛霍夫的评价也极高。可是现在，两种极端矛盾的心情在他脑子里斗争着：一方面，他希望他的儿子从军队里复员回来后，能干点正经、体面的工作；而另一方面，他印象极好的、极为尊重的区党委书记沃洛霍夫，却亲自把他的儿子召去，让他到民警局工作，并把这种工作说成是极其重要、甚至是极为光荣的事业。

　　“当然，说来惭愧……我从来没有想到，民警工作是这样一种严肃、甚至细致的工作；更没有想到，那儿是这样严格地挑选人才。”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摇摇头说，迟疑了一下又问：“那么，关于学习的事怎么办呢，儿子？”

　　“还不知道，”谢尔盖耸耸肩头，“这样的工作……”

　　“哎，不行。”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忽然坚决地反对说，“你这是放松自己。必须学习。当然，起初是一边做，一边学。现在，我的同志，到处都在学习，连老头子也不例外。”

　　“谢辽申卡会累坏的。”玛丽亚·伊格纳契耶芙娜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样不行，他小时候害过多少场病，后来又是战争，现在他的工作还没有头绪，你又要叫他学习。”

　　谢尔盖快活地大笑起来：“唉，你怎么啦，妈妈，现在哪儿还会有什么病！当然，我得学习。难道我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孩子他妈，你真是多虑，”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给儿子撑腰道，“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经历过多少坎坷啊，知道吗，还不是既要工作，又要学习。此外，还要追求你，那也耗费了我不少精力呢。”

　　“你就会开玩笑，”玛丽亚·伊格纳契那芙娜生气地责备他，但眨眼间又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你从来就能言善辩，没法跟你讲理。”

　　傍晚，莲娜打来了电话。

　　“谢廖沙，到区委会去过了吗？”

　　“去过了，怎能不去呢？”

　　“怎么样，大概给了你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吧，现在你可以骄傲了，是不是？”莲娜哈哈大笑起来。

　　“非常重要的任务。你连想都想不到的。不过，学习的事看来只好往后拖一拖了。”

　　“瞧你，谢辽申卡，这样的工作，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当然要把学习往后拖拖。”莲娜关切而喜悦地高声说，她稍稍迟疑了一下，接着问道：“你大概会有小汽车吧？”

　　“哦，这倒未必。”谢尔盖颇有分寸地回答。

　　“我明白了，你在电话里讲不方便，”莲娜急忙说道，“这样吧，我们一起去散步，你来找我，好吗？”

　　“好吧，我来。不过，假如不是‘重要任务’，你还会叫我来吗？”

　　“你怎么好意思这样说呢，谢廖沙！”

　　“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可别生气，我马上就来。”

　　在莲娜家，谢尔盖遇见一个面色苍白，梳着大背头，身材高而瘦削的青年。谢尔盖特别注意到他那条花花绿绿的领带和仔细修饰过的、发亮的手指甲。

　　“我叫阿尔诺尔德。”青年人一面自我介绍，一面懒洋洋地与谢尔盖握了握手。

　　“这位就是阿尔诺尔德，”莲娜一面说着，一面挽住谢尔盖的胳膊向饭厅走去，“他是全班的骄傲，是最有才华的一位同学。导演巴兰诺夫派他出演沙金一角。还记得吗：‘人，这是一个骄傲的字眼！’要像阿尔诺尔德那样说出高尔基的这句名言，还真得亲身体验很多东西才行。”

　　阿尔诺尔德走到前面，懒洋洋地往安乐椅上一坐，跷起了二郎腿，过不一会儿就漫不经心地抽起一支带金边的名贵香烟来。他用纤细的手指抱着膝盖，若有所思地仔细审视着墙壁上的一幅画。莲娜赞赏地看了阿尔诺尔德一眼，谢尔盖立即注意到了她的目光。

　　“阿尔诺尔德带来了葡萄酒和糖果。”莲娜匆匆地说，“糖果味道好极了，已经被我吃掉了一半，葡萄酒也别有风味。现在我们来尝尝，让我们来祝贺你的新任务，好吗？”

　　“嗯，好吧，我同意。的确值得为此干一杯。”谢尔盖回答说。他用习惯的动作整理了一下扎在宽皮带下面的军服上装，随即坐到了指给他的椅子上。

　　“这简直太妙了！”莲娜拍起手来。

　　她穿着一件时兴的连衣裙。谢尔盖特别留意到她的新发式：剪得短短的头发像戴在头上的花冠似的，使她的面孔看来好像一个活泼、淘气的少女。

　　“你头发的式样改变了。”他不由得脱口而出。

　　“你终于注意到了。”莲娜嫣然一笑，她没有察觉他的口吻里含有不快，还得意地补充说：“在波列那儿理的。他是阿尔巴特街的一位美容理发师。想想看，在他那儿理一次发要等三个月。到今天才轮到我。”

　　“妇女们有自己的生活乐趣。”阿尔诺尔德宽容地说，“只有原谅她们这一点。”

　　谢尔盖默不作声。

　　莲娜把水晶玻璃酒杯放到桌上，把糖果装在高脚盘里，然后请谢尔盖把葡萄酒的瓶盖启开。

　　当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她用郑重其事的语调说道：“喂，谢辽申卡，我们为什么而干杯呢？”

　　谢尔盖忽然感到又好笑又难过，他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来庆贺自己新生活的开始。不，莲娜，尤其是这个青年，是不会懂得沃洛霍夫的话在他心中唤起了怎样一种感情和想法的，他们完全不会像他——谢尔盖这样来领会沃洛霍夫的话。也许，对他们还是不谈为妙？但是，谢尔盖不惯于退却。

　　他站起身来，举起自己的酒杯，带着挑战的神情说：

　　“我将在民警局当一名普通的刑事侦查人员。这是非常重要而光荣的工作，让我们为此同干一杯。”

　　莲娜又惊讶又迷惘，拿着酒杯呆住了。而阿尔诺尔德则点点头，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酒。

　　“在民警局？”莲娜怀疑地反问一遍，“当一名普通的侦查人员？这多可怕呀。”

　　“为什么可怕？”

　　“这是低下而肮脏的工作，”莲娜回答说，她嫌恶地耸耸肩头，“这不是知识分子干的工作。”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莲诺奇卡，”阿尔诺尔德说，“而且归根到底，每种工作都是对社会有益处的。”

　　谢尔盖表面上显得异常镇静，只是他那双天蓝色的眼睛变得狭窄而阴沉起来。

　　“你说，这是低下而肮脏的工作吗？”他缓慢地说道，“还可以加上一句，这是困难而危险的工作。这完全和在战场上一样。你们是不会懂得的。演员……我也知道，真正的演员是什么样的。至于你们……不用提了！”

　　谢尔盖猛然转身走向前厅。等莲娜追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穿好军大衣，戴上帽子了。

　　“谢廖沙……唉，你上哪里去，谢廖沙？……”她激动得断断续续地说道，“我并没有想得罪你，可是你……你做得不对呀。”

　　“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谢尔盖抓住房门把手，冷冷地回答道，“正像你们一样，别了！”

　　房门砰的一声被带上了。

　　谢尔盖走到街上，回头望了一下。这所高大的楼房，大门上面饰着浮雕，还有阳台和彩色陶饰，从前在谢尔盖眼里曾是那么亲切，而现在却变得冷淡而疏远了。

　　直到月底，谢尔盖才终于接到上班的通知，第一次跨进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大门。

　　谢尔盖不慌不忙地仔细瞧着宽敞而明亮的走廊，沿墙摆着一排曲背的浅色大长椅，还有一扇扇包着皮革的房门，他走进了指定的房间。

　　“是科尔舒诺夫吗？”一个肥胖的、光头的人问他，同时从桌后微微欠起身来，把手伸给谢尔盖，“非常高兴！我是左托夫。您将在我这个科工作。请坐。现在我给您介绍一下格朗宁同志。”

　　他转身到一张小桌旁，在几部电话中拿起一部电话的话筒，拨了一个短短的号码。

　　“是格朗宁同志吗？请上我这儿来一趟。”

　　格朗宁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浅色头发、面容开朗而善良的人。他像遇到老朋友似地，无拘无束地和谢尔盖打了招呼，随即用他那男低音简洁地说：

　　“就是说，今后我们将在一起工作喽，好，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我在三十号房间。”

　　格朗宁离开房间以后，左托夫说：“他是一个很棒的侦查员，您可以跟他学到不少东西。”

　　后来，他又拿起听筒，拨了另外一个号码。

　　“依里亚·格利哥里耶维奇，新同志科尔舒诺夫来了。您好像要亲自和他谈谈？准确无误。是。”

　　左托夫站起身来，对谢尔盖说：“走吧，我带您去见莫斯科刑侦局局长西兰契耶夫上校。”

　　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在一张黑色大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瘦瘦的人。他穿着蓝色便服上衣，斑白的头发往后梳得光光的，正在打电话。他看见走进屋里的人，对他们点了点头，用手指了指自己桌旁的沙发椅。谢尔盖和左托夫坐了下来。

　　“不行，不允许。必须在今天夜里行动。”西兰契耶夫对着话筒说道，“不能再迟了……就这样吧……我明白。对，得派一个有经验的而且特别勇敢的人去……这个人行。好，行动吧，要及时向我汇报结果。”

　　谢尔盖环顾四周，这里像所有负责干部的办公室一样，放着一张长长的铺着绿色绒呢的会议桌，桌子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苏联地图，有一张宽宽的带有雕花靠背的长沙发，屋角茶几上摆着一架用玻璃罩罩着的古老的时钟。

　　但谢尔盖感到，这间办公室里的陈设和通常的办公室并不完全一样。一幅大得几乎占据了整个墙壁的、插着五颜六色的小旗的莫斯科市区图和两个保险柜，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靠着局长的写字台的那个保险柜，显得沉重而古旧，漆成浸染的柞木颜色，并绘有奇妙的花纹。谢尔盖又发现，办公室另外还有一道门。

　　在西兰契耶夫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打材料。最上面的一页被翻开了，稍稍挪到了一边。谢尔盖无意中好奇地看了一眼，上面写着：“绝密。侦查情报。”西兰契耶夫向他的目光盯了一眼，笑了笑，但没有去挪动文件。谢尔盖不好意思地把视线移开了。

　　西兰契耶夫终于打完了电话，站起身来，向谢尔盖伸出了手，并迅速而敏锐地把他打量了一番。

　　“很高兴认识您，科尔舒诺夫同志。巴甫洛夫谈过一些有关您的情况，但我觉得还是太少了。”他转身对左托夫说：“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您要是有事，就忙您的去吧。”

　　左托夫点了点头，走出了房间。

　　“现在来谈谈您未来的工作吧，”西兰契耶夫转入了正题，“老实说，这事是不一般的，当然不是一下子能讲透的，今后还得由您自己来认识体会。但是，有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到根本性质，也就是我们的工作原则，我认为现在就应该把它说清楚。问题是这样的：在我们这里，犯罪分子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都是些什么人？”西兰契耶夫察觉到谢尔盖那天蓝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毫不掩饰的、难以忍耐的好奇的光芒，于是笑了笑，说道，“在西方，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贫困和失业常常使人走上犯罪的道路，还有无厌的贪欲，对权势的崇拜，残酷无情。总而言之，这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但在我们这儿呢？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培养诚实的人。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可以用诚实的劳动来谋求生存。那么，犯罪分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觉得，问题的发生常常是从家庭开始的。”

　　西兰契耶夫皱了皱眉头，继续阐明自己的想法。当然，假如家庭教育不好，方法不对，首先在孩子身上会产生轻视劳动、虚伪、自私、贪婪等恶劣品质的萌芽，继而养成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心理。而诚实的劳动需要意志力，需要明确的远大的生活目标。也许，一个青年在成长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去违犯国法。但在他的生活道路上，有可能偶然出现一个早已犯了罪的人。那人通常年岁较大，活动力强，时时刻刻企图影响周围的人，传染他们。当然，这种影响一定会被道德纯洁的现代苏联青年排斥、克服的。可是，如果一个人的品德尚未定型，便有可能向这种影响让步，甚至屈服。那时，他身上的一切落后因素便会染上新的、犯罪的色彩。

　　“懂得我的意思吗，科尔舒诺夫？”

　　谢尔盖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听得非常专心，竭力不放过西兰契耶夫的每一句话。因为，从明天起，这些话对于他就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了。现在，这便是他的工作、他的切身事业、他的职责。

　　这时，西兰契耶夫继续热烈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怀着职业的敏感揣测着这位年轻的交谈者的心态。他仿佛自己在替纠缠着谢尔盖的问题作答：

　　“是的，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家庭。我们的学校工作，工厂和高等学校的教育工作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集体还不善于坚持不懈地去影响青年，吸引他们参加一些有益而意义重大的活动。列宁教导我们说：‘哪里我们的影响减弱，那里就不可避免地增长敌对的思想和观点的影响，增长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低级趣味和旧习惯势力的影响。’这是一条被生活本身证实了的，不变的法则。犯罪分子——苏维埃社会的敌人，便是这样产生的。而我们正在和他们进行着势不两立的、决死的斗争。”

　　西兰契耶夫点燃烟卷，并把火柴递给了谢尔盖。谢尔盖下意识地接过它，一时竟未发觉，熄灭了的烟卷已经在手中搓捻很久了。他的脑子里全是别的事，直到此刻，谢尔盖才开始明白，他跨入了怎样一个世界：这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命运和性格是多么复杂难解啊。这突然出现的生活的另一面，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也是从来没有注意到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斗争。”西兰契耶夫意味深长地望了谢尔盖一眼，继续说：“我们知道，大部分犯罪分子是可以改造过来的，他们还可以重新做人。只是要善于发现他们心灵深处潜藏着的良知，把它发掘出来，让这星星之火炽旺起来。但也有另外一种最危险的犯罪分子——这就是那种良心已经完全泯灭了的、没有可取之处的人。这种人是不会得到宽恕的，我们要像消灭死敌一样地把他们消灭干净！”

　　西兰契耶夫稍稍沉默了一会，严肃地说：“作为开始，科尔舒诺夫，要记住主要的东西。我们永远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因为罪犯不是在真空里生活和活动的，经常有许多双诚实的眼睛有意或无意地在监视着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获得不少有用的信息。但必须善于正确地利用它们。这点非常重要，这里的学问很不简单。”

　　的确，谢尔盖现在好像开始懂得这一层了。

　　西兰契耶夫看了一眼他那担心而又有些惶惑的面容，不禁微微一笑，换了一种口吻说道：“科尔舒诺夫，他们大概已经对您讲过，我们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和光荣了。我还应该补充一句，它会给您带来极大的满足。当您制止了或是揭发了犯罪事件，看见您所拯救的或帮助过的那些人生活得很幸福，并对您深怀谢忱的时候，您不会感到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在我们的工作中，危险性也好，冒险精神也好，揭开秘密的热诚也好，都是与光明正大的目的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一切是从事任何其它职业的人所无法了解的。

　　“但是，我想预先警告您一下，我们成天和罪犯打交道，每天做着同一件事——清除潜藏在我们生活隐蔽处和各个阴暗角落中的污秽。这种工作当然是重要而光荣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前进。但就在这里也潜伏着一个很大的危险。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您可能会突然感到，生活中充满了污秽，全是污秽。您可能会因此而丧失对前途的信心，觉得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于再也不相信人了。这是非常危险的。犯罪分子绝不能遮住我国现实生活的光辉，更不能破坏我们对正直的苏维埃人的信任。我深信，你会和我们大家一样，克服这种所谓视觉上的错觉。也有个别人做不到这一点，这样的人是不能留在我们这儿的。要记住，应该相信人们。这点之所以特别重要，还因为对人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工作作风，影响到具体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咳，你瞧，”西兰契耶夫笑了笑说，“我给您上了整整一堂课。不过，尽管放心，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您的具体职责是什么，左托夫和其他同志会告诉您的。顺便说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友爱的大家庭。有老头儿，例如我和我的副手桑德列尔上校。桑德列尔——那是本行的专家，可以说，是我们的元老，也是刑事侦查局的一部活的历史。这里的工作人员有一半是他的学生。我们这儿年轻人也很多。您一定能找到忠实的朋友，这是像战场上那样的真正的战斗友谊，实际上我们每时每刻都置身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随时随地都置身在枪口下。您还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这种工作的集体性是非常强的。我敢肯定地说，任何一件罪行，尤其是头绪纷乱的复杂案件，绝不是一个人，哪怕是最有本领的人，单枪匹马就能揭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情节惊险离奇，莫过于福尔摩斯，但这只是故事。虽然，它非常引人入胜，很精彩，也有真实的成份，可终究不过是故事而已。”

　　“您瞧，我又把话匣子打开了。”西兰契耶夫懊悔地把手一挥，看了看表，“总而言之，我喜欢刑侦局。”他站起身来，结束说：“科尔舒诺夫同志，我祝贺您加入我们的队伍，衷心地祝您成功。”

　　谢尔盖从西兰契耶夫的办公室出来，心中充满了不平常的、强烈的感觉。他在走廊里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好收收心，让自己平静一会儿。

第二章 错综复杂的案件

　　黄昏降临了。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走廊里空无一人。凉风从敞开的窗口吹了进来。

　　谢尔盖坐在自己的桌旁看着书。不知道是因为这本书没有意思呢，还是因为对许多日常工作不习惯而感到困难重重，他的思想老是开小差，看不下去。

　　对面桌旁坐着科斯加·格朗宁。他正俯身在国际象棋棋盘上，一面看棋谱，一面动棋子。

　　谢尔盖和格朗宁虽然性格不同，却已经成为好朋友了。格朗宁严肃、寡言，总是那么沉着冷静。当急躁而敏感的谢尔盖热烈地发表意见时，他却常常善意地微笑着静听。

　　格朗宁比谢尔盖大四岁。他生于乌拉尔，早在莫斯科“镰刀与锤子”工厂的马丁炉①旁工作时就念完了夜校。战争时期格朗宁是在装甲列车上度过的。他深深地感到，对于他这样一个炼钢工人来说，在战场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岗位了。战争胜利结束一年之后，他回到了莫斯科，本来渴望重新站到马丁炉旁，不料区党委却另有安排。于是，共产党员格朗宁来到了刑事侦查局。

　　【 ①马丁炉——平炉。法国工程师马丁首先奠定了平炉炼钢法的基础，因而得名。——编者注】

　　格朗宁一贯喜欢那些活泼而善于交际，思维开阔而又博学的人。因此，他很快就和谢尔盖成了好朋友。对于书籍和象棋的共同爱好使他们的友谊愈益巩固了。

　　这是谢尔盖第三次值夜班了。每次他都怀着不安而又兴奋的心情期待着不寻常的事件发生，以便实地检验一下自己的侦查能力。每次谢尔盖都对自己说，像莫斯科这样的大都市，在漫漫长夜里，一件严重事故也不发生，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夜过去了，刑侦局的外勤值班人员仅仅搞了些街头巷尾的抢劫案，或是对入室撬窃、小偷小摸的罪犯进行审讯。其实，这些小案子通常都由区民警分局负责处理，刑侦局不管这些事。

　　“对白棋来说，牺牲王后左前方的卒子，作为开局是最好不过的了。”科斯加终于说话了，他往椅背上一靠，舒适地伸了个懒腰，接着看看表，站起身来，穿上上衣，说道：“我到小卖部去一趟，再过半小时它就该关门了。我去拿一瓶水，你大概也饿了吧？那我再带几片夹肉面包来。”

　　谢尔盖刚想回答，电话铃就突然响了起来。“内部电话”一两个人的脑海里同时闪过了这一念头。这就意味着，电话是刑侦局值班人员打来的，也就是说出了事故。

　　格朗宁作为组长，拿起了话筒，没过一秒钟，谢尔盖便根据他的面部表情知道：发生了严重的事件。不等通话终了——其实总共也不过几句话——谢尔盖就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披起上衣，迅速拉开了桌子的抽屉。那里放着预备好的手电筒和放大镜。

　　这时，格朗宁已打完了电话，匆匆向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说：“发生了凶杀案，入室抢劫，在我们的管区内，走吧……”

　　一辆大汽车，不时鸣着警笛，沿着灯光耀眼的繁华街道向前疾驰。这--次，整个值勤工作组都出动了：几位侦查员、法医、特技科的检验员、摄影师、警犬教练员带着他的警犬。全体人员都聚精会神，默默无言。黑暗中只有烟头的火光在闪烁，还有法医的眼镜时而闪现出的反射光。“就像在战场上去执行战斗任务一样。”这感触在谢尔盖心中一闪而过，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上衣下面挂在腰带上的枪套和枪。

　　房主回家后惊慌失措地打电话报案后，过了二十分钟，刑侦局的工作组到达了案发现场。

　　区民警分局的工作人员已经采取措施保护现场了。除了他们之外，住宅里还有两个人：一位是身材高大、宽肩膀的老头，他戴着一副眼镜，身穿深蓝色的上装，白头发剪得短短的。另一个是穿着花连衣裙的金发姑娘。这个叫阿莫索夫的老人，由于流泪过多，双眼发红了。那姑娘心惊胆战地东张西望着，两颊在发烧。

　　从过厅里可以看见厨房。敞开的门通向饭厅。那里，在扔得到处都是的什物中间，躺着一具姑娘的尸体。

　　五分钟后，左托夫来了。

　　在给谢尔盖分配任务时，左托夫断断续续地说道：“开始工作吧，科尔舒诺夫。把检查饭厅的记录写好，等一会儿交给我。要记住：我们总是从茫无头绪的情况开始的。每件小东西都可能有重大的意义。要试着把许多细节联系起来，作出结论。”

　　于是，谢尔盖坐下来，面对着空白表格，开始全神贯注地考虑：怎样详细、准确、条理分明而又简明扼要地记下这里乱七八糟的一切。要写得让别人看了他的表格，就能正确而一目了然地想象出现场的一切情景。

　　谢尔盖觉得，在他刚刚仔细检查过的这间陌生而神秘的房间里，所有的物件都隐藏着尚未发现的犯罪的痕迹。就是他自己来到这里，而且在这样的时刻，也是件新奇而不平常的事。谢尔盖不时用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不禁大为惊讶。在这里忙碌着的摄影师和法医的那种安详，那种像是处理日常工作似的一丝不苟的态度，也使他感到奇怪。

　　他注意到：被害的姑娘穿着一件睡衣，长沙发上的被褥也还没有收拾好。“凶杀是在早晨发生的。”谢尔盖断定。他打算把他的设想和其它一些事实对照一番，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原来，并不那么简单。”谢尔盖怀着既懊丧又崇敬的心情想道。

　　阿莫索夫老人向房里走来，他畏畏缩缩地侧身而入，在门口停住脚步，无力地垂下双手。谢尔盖看见，他注视着受害者的眼光是那么痛苦而茫然，于是猜到了：死者是他的女儿。

　　有人在阿莫索夫的肩头上推了一下，说了声：“对不起。”随即轻轻地把他推到了一边。这人是科斯加。他走到谢尔盖身边，弯下腰附耳悄声说：“桑德列尔来了。正在讯问那姑娘。你这里怎么样了？”

　　“我这就弄完了。”

　　这时，他们看见阿莫索夫猛地转过身去，脸贴着墙，闷声痛哭起来。

　　谢尔盖凝视着高高的、略微有点伛偻的老人的身影，感觉到，自己紧握着钢笔的手痉挛地颤抖了起来，一股寒气透过了他的脊背。他听到了科斯加急促的呼吸声。谢尔盖再一次体验到，自战争结束以来已经陌生了的那种怒火，又在胸中燃烧起来：“什么人胆敢做出这样的事呢？”

　　一个工作人员探头向门里望了一眼，说道：“桑德列尔要看检查饭厅的记录，快送到对面房间去。”

　　谢尔盖赶快写完记录，在把它交给桑德列尔时，他不由自主地停留了一会儿，听了听对姑娘的讯问。她回答问题的语调显得过分诚恳和悲哀，谢尔盖好几次察觉到，她那双稍稍凸出的天蓝色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惊恐的神色。他觉得这眼光是那么小心翼翼，仿佛隐瞒着什么，又仿佛在探问：“你们是不是在怀疑我？可千万别猜到什么呀。”

　　深夜三点多钟，工作组离开了现场。半小时后，在桑德列尔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

　　“这样吧，同志们，我们来作一个初步总结。”桑德列尔说话的声音不大，“对案发现场侦查的结果，使我们了解了如下事实：昨晚九点多钟，工厂的工段长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阿莫索夫回自己的住宅去。他在大门口碰见侄女瓦伦丁娜·米海依洛芙娜·阿莫索娃。她也是该厂女工，在春季里被派到查哥尔斯克代木场工作去了。通常她总是在星期六到叔叔这里来，以便在他家过星期天。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星期五就来了。侄女告诉叔叔说，白天她就来叫过门，但是没有人给她开门。另外还有阿莫索夫家的一个熟人，昨天也来过两趟，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

　　“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果利科娃。”左托夫提醒他。

　　“对，不错，果利科娃也来叫过门，也是没有人给她开门。阿莫索夫一下子紧张起来，跨上台阶，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大门，当即发现女儿被人杀死，住宅遭到抢劫。犯罪的时间可以准确地断定是在星期五上午。当时，柳芭·阿莫索娃刚起床，正在厨房里预备早点。罪案发生的时间还因以下情况得到进一步证实：上午十点钟光景，阿莫索夫曾和女儿通过一次电话。据侄女瓦伦丁娜说，她从查哥尔斯克来到叔叔家是在十一点多钟，那时已叫不开门了。而果利科娃来叫门已是一小时之后的事。其次，检验员确定，犯罪分子是从正门进入住宅的，门锁没有受到丝毫损坏，也不是被万能钥匙打开的。我说得对吗？”

　　“完全正确，上校同志。”检验员点头说，“经过爱克斯光检验，查明锁的内部零件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拆开检查时也没有发现新挫伤的痕迹，检验记录已经收入案卷。”

　　“由此可见，”桑德列尔继续说，“门是女主人自己开的。但是，阿莫索娃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是从不给外人开门的。从这儿可以得出第一个重要的结论：叫门的声音一定是她所熟悉的。这个结论还可以用下面的理由来认定：即这样的案子没有内线是干不成的。必须有人事先了解阿莫索夫家的财产状况、家庭成员以及主人不在家的时间等内情。而且，犯罪分子对阿莫索夫的妻子到基辅的娘家去一个星期的情况也一清二楚。我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一点。现在，我们再把目光放到第二个要点上：凶杀是与入室抢劫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阿莫索夫家的许多贵重的物品被抢劫一空了。”

　　“他们还抢走了阿莫索夫的侄女挂在前厅里的一件新大衣，”有人插了一句，“她特地要求将它列入失物清单里去。”

　　“这有可能。”桑德列尔同意说，“既然如此，犯罪分子绝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一大堆皮箱和包袱在街上招摇过市。因此，他们一定是用汽车把所有的东西运走的。用汽车！”他强调地重复了一句，又忽然转过身来问谢尔盖：“我讲的全部过程您都明白吗，科尔舒诺夫？请别见怪，您是新手，又是头一次碰上这种大案子。”

　　谢尔盖迅速地站起身来。

　　“正是这样，上校同志，全都明白了。”他稍稍迟疑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您允许，我想说一说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它至关重要。”

　　许多在座的人听到这几句话时，都禁不住坦然地笑了起来。左托夫惊异地扬了扬眉毛。

　　一个身材不高、外表瘦弱的侦查员沃龙错夫，凑到邻座一位同志的耳边，不大友好地低声说：“好出风头的家伙，想在首长面前逞能。”

　　桑德列尔素来不喜欢别人作过早的猜测，可是这一次竟和蔼地点点头：“说吧。”

　　谢尔盖已经觉得自己失言了，但反悔已来不及了，何况心中的念头确实使他不安，要加以证实。于是，他尽量心平气和地说道：“我认为瓦伦丁娜·阿莫索娃并不老实，她的证词和行为都需要加以检查。”

　　“您的意见呢，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桑德列尔转过头问左托夫。

　　左托夫耸耸肩头，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也许，这个意见有些道理。不过不能把这种推测看成是主要线索。”

　　“只要抓住这一点查下去，包管会有收获！”谢尔盖大声说，“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嗬，这么说一切都迎刃而解喽。”沃龙错夫用嘲笑的口吻低声说，“你以为这案子已经破了吧。”

　　“科尔舒诺夫，现在随便猜测是危险的。”桑德列尔严肃地说，“每一种推测都需要加以验证。对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推测也不例外。”他指示左托夫说：“把有关阿莫索娃的侦查工作交给他。十一点以前把破案的具体计划交给我。完了，现在散会，同志们。”

　　第二天，谢尔盖传讯了瓦伦丁娜·阿莫索娃。

　　他为自己的第一次审讯作了仔细的准备工作，把应该提出的问题，以及前后的连贯性都作了郑重的考虑，竭力使问题一个衔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尖锐，同时揭示出事件的方方面面，新的重要的关键。总之，要使对方无法掩饰自己的罪行。

　　谢尔盖对于阿莫索娃就是罪犯这一点，几乎毫不怀疑。他幻想着一下子就把她的罪行揭穿，用一连串的问题逼得她走投无路。这毕竟是他第一次进行审讯，第一次进行单独的、面对面的斗争。他的意志力、智慧和机敏都将受到一次严重的、异乎寻常的考验。谢尔盖的确感到极其激动不安。

　　起初，阿莫索娃表现得疑疑思思、信心不足，回答问题既急躁又啰嗦，她垂着覆满金发的头，不时地瞧一瞧谢尔盖的眼睛，仿佛在捉摸他对自己回话的态度，寻求他的同情。

　　谢尔盖提出问题的语调断续而粗鲁，他用怀疑、刺人的眼光盯着阿莫索娃。他感到她的话里掺杂着谎言，却又无法揭穿她。这样一来，他那精心准备的、条理分明的整套问题都显得流于形式而十分肤浅了。揭露阿莫索娃的希望自然也就逐渐在消失。

　　但是，谢尔盖不愿承认失败。他恨不得立刻对阿莫索娃大声叱责，迫使她吐露真情。他心中的愤怒妨碍他冷静地思考，妨碍他去抓住阿莫索娃所谈的事实，并把它们联系起来。谢尔盖丧失了主动，失去了审讯的思路、目的和攻势。

　　而谢尔盖越是生气，越是难于自我克制，阿莫索娃就越是说得凄婉、执拗，越是温柔地、甚至好像十分感激地企图对他报以微笑。

　　坐在对面桌子后面的格朗宁，本来在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这时终于抬起头来，仔细地看了谢尔盖一会儿说：“科尔舒诺夫同志，好不好让这位女公民到外面走廊上去歇一会儿，我这儿有个问题要找您。”

　　瓦伦丁娜站起来，把衣服扯了扯，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就走出去了。

　　当房门被带上以后，格朗宁说道：“你审讯的方式不对头，谢尔盖。还记得桑德列尔是怎么对你说的吗？你预先就认定她是罪犯，这样是不行的。还有一点，应当让她信任你，让她自己坦白。而你却像一只发怒的火鸡似地瞪着她。”

　　“如果她撒谎呢！”谢尔盖暴躁地说，“她还挤眉弄眼！难道你要命令我向她献殷勤不成，嗯？”

　　“是的，我命令你这样做。”格朗宁坚决地说，“你说她撒谎未免为时过早了。现在结束你的审讯吧，下一次你就会变得聪明些了。”

　　科斯加重新埋头工作，以此示意谈话已经结束了。谢尔盖本来打算继续争论，但终于克制住了自己，让步了。

　　一小时以后，谢尔盖拿着审讯记录，走进了左托夫的办公室。

　　左托夫注意地听了他的报告，看完了记录，若有所思地说道：“嗯，坦白地说吧，审讯没有结果。不过还是了解到一些事实。这样吧，拟一份这方面的工作计划，举出一些具体措施来。”

　　“计划已经拟好了，少校同志。”谢尔盖迅速地回答说，同时把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放到桌上，“格朗宁帮着我拟的。”

　　“格朗宁吗？好极了。”左托夫点点头，“让我们看看。”

　　他不慌不忙地用手帕擦了擦剃过的、因出汗而发亮的光头，拿出烟卷，把烟头搓了两下，津津有味地吸起来。然后，在一张纸上划掉“四”字，叹了一口气，写上一个“五”字。原来，科长对一天所吸的烟是要计数的。

　　左托夫和谢尔盖详细地讨论了工作计划以后，满意地说：“好，就这样，执行去吧。这是您第一次独立工作，要尽量客观些、冷静些，要反复查对每条口供，有些口供可能是不确切的。好吧，祝您成功。”

　　左托夫站起身来和谢尔盖握了握手。在他那宽阔的有痘痕的脸上浮现出非常和善的、慈父般的笑容。谢尔盖知道，在战争期间，这位老矿工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卡图可夫将军领导的突击部队的一名战士。而左托夫在和谢尔盖握手的时候想道：“这个小伙子总地说来是不错的，和我的辽什卡有些相像。只是，蓝色的眼睛、黝黑的面孔和漆黑的头发显得太漂亮了一些。总之，挺惹人注目的。”

　　星期一晚上，谢尔盖很晚才从查哥尔斯克回来。

　　第二天，虽然谢尔盖故作镇静地坐在自己的桌后翻阅文件，但格朗宁仍然发现：谢尔盖容光焕发、面带喜色。

　　他怀疑地望着自己的朋友，问道：“喂，这一趟收获怎么样？看样子你挺得意的。”

　　“有那么一点点。”谢尔盖故弄玄虚地说，“告诉我，左托夫在吗？”

　　“你找他有什么事？”

　　“请他批准逮捕瓦伦丁娜·阿莫索娃。”谢尔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什么？”格朗宁大吃一惊。

　　“啊，这就是力量！”萨沙·罗巴诺夫故作赞叹而又夸张地说道，他也是本科的侦查员，过去曾是一名海军上士，是一个爱取笑逗乐，生性快活的人。

　　“简直像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他仍然用那种语调继续说下去，“谢尔盖·科尔舒诺夫根据纯逻辑推理，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吸了十袋烟，作了一次神秘的旅行，一举侦破了一件极其复杂的案件。同志们，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教训，应当……”

　　“别胡说八道了，萨沙！”格朗宁打断了他的话，又转向谢尔盖，生气地说道：“我们见首长去吧。”

　　左托夫严肃地接见了他们。

　　“报告一下头两天工作的结果吧。格朗宁，您先谈，现场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格朗宁那愁眉不展的面容马上兴奋起来。

　　“有一点收获，少校同志。星期六我找到了第一批见证人。我的出发点就是罪犯是乘坐汽车来的这一预测。时间也基本清楚。不过，我查问过的那些人中，管院子的也好，住户也好，都没有看见汽车，只有在院子里玩的几个孩子注意到……”

　　“很好的情报来源。”左托夫赞许地说，“要记住这一点，科尔舒诺夫，孩子们善于观察，精力充沛，记忆力也强。”

　　谢尔盖点了点头，他注意地听着格朗宁的报告。当他预感到自己的报告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时，就不免有点嫉妒了。

　　格朗宁继续说道：“情况是这样的：孩子们告诉我，当时在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大轿车。但是汽车的号码和牌子他们都不知道。也没有看见那些坐车子的人。”

　　“真有意思。”左托夫一边说，一边把面前的一堆削得尖尖的铅笔摆好，“您说完了吗？”

　　“是的，说完了。”

　　“目前，材料掌握得太少了。必须找到这辆汽车。科尔舒诺夫，现在您说吧。”

　　格朗宁讥讽地瞧了瞧激动不安的谢尔盖。后者看到了他的目光，皱了皱眉头，开始报告：“我先谈谈有关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一般情况。在群众关系上和工作上，人们对她的反映都不好。她的业余时间全消磨在舞会里。她的朋友中有许多人在民警局里都有案可查。他们从前曾因各种不同的犯罪行为被判过刑，现在仍然过着形迹可疑的生活。阿莫索娃性情懒惰，收入很少，但对于服装的兴趣却非常浓厚，时常抱怨钱不够用。其次，她很羡慕她的堂妹柳芭·阿莫索娃，忌妒她的服装和她家的富有，还常常公开地这样说。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阿莫索夫是厂里知名的工段长，老共产党员，曾数次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国。”

　　左托夫靠在安乐椅背上，平心静气地摆弄着自己的那些铅笔。

　　“不仅仅是这些吧？”当谢尔盖略微停顿的时候，他抬起头来问道。

　　“是的。”谢尔盖迅速地回答说，“已经查明，阿莫索娃的口供全是一些谎话。首先，她曾声明，因为她已经完成了一周的生产定额，所以在星期五就到莫斯科来了。这是假话。她是无故旷工，谁也没有准她的假。其次，她说她是和女友席里钦科和伊凡诺娃一道上莫斯科来的，这也是假话。那天她们两个人都照常上班，根本没有到莫斯科来。第三，阿莫索娃还隐瞒了一件事，她早在头一天，即星期四就曾到莫斯科来过一趟，当天又回查哥尔斯克去了。老工长阿莫索夫不知道这回事，因为他上班去了。第四，阿莫索娃说，犯罪分子把她的新大衣也一起抢走了，这也是假话。在她头一次从莫斯科回去的时候，就把这件大衣带回去了。当她第二天重返莫斯科的时候，把这件大衣放在女友那里，还留了张便条，请她们马上把这件大衣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真见鬼！”格朗宁脱口而出。

　　“这些都是事实。”谢尔盖结束了他的报告。

　　“您的结论是什么呢？”左托夫把桌上的铅笔收起来，从容不迫地问道。

　　“结论只有一个：”谢尔盖用十分自信的语调回答说，“瓦伦丁娜·阿莫索娃是这个案件的参与者。是她做的内线，柳芭·阿莫索娃是听见她的声音才把门打开的。”

　　“好吧，”左托夫转向格朗宁问道，“您的意见怎么样？”

　　格朗宁用宽大的巴掌托住下巴颏儿，考虑了片刻说道：“我认为，材料很有意思，也很重要。只是暂时还不能逮捕阿莫索娃，因为还没有直接的罪证，而且间接的罪证也还很少。”

　　“但是，如果听凭她逍遥法外，她会回到查哥尔斯克去的！”谢尔盖急躁地反驳说，“那时她会打听到我曾上那边去过，猜测出我此行的目的，就会警告同谋者。他们会隐藏起来的。”

　　“等一等，科尔舒诺夫。”左托夫说，他作了个手势让谢尔盖安静下来，又说：“所有这一切我们自己都明白，可是格朗宁是对的。今天您再把阿莫索娃传来审讯一下。要知道，她终究还是个难于捉摸的姑娘啊。好，格朗宁！我急切地等待着有关汽车的新材料。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谢尔盖站起来，微微耸了耸肩。他觉得很委屈。实际上他获得了那么重要的材料，而且实质上只有他提供了有关本案的确实证据。“瞧吧，他们总会看到，究竟谁是谁非？”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从左托夫的办公室走出来。

　　对阿莫索娃的再度审讯毫无结果。“难于捉摸的姑娘”仍然是难于捉摸。可是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它使得格朗宁也好，甚至左托夫也好，都不得不对谢尔盖的推论另眼相看了。

　　中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请科尔舒诺夫同志接电话。

　　“我是果利科娃·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您记不起来了吗？我必须和您谈谈，而且越快越好。我就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是用公用电话和您联系的。”

　　二十分钟后，一位面色绯红的、满头大汗的、很胖的中年妇女跨进了谢尔盖的办公室。她气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一只手捏着一块揉皱了的湿手绢，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沉重的买菜用的提包。

　　“您有什么话要和我谈呢，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谢尔盖问道。

　　“我想找您谈谈关于瓦利雅，也就是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事，”果利科娃把爱称改了过来接着说，“不过，整个事情我得按顺序从头说起，您请听着。”

　　她稍稍沉默了一下，用一只手理了理蓬松的灰白色头发，开始叙述起来：“您还记得在柳芭被杀害的那个饭厅里是多么的混乱吧？我开始收拾地板上的东西时，瓦伦丁娜曾帮过我，您想想看，突然间，在房间尽头的一个角落上，我猛地发现了一件东西，您猜是什么？一条外人的手绢。懂吗，是外人！手绢上满是血迹，并且清楚地现出手指的痕迹，是外人的手指痕迹！懂吗？这手绢是那些坏蛋，那些凶手的。当时我简直是大吃一惊。我对瓦伦丁娜讲，把这块手绢交给您是多么重要！我相信，它能帮助您找到线索的。因此，我小心地用报纸把它包好，交给了瓦伦丁娜，请她在被传讯时把它转交给您。她接过去了，也答应了，但结果却并没有交给您。我说得对吗？”

　　“完全对。”谢尔盖点了点头说。

　　他越来越感兴趣地听着她叙述。这时，他产生了两种感觉——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同样强烈的感觉。一方面是惭愧：因为是他——谢尔盖——作的饭厅检查记录，他应当发现这条手绢。可是，他受委托应办理的事却办得这么糟糕！遗漏了这么重要的罪证！另一方面他又感到骄傲：因为果利科娃的证词，为他的推理提供了好到不能再好的、最有价值的证据。

　　“过了两天，”果利科娃激动地揉搓着自己的手绢，继续说道，“我问瓦伦丁娜，把我拾到的手绢交给您没有。她的脸色立刻变白了。这一点我后来记得很清楚，对，确实是脸色变白了。您明白吗？她回答说，手绢您没有要，您还说：‘暂时放在您那儿吧。’老实说，这点使我感到非常诧异。因此，又过了两天，也就是今天上午，我请瓦伦丁娜给您打个电话，问问可不可以洗衣物，顺便也问问关于手绢的事。看该作如何处理。瓦伦丁娜答应了，我走出了房间，但就站在门外听她说些什么。您明白吗，我已经有点儿不相信她了。我听见她向您说了衣服的事，而手绢的事却只字未提。她打完电话以后，我又走进房间，她告诉我，您允许洗衣物，而谈到手绢时却说：‘他们吩咐把它扔掉。’嗳，您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这一切又该如何解释呢？我问您！天哪，这一切是多么可怕呀！我简直忍受不住这种痛苦了！”她喊叫着，双手抱住头，嚎啕大哭起来。

　　谢尔盖非常激动，找不到适当的话安慰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在生活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处于这种难受境地的人。

　　果利科娃终于平静下来，用手绢擦干了眼泪，要了一杯水喝。谢尔盖听到了她的牙齿磕碰茶杯的声音。

　　当天晚上，谢尔盖把对阿莫索娃的审讯结果，向桑德列尔和左托夫作了报告。格朗宁也被召来汇报。使谢尔盖大为惊讶的是，格朗宁已经获得了有关那辆黑轿车的新材料。

　　应当说，正如谢尔盖已经感受到的，科斯加·格朗宁是个特别顽强执拗的人。而且左托夫当然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把现场上的工作交给他做。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工作除了要求其它各种素质外，同时也要求具有纯粹的、格朗宁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因为起初既没有能在这儿发现物证，又没有找到人证。

　　科斯加没有辜负别人对他的期望，他一开始就找到了几个小孩子，这可很不简单。在一大群孩子中只有三个人见过黑色轿车，但当科斯加来到这里时，他们又不在院子里。他首先要设法使他们放下那些“重要的工作”，把他们从家里吸引出来：原来，有一个孩子正在把名贵的朝鲜邮票从信封上撕下来，他已经搞了半个小时了；另外一个则独自在家训练自己的小狗“列克斯”，命令它把各种物品衔到面前来，为此耗尽了家里所有的存糖；第三个正企图在妈妈回家之前用万能胶把打碎的盘子粘好。可是，他们之中谁又能继续安心“工作”下去呢。他们的小伙伴从院子里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儿来了个极为奇怪的叔叔，他昨天看了莫斯科的‘狄纳莫’队和奥地利的‘拉比德’队的球赛，他知道所有著名的苏联足球选手的身世，而且与捷勉膺叶夫和西姆良是朋友。只是如果维契卡不去，他就什么也不愿讲。这只是因为维契卡昨天早上在院子里玩过，你看，这么一个怪人！”

　　就这样，查清了有关神秘的黑色轿车的初步情况。

　　但是，这辆汽车是来找谁的呢？于是科斯加顺便拜访了院里的各个住户：很可能会有某个汽车司机顺便乘车回家吃饭；或者汽车是某个住户的；也可能是某人从车站回来；要不然就是到这儿来办什么事情的。

　　这实在是一个难题——必须在所去的地方都至少碰上一个星期五早晨在家里的主妇，帮助她清楚地回忆起那天早晨的一切事情，并且仔细地听完她的叙述。这时，科斯加发现，自己每次都非常害怕听人提起关于黑色轿车来过的事。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因此，他好像在每一所住宅里都获得了一点小小的胜利，黑色轿车的重要性正不断地增长着，只是还未成事实。直到在最后一所住宅里的谈话结束，黑色轿车才终于变成了宝贵的事实，变成了特殊锁链上的一环，只是这个环节还不够坚固可靠：因为注意到这辆汽车的仅仅只有三个小孩儿，而且关于黑色轿车的材料也实在少得可怜。

　　于是，科斯加又决定采取另外一个办法。

　　就在谢尔盖和果利科娃谈话的这一天，科斯加一清早又来到他熟悉的楼房前，这已经是第若干次了。孩子们在不远的地方玩儿着，一见到他那穿着浅灰色便服的、戴着草帽的高大身影，就像对老朋友似地和他打招呼。

　　格朗宁在大门旁边停下来，开始仔细观察周围的楼房。然后他走下人行道，甚至坐了下来，装作在看地上的什么东西，其实却皱着眉头在端详对面楼房的窗户。

　　后来，他直起身子，将帽子向后脑勺一推，把一个熟识的小朋友叫到自己的面前来。

　　“听我说，你这个出色的驯兽师，上次你曾经告诉我，你们的公馆就在那幢楼房里，对吗？”

　　“一点儿也不错，斯捷巴叔叔。”小孩儿摹仿他的语调回答说，“不过公馆是什么？是训练狗的地方，对吗？”

　　“啊，不是。”科斯加笑了笑，“那是大人物住的地方，可是你为什么把我叫成‘斯捷巴叔叔’呢？”

　　“因为您的个子很高。”

　　“啊哈，是这么回事。那么告诉我，那些窗子不是你家的吗？”

　　“不是，那是七号的，我住在九号。”

　　“瞧，这些窗子呢？”

　　“那是八号的，是我们的邻居。”

　　“嗬，你辨别得还挺清楚。”科斯加称赞说，“那么那儿有谁早晨经常在家呢。”

　　“有薇拉。她这个月在第二班工作。还有克拉娃婶婶，她是薇拉的母亲，她哪儿也不去工作。”小孩非常乐意地回答问话，显然是因为受到了称赞。

　　“那么这个薇拉的父亲在工作吗？”

　　“父亲？不在，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这样的，他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就没有回来。克拉娃婶婶总是哭，我听见妈妈这么说：‘无耻的家伙，把家都扔了。’可是我想，家怎么能扔掉呢？这又不是一件东西，对不对？”

　　“对，小兄弟，这种事情我们是弄不明白的。”

　　“对了，我的父亲也是这么说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吻了妈妈一下。”

　　“那么薇拉怎么样呢？她是共青团员吗？”

　　“怎么会不是呢？她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人。”孩子郑重其事地说，“她已经第二次参加选举了。在工厂里她又是委员会的委员。就是她，那次我哥哥别捷卡邀她跳舞，她拒绝了没有去，可是后来却和十四号房间的科里卡·索洛夫也夫一起去了。所以，从那个星期五起，我就不愿理她了。”

　　年轻的驯兽师还把其它引起科斯加兴趣的住户也同样详尽地叙述了一番。

　　科斯加道了谢，要他代向小狗列克斯问好，并劝他为了小狗的健康应该节省一些糖，然后就向对面的楼房走去。

　　在第七号寓所里所进行的冗长的谈话没有得出什么结果：那位领养老金的老太太和年轻的家庭女工无论怎样努力，也想不起星期五早晨她们在自己窗口看见过什么了。

　　八号寓所的门是一个高高的、清瘦的姑娘打开的。她穿着朴素的蓝色连衣裙，肩上披着一条花头巾。

　　“您是薇拉吗？”科斯加问。

　　“是，可是我不认识您，您是哪里的？”

　　科斯加把自己的证件递给了她。

　　“请进屋来吧，同志。”姑娘连忙说，“只是很对不起，我们这儿很乱。”

　　房间不大，可是非常洁净。在铺着白色被单的单人床旁的墙上方，挂着列宁肖像，它的下面是欧洲地图。不知怎么，这使科斯加感到很喜欢。于是他就坦率、认真、毫不拐弯地问：

　　“我想，您已经猜到我为什么来打扰您了吧？”

　　“嗯，当然喽。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谈这件事。我非常高兴能够帮助您。”

　　“好，那就请您尽量想一想，”科斯加从容不迫、极其诚恳地说，“好好地想一下，那天早晨您在窗口看见了什么？”

　　“行，让我尽量想想看。”薇拉一面略微有点茫然地答应着，一面做了个手势请科斯加坐下。

　　两个人都在桌旁坐了下来。科斯加把帽子放到桌角上，抽出了记事本。薇拉用双手托着面颊，沉思起来。

　　“星期五……星期五……我到底做过什么呀？”

　　“那天您跳舞去了。”科斯加忽然提醒说。

　　薇拉抬起惊奇的眼睛望着他。

　　“不错，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这是九号的一个小朋友维契卡——列克斯的主人告诉我的。”

　　“维加？”薇拉微微一笑，“他没有对您说，他现在不理我了吗？”忽然间，她激动地抓住科斯加上衣的袖子，说：“想起来了！哎呀，这一切都记得好清楚呀！听我说，这一切都是这个维加惹出来的。那天早晨他在院子里玩球，无意间把球打到了我们的玻璃窗上，等我跑到窗前一看，孩子们早跑得无影无踪了。正对面，就在那个大门口，我看见一辆非常漂亮的黑色大轿车，但不是‘吉士’牌的，大概是辆外国牌子的车。”

　　“这一点您记得清楚吗？”科斯加又问了一遍，他感到自己的心跳得有些厉害，可是却尽力装出平淡的口气，好让薇拉能够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回忆起所有的详情细节来。

　　“当然，车子里坐着司机，我仔细看了他一下，是个年纪很轻，浅色头发的人，长着鸟型的尖脸。知道吗？他穿着有拉链的皮夹克，旁边还坐着一个姑娘。”

　　“姑娘？”科斯加忍不住问道，“是金黄色头发的吗？”

　　“嗯，是金黄色头发的。”

　　“她的脸您看清没有？”

　　“没有，”薇拉沮丧地回答，“当时我看了相当长时间，这个司机很像我们厂里的一个小伙子，所以我在想，到底是不是他呢。后来我就离开了窗口，过了几分钟，妈妈从店铺里回来，我们便坐下来吃早饭了。等到我再看窗外时，车子还停在那里。后来从大门里，就是那个大门，”薇拉皱起眉头又着重说了一遍，“出来一个男人，车子马上就开走了。事情就是这样。”薇拉看了科斯加一眼，“您说，这对您会有一点帮助吗，嗯？”

　　这时，科斯加竟然没有勇气对她耍滑头了：眼前，她的目光是那样真诚、明亮，而且这目光中又含有那么多善意的关切和信任。

　　“对，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科斯加坦率地承认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再稍微耽误您一会儿，好把您说的这些话记下来。”

　　薇拉点点头。有几分钟的时间，室内笼罩着一片寂静。科斯加迅速地写着，忽然他停住笔，考虑着什么，然后抬起头来。

　　“请您说说，薇拉，就是在您妈妈回家的时候，正好这辆汽车停在那里，是吧？那么她一定看见它了，对吗？”

　　“嗯，大概是看见了。”薇拉表示同意。

　　“我想和她谈谈，行吗？”

　　“当然行，她在隔壁熟人家里，我现在就去把她找来。”薇拉说着，连忙从椅子上匆匆地起身而去。

　　“只是让我们先说好，”科斯加提醒她，“您暂时一点儿也不要提到我到这儿来的目的，行吗？”

　　“好，好，我就来。”

　　薇拉跑了出去。

　　五分钟后，科斯加面前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瘦瘦的女人，她的脸色显得十分疲倦，不安地揪着披在肩头上的头巾。

　　科斯加想尽可能地平静些、委婉些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可是却显得过分地小心了，甚至还有些发憷。女人突然微微一笑，这样一来，她的整个面容立刻显现出一种慈祥、柔和的光彩。

　　“您怎么像对一个重病号那样对我讲话呢？难道我的样子像个病人吗？有什么法子呢，孩子，我实在太伤心了。老实说，正是因为他，我才注意到这辆黑汽车的。真的，说说都叫人脸红！所以当时我连薇拉都没有告诉……不过，您是为了办案需要，那我就说说吧。”

　　科斯加看见薇拉的眼睛里闪烁着泪珠，他自己也对这样道德高尚、心地善良的人感到无限同情。

　　“我从店铺里回来，忽然看见这么一辆汽车停在这儿，这样的车从未到我们这儿来过。那时，我的头就好像被猛敲了一下，于是产生了那么傻的念头，我想：‘莫不是我的米加突然回来了？’我跑到司机面前，声音也变了，问他：‘谁的车子？谁来了？’不料，那司机恶狠狠地瞪着我，嘴一撇，张口就噎人：‘不是上你家的，走你的吧！’我这才清醒过来，好像被人唾了一口，赶紧走开了。您看，就是这些，难道这对您有用吗？”

　　“非常有用，克拉芙济娅·伊万诺芙娜！”科斯加十分感激地回答，同时也意识到，这样的叙述对她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请您告诉我，您还认得出这个司机吗？”

　　“面对面吗？那还用说，这么一个粗暴无礼的家伙！”

　　“好，至于车子的号码大概没有注意吧？”科斯加为防万一疏漏，又追问了一句。

　　“您猜怎么着，我真注意到了。”克拉芙济娅·伊刀诺芙娜笑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眼睛怎么会落到这上面去的。可到底是多少号，您就别问了，再也想不起来。只有两个数字不知怎么在脑子里生了根，两个‘8’字连在一起的。”

　　科斯加赶忙把一切记下来，字母在纸上快活地跳跃，脑子里像浪潮似地翻滚着某种狂喜的预感。好运气！也不知道这种运气到底从哪儿落到他身上来的！

　　就在当天晚上，格朗宁被召到桑德列尔那儿去，继谢尔盖之后，报告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

　　当格朗宁谈到汽车上有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女人时，谢尔盖高兴得叫了起来：“好，你们瞧！这就是阿莫索娃！”

　　桑德列尔生气地扬了扬手。

　　格朗宁讲完后，由罗巴诺夫报告自己的工作，他是负责调查柳芭·阿莫索娃的社会关系的。

　　“她最要好的朋友是鲍里斯·格里科夫，他们常常通信，一般来说，应当认为他们在恋爱。还查明，有四个小伙子和六七个姑娘和她也很好。他们都是大学生。目前有嫌疑的有两个人——维克多·斯皮林和伐契斯拉夫·格列洛夫。可是还没有掌握任何有关他们的罪证。我正在继续收集材料。”

　　“嘿，萨沙，”谢尔盖暗中嘲弄地想到，“倒是想跟往常一样夸耀一番，可惜没什么可夸耀的。你那个样子简直惨不忍睹。”

　　罗巴诺夫是个身材矮胖，头发微微发红的小伙子，长着雀斑的鼻子向上翘着，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现在，他的脸上显出既不满意又有些委屈的样子，他那一副神情就像在说：“派我这么一个倒霉的差使，还想指望什么成就呢！”

　　罗巴诺夫报告完毕后，桑德列尔看了左托夫一眼，问道：“你的意见怎么样，伊万·华西里耶维奇？”

　　“我认为，环绕着阿莫索娃已经有一连串的间接证据，如果还继续让她自由，未免有些危险。”

　　“你是不是太着急了？”桑德列尔眯缝着眼睛，瞟了谢尔盖一眼。

　　“可是，上校同志，她信口开河地撒谎！”谢尔盖又忍不住了，“我以名誉保证，她是别有用心的！”

　　“我倒不是着急，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左托夫回答说，“实质上，其它线索上的工作，我们不仅不中断，而且还要加强。”

　　桑德列尔摇了摇头，说：“撒谎——这对于犯罪来讲，还不能说明问题。光有贪婪、妒忌的毛病也还犯不了这样的罪。这里必须有一种积极而狠毒的意志。可是这一点我在她身上还没有感觉到。我不同意现在逮捕她，这还太早。首先必须找出直接罪证来，即使一个也行。要从她那儿弄到新的材料。其次，无论如何也要替我把那辆轿车查到。同时，您，罗巴诺夫，应当加紧您的工作，我对这个工作非常感兴趣。完了。同志们，会议到此结束吧。”

　　大家都站了起来。谢尔盖走到了桑德列尔面前。

　　“上校同志，我们终究会证明：我们是对的。”他信心十足、高高兴兴地说，“直接罪证一定会找到的。”

　　桑德列尔回答他时善意地笑了笑，说：“科尔舒诺夫，您对谎言很敏感。但是还要锻炼自己对犯罪的嗅觉。这不是一回事。至于阿莫索娃，那有什么呢，现在只要有一个直接罪证，就可以决定她的命运。”

　　可是现在连左托夫也同意我的意见了。”谢尔盖试图提出反驳。

　　“嗯，左托夫吗，”桑德列尔又笑了，但已带有一点高傲的口气，“他只不过非常谨慎罢了。要想成为像左托夫那样的人，您还必须学习许多东西。同时，您再看看，他是多么沉着镇静，而您在这方面却非常欠缺。”

　　但是，不论谢尔盖在审问阿莫索娃时如何努力，甚至差不多时时刻刻都在揭穿她的谎话，她始终没有说出一点新材料。审问过她的还有左托夫。瓦伦丁娜哭着，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又推翻，然后再捏造出一些新的谎话，而谢尔盖为了要证实这一点就只有白白地浪费时间。他焦躁不安，要求她坦白承认，可是阿莫索娃只是痛哭流涕，然后仍然是撒谎。

　　在桑德列尔那儿开过会以后的第三天早上，格朗宁像往常一样地问谢尔盖：“有什么新材料吗？”

　　谢尔盖气恼地回答：“和平常一样，谎话连篇罢了。告诉你，有时我真想勒死她。”

　　“嘿嘿，”科斯加淡淡地一笑，“医治一下自己的神经吧，来，我现在就来帮你做到这一点。仔细听我说，”他坐到桌子边上，一面请朋友抽香烟，一面严肃地继续说下去，“左托夫指示，让你帮助我进行工作。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和汽车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号牌上有两个‘8’的汽车都选了出来，然后再把大号的黑色轿车拣了出来。这样的汽车有两百辆左右。现在要在这些车中查明哪一辆被用来进行过犯罪活动，明白吗？”

　　“嗬，这个工作真不简单！”谢尔盖吹了一声口哨。

　　“的确不简单。”科斯加表示同意，“就为这个工作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你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担任组长，现在就要给你任务。”

　　“那么阿莫索娃呢？”

　　“让她去养养神吧。”科斯加讽刺地说，“到时候这个姑娘还会想出一些新花样来呢。”

　　谢尔盖忙碌的日子到了。二十个汽车司机的姓名还牵连到一百多个其他人的姓名。从早到晚都有人上谢尔盖这儿来。一天快结束的时候，他的手由于记录变得麻木了，头脑也因为无休无止的谈话和愈来愈多的新材料而弄得嗡嗡作响了。

　　一个接着一个，二十个司机连带他们的生活、社会关系、性格、嗜好都逐次通过了谢尔盖的审查。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特别的接近方法。这是些形形色色的人：有的年老，有的年轻；有的爽直，有的狡黠；有的文质彬彬，有的性格暴躁；有的阴沉拘谨，有的却善于交际；有的为人严肃，有的处世轻浮。其中既有先进生产者，也有中间分子；有党员，也有非党人士。

　　然而，这都是些诚实的人。被桑德列尔发现的谢尔盖的那种对谎言的敏锐感觉，帮助他迅速而正确地审查这形形色色的人们。

　　工作出乎意料地中断了。

　　中午的时候，左托夫把科斯加和谢尔盖叫了去。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遇见了罗巴诺夫。

　　“同志们，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左托夫对大家说，他颇为担心地搔了搔新剃过的头，随即问：“格朗宁，您讲一下，您审查过汽车司机查依契柯夫没有？”

　　“还没有呢，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我只是把他的履历材料转交给了您。”

　　“好。”左托夫似乎十分满意地确定了这一点，“这份材料也就不算少了。”他吃力地把身子转向罗巴诺夫，“喂，那么您呢，您调查过柳芭·阿莫索娃的朋友——格列洛夫了吗？”

　　“调查过了。”罗巴诺夫回答道，“他的社会关系很不好，酗酒，身上常有些来历不明的钱。可是他好像在追求柳芭，他爱上了她。”

　　“追求的时间很长吗？”

　　“他们是在凶杀之前的一个月认识的，他常到她家去，不过也和其他那些熟人一样。”

　　“看，事情是这样的：”左托夫强调说，“我看了你们送来的材料。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情节。查依契柯夫和格列洛夫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们很可能是朋友。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一方面，查依契柯夫就是汽车司机；另一方面，格列洛夫是内线。立刻根据这个推断着手工作。你们三个人成立一个新小组，我派格朗宁做组长。”

　　“应当查明他们和瓦伦了娜·阿莫索娃的关系。”谢尔盖建议说。

　　“不。”左托夫断然反对，“忍耐些吧，科尔舒诺夫。暂时把阿莫索娃忘掉。首先应当查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他们在那个星期五干了些什么事。要查明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差不多已经过去十天了，但是这一点非做到不可。”

　　半个小时之后，格朗宁和科尔舒诺夫出发到指定的地点去了；罗已诺夫则带着另一项特别任务走了。

　　莫斯科河区有一条狭长而弯曲的巷子，这是上一世纪的遗物，保存至今的确是个奇迹：到处是带有小花园、阁楼和走廊的一层的、两层的木制平房和楼房。门前放着长凳，道路是鹅卵石铺砌的。只有电视的接收天线和停在人行道旁的两三辆汽车影响了这种格局。

　　谢尔盖和科斯加并排走着，由于炎热感到十分疲惫。两人懒懒地交谈着。

　　“门牌十四号，再过四所房子就到了。”科斯加说。

　　两个朋友转过拐角，突然停住了脚步，互相交换了个眼色。前面，在离他们有两幢房子远，靠人行道的地方，停着一辆黑色大轿车。号牌看得很清楚：“Mг—14—88”。一个二十岁上下、穿着红背心的小伙子，坐在屋旁的长凳上，正在慢条斯理地拉手风琴，还不时将耳朵贴到琴上。

　　“怎么样，开始吧。”科斯加低声说。

　　他们走到小伙子跟前，打过招呼，就并排坐到了长凳上。

　　“嘿，好漂亮的小汽车！”科斯加赞美地说，“你们这儿住着什么首长吧？”

　　“首长，”这个年轻人轻蔑地拖长声调说，“去他的吧，这是司机科尔卡·查依契柯夫把车子开回家来了。”

　　“回来吃饭吗？”

　　“谁知道他呢。就这样他一天要回来个四五次。很明显，首长在开会，所以查依契柯夫就自由自在地到处兜风了。昨天还把他妈送到市场上转了一趟呢，你们能想象得出是什么情况吗？”

　　“大概也常带朋友们出去逛吧？”谢尔盖也参加了谈话。

　　“可不是吗，还带着姑娘们逛呢。”

　　“你也去玩儿过吗？”

　　“以前去过，现在不去了。我和查依契柯夫差不多已经有十天不讲话了。我才不在乎他呢。明天到乡下去休假，瞧，”他指了指手风琴，“我现在正准备节目呢。”

　　“您怎么会和查依契柯夫吵起来的呢？”科斯加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

　　“那还能不吵！”小伙子忿忿地回答说，“本来说好了那天一早他带我出去玩儿的。我正巧是第二班去护理一个人，有个工长病了，人家也把事情托付给我了。于是，我就在这儿等查依契柯夫，甚至还穿上了出门的衣服。更糟糕的是我又邀了女朋友。好容易才盼着他把车子开了过来。忽然间，也不知从哪儿跑出来他的一个朋友——斯拉夫卡·格列洛夫，他们悄悄地说了些什么，接着两个人就把车开走了。”

　　“他怎么能这样呢？”谢尔盖惊奇地问。

　　“后来他还笑呢，说是当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去赚了一笔外快。这倒是真的，第二天他和格列洛夫俩人痛痛快快地逛了一天。至于格列洛夫，那是有名的无赖，虽然说起来他还是个大学生呢。”

　　“这是哪天的事？你要玩儿没玩儿成，还记得起来吗？”科斯加问。

　　“记得清清楚楚。是上个星期五。不过，说实在的，你们问这些干什么呀？”小伙子警惕起来。

　　“喂，朋友，看来不用和你绕弯子了。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看一看吧。”科斯加把自己的证件递给他。

　　小伙子惊奇得吹了一下口哨。

　　“这就是说，他们犯案了？”

　　“大概是这样。”

　　“活该！简直是败类，不是人。”

　　彼得·格沃司捷夫从外表上看虽然有些粗率，其实却是一个精明、能干而又有观察能力的人。他不仅提供了非常确切和详尽的材料，还把他的房间变成了战斗司令部。根据他的建议，还把其他一些人也叫来作证了。这是格沃司捷夫亲自去叫的，做得很巧妙，没有惊动周围的群众。开始谈话的时候，他总是提出那骤然看来并无恶意的问题：

　　“你还记得上个星期五我准备坐查依契柯夫的汽车那回事吗？”

　　“那怎么会记不得呢？”一个长着花白胡子的邻居笑着说，“你本来是那么神气，结果却出其不意地当着整个院子的人受了窘。也是活该。”他又教训地补充说：“以后不要再和这些家伙在一起鬼混了！什么查依契柯夫啦，什么格列洛夫啦。你是一个技术熟练的旋工，有才干，得过奖状，而且还给你照过相。”

　　格沃司捷夫的脸红了，只是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去拿香烟。

　　“为什么您认为这件事恰恰发生在上星期五，也就是七号那一天呢？”科斯加问。

　　“嗯，为什么？为什么……”老头子感到有些困惑。

　　“啊，普洛科费·基里洛维奇，你难道忘了，那天不是去领养老金的吗？”格沃司捷夫插嘴说。

　　“一点儿也不错。”普洛科费·基里洛维奇高兴起来。

　　很显然，格沃司捷夫对于这次侮辱真是刻骨铭心。全院子的人都知道这回事，而且都同情格沃司捷夫。

　　傍晚，格朗宁和科尔舒诺夫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回局里去了。

　　“瞧，碰上了这么一个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谢尔盖称赞地说，“可是我们终究妨碍了他准备音乐会的节目。”

　　“这倒不用替他担心，这样的人是不会丢丑的。”科斯加笑了笑说。

　　回到局里以后，他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遇见了罗巴诺夫，他坐在谢尔盖的位子上，仰靠着安乐椅背，已经不那么热了的落日余晖使他眯缝起眼睛来。

　　“你看看，”谢尔盖指着他说，“就像一只吃饱了的猫伏在台阶上一样。”

　　“不要开玩笑了。”格朗宁的脸色严肃起来，“罗巴诺夫，你报告工作吧。”

　　“马上就报告，”罗巴诺夫从容不迫地应声说，“我已经等了你们两个钟头了。科斯加，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弄到了查依契柯夫的照片，我们这儿立刻就将它翻拍、放大了。我当即赶到了克拉芙济娅·伊万诺芙娜和薇拉那儿。老实说，那真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姑娘，而且还问你来着。”

　　“这与案件无关，”科斯加打断了他的话，“不要啰嗦，萨沙。”

　　“简单点说，”罗巴诺夫兴奋地一吐为快，“不论是妈妈，还是女儿，都在给她们看的一大包相片里，毫不犹豫地认出了查依契柯夫。”

　　三个人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看了一眼。

　　第二天早上，查依契柯夫刚来到汽车房就被捕了。他是一个瘦弱的年轻人，头发眉毛都是白色的，穿着脏兮兮的粉红色衬衫，卷着袖子，敞着衣领。

　　审问是在格朗宁和科尔舒诺夫的参与下，田左托夫亲自进行的。

　　查依契柯夫说话的腔调十分委屈，好像要哭出来似的。开始他企图否认一切，但是一经见证人的指认，他就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他终于承认，自己的确在那一天曾把朋友格列洛夫载到指定地点，并因此得了四百卢布。

　　“以后又怎么样呢？”左托夫严厉地问。

　　“以后他走进了大门，隔了半小时就带着一堆东西回来了。而我们这时候一直坐在汽车里。”

　　“‘我们’是谁？”

　　“我和一个姑娘，她是格列洛夫的朋友，好像格列洛夫想带这个姑娘去兜风。”

　　“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头一次看见。叫薇拉或者叫瓦利雅，可能是叫瓦利雅，记不清了。她是在半路上车的。”

　　“在什么地方？只是要说准确了。”

　　“我们到‘小燕咖啡馆’去接的她，靠着库尔斯克车站。”

　　“嗬！您为什么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儿呢？”

　　“我怎么会知道，是格列洛夫叫这么走的。”

　　“好，在咖啡馆里还碰见过什么人？和谁谈过话？”

　　“和女招待说过话，还能和谁说呢？”

　　“您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我再没有和别人说过话了，至于格列洛夫，我又没有看着他。”

　　左托夫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摆弄着桌子上的铅笔，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很清楚，您害怕把事情彻底说出来，也许，连咖啡馆的事也不该说吧？还有女招待，是不是？”

　　查依契柯夫默不作声。

　　“是的，您害怕啦。”左托夫仍然用那种语调说下去：“可是我却认为您是偶然牵连到这个案子里来的。”

　　“我没有害怕。”查依契柯夫终于愁眉不展地开口了，“但是我也不愿意凭空乱讲。事实上我再也没有什么过错了。”

　　“我们也是从不凭空乱来的。”左托夫回答说，“您现在被牵连到一个重大的案件里来了。您以为只不过是平常的投机买卖，把东西从一个地方转运到另一个地方就完了？不是的，小伙子。这里面发生了凶杀案。”

　　查依契柯夫的脸色变得惨白，后来下巴颏儿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吞了一口涌上来的口水。

　　“这是不可能的。”他嚅动着麻木的嘴唇。喃喃地说，“您想吓唬我。”

　　“未必吧，我也不是干这种事的人。”左托夫冷冷地反驳着。

　　查依契柯夫无可奈何地用双手抱住头，他那瘦削的肩膀神经质地颤抖着。就这样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突然用嘶哑的声音说：“好，请您问吧，我现在算是毁在格列洛夫手里了。没想到他去干这样的事，要不然……唉，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瞧，请瞧，我没有弄错吧。”左托夫说着，好像他也因为自己的洞察力而感到惊异，“好吧，那么你们在咖啡馆里碰见了什么人呢？”

　　格列洛夫走到一个小桌子踉前，在一个老头子旁边坐了下来，后来他说是遇见了自己的老师。不过实际上是在撒谎。

　　“为什么您认为他是撒谎呢？”

　　“老师……”查依契柯夫拖长声音苦笑着说，“什么样的老师会被人称呼为‘老爷子’呢？可是我亲耳听见格列洛夫这么称呼他，只是不知道他们谈的什么事，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很明显，这老头儿命令格列洛夫去做什么事，并且灌了他很多‘伏特加’。起初他们好像吵了起来，可是后来就谈妥了。”

　　“这老头儿长得什么样子？”

　　“是那种平平常常很不显眼的老头儿。再碰见，我也认不出来。高高的、瘦瘦的，戴一顶便帽。”

　　“您讲的是实话吗，查依契柯夫？可别想糊弄我们。”

　　“谁敢糊弄你们呀，我自己也知道个大概，这是进了刑侦局啦，已经听说了。”

　　“那就好，我们会查清楚的，哪怕去问问女招待呢。她叫什么名字？什么长相？”

　　“格列洛夫叫她卓娅，是个金黄色头发的女人，身材苗条，个子不高，很漂亮。”

　　“好吧，这就是说，她和格列洛夫认识。现在说说，你们把抢来的东西运到哪里去了？”

　　查依契柯夫皱起眉头，隔了一会儿，便说出了街道名称和房子的门牌号码。

　　“房间是什么样子的？”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车停在大门口，所有的东西都是格列洛夫自己拿进去的。他很快就出来了，显然是把东西交给了别人。”

　　“所有的东西都搬进去了吗？”

　　“留了一个提包。本来也想拿去，后来考虑了一下，眼睛瞟了瞟大门，就将它藏起来了。就是这些。”查依契柯夫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真的，别的我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吧。”左托夫同意了，“那么现在谈谈您自己吧。”

　　审问继续进行着。

　　就在当天晚上，格列洛夫被捕了。他是一个高身材，宽肩膀的小伙子，长着一对贼溜溜的眼睛，留着时髦的长头发。

　　“怎么，你们需要小品文的材料吗？”他厚颜无耻地笑着问左托夫。“那么该到高尔基大街的鸡尾酒馆里去找，不能乱抓好人，而且抓的还是大学生。”

　　“我们这就会弄明白的。”左托夫一面安详地回答他，一面翻阅着文件。

　　“这儿没有什么可弄明白的！”格列洛夫瞪着眼睛喊道，“你们不会获得任何材料的。”

　　“您被控告谋杀柳芭·阿莫索娃。”左托夫抬起头来。

　　“我根本不认识这么一个人。”格列洛夫挑衅地一口否认说，“请你们停止这种侮辱人格的审问。”

　　“不认识？”左托夫又问，“您要当面对质呢？还是只读一读见证人的口供就够了呢？”

　　左托夫举出了几个人的姓名。

　　格列洛夫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着，后来忽然抱住头：“天啊，我说的什么话呀！柳芭？我一下子都没有往心里去，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的柳芭被谋杀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我这么爱她。放我走！”他叫喊着从椅子上跳起来，“我要亲自把凶手找出来！”

　　“不要演滑稽戏了吧，格列洛夫！”左托夫用他那沉重的手掌拍了一下桌子，威严地说：“您愿意回答问题吗？”

　　“不愿意！”格列洛夫一面擦着脸上的泪水，一面嚎叫着，“啊，我要报仇！我要证明给你们看！……”

　　左托夫转向谢尔盖：“请把押送员叫来，明天再继续和他谈。在这一段时间内让他考虑考虑。”

　　可是，格列洛夫直到第三天才改变了态度。

　　“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算完了。”他带着谢尔盖早已熟悉的那种厚颜无耻的微笑对左托夫说，“随便你们写吧，只是请先告诉我，是谁出卖我的？”他恼怒得咬牙切齿，“我要打死这个混蛋！”

　　左托夫对他冷笑了一下，严峻地说：“揭发您的人很多，格列洛夫，他们都是一些诚实的人。现在您回答问题吧。您在一九四四年因为什么被判的罪？”

　　“要翻老账吗？”格列洛夫恶狠狠地透过牙缝说，又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补充一句：“因为扒窃。”

　　“好，就是说，现在发展到凶杀了？同谋者都叫什么？”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格列洛夫阴沉地回答。

　　“不对，您一个人是不可能打定这种主意的，这不像您掏人家衣兜那么简单。查依契柯夫说，您那时醉得厉害，是这样吗？”

　　“是。”

　　“有人把您灌醉了，格列洛夫。有人唆使您去进行这次凶杀的。”

　　格列洛夫一声不吭。

　　“回想一下，”左托夫继续说，“当您坐上查依契柯夫的汽车时，您知道柳芭在家吗？”

　　“我以为她的家里没有人。”

　　“就是说，您本来是企图偷窃而不是去行凶了？”

　　“本来是这样。”

　　“换句话说，假如柳芭在家就把她杀死，这是您后来才决定的，对吧？”

　　格列洛夫又闷声不响了。

　　“您害怕空手离开柳芭的家。您非常害怕，格列洛夫，我说得对吗？”

　　格列洛夫惊慌地看了左托夫一眼，脸色略微有些苍白，他问：“您打算追究什么呢？”

　　“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想回答，你们不能强迫我。”

　　“随您的便吧。不过依我看，这样对您有好处。您不是明白我想追究什么吗。”

　　格列洛夫没有答话。

　　“好吧，”左托夫继续说，“现在谈谈，您和柳芭·阿莫索娃是在哪里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在晚会上。由邻居别契卡·格沃司捷夫介绍认识的。他和她的父亲在同一个工厂里工作。那次晚会就是在他们工厂的俱乐部举行的。”

　　“好。那么是谁接收了您的东西呢？”

　　“一个外地的投机商。我是偶然在车站上认识他的。”

　　“是赃物收买人吗？是偶然的吗？说得太高明了。”左托夫讽刺地说，“可是我们掌握的情报却和您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我才看不上你们的情报呢！”格列洛夫目空一切地回答道，“我说的是真话。”

　　“就算是这样吧。”左托夫不动声色地继续追问：“还有一件事请您说说：和你们一起在汽车里的还有一个姑娘，她是谁？是在哪儿碰见你们的？她来干什么？”

　　“她和这事毫无关系，”格列洛夫连忙为之开脱，“她是坐车去玩儿的。”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们在哪儿碰见她的呢？”

　　“在街上。我可以把地点指出来。”格列洛夫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是真的吗？”

　　“你们如果纠缠不清，我还可以想出一些更巧妙的玩意儿来。”

　　“不，何必多此一举呢，”左托夫冷笑了一声，“用不着胡编乱造，您现在的回答我很满意。”

　　格列洛夫不安地瞟了他一眼，左托夫心平气和地抽着烟，仿佛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后来他不动声色地说：“‘老爷子’问您好。”

　　“什么‘老爷子’？”格列洛夫粗暴地反问，他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什么‘老爷子’？”他吼叫着，身子向前挪动了一下，“我什么人也不认识！听见没有？”

　　“可是他认识您，”左托夫仍然是那么平静地说，“甚至还知道您欺骗了他，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

　　“我没有欺骗过他！没有欺骗过他！……有人想出卖我！……对吧？！”

　　格列洛夫就像被追赶的野兽一样环顾着四周，他的手颤抖着。

　　“瞧，可见，您是认识这个人的！”左托夫严厉地说，“您准备招供了吗？”

　　“不！”格列洛夫用双手蒙住眼睛狂呼起来，“我没有见过他！我不认识他！滚开！哎……啊！……”他突然像野兽般地咆哮起来。

　　由于嫌恶和愤怒，谢尔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在我们这儿，这样的人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呢？”他气愤地想。这时左托夫说话了，就好像在回答他的问题：

　　“冷静一点儿吧，格列洛夫。听见没有？现在停止您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谈谈别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四年您因为扒窃衣兜，头一次受到审讯。那时您正在七年级上学，对吧？父亲从战争一开始就上了前线，母亲爱上了别人后，离开了莫斯科，却把您留在了姑母家。”

　　“我恨她！”

　　“恨谁？”

　　“母亲！”

　　“父亲呢？”

　　“啊，父亲……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格列洛夫突然十分伤感地说了句不连贯的话。

　　“如果他还活着，那他现在一定要咒骂自己的儿子。”左托夫确信不疑地说，“在搜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他给您的信。他可是一个诚实、勇敢的军官。”

　　“一切都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格列洛夫摇了摇头。

　　“可是您忘记了您的父亲。”

　　“没有！”格列洛夫叫喊起来，可是马上就哽住了，“是忘了……您说得对，我忘了……”

　　左托夫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下，又继续说：“两年以后您回到莫斯科来，读完中学，考入了学院。是什么学院？”

　　格列洛夫回答了他的问题。

　　“莲娜也在那里。”突如其来的念头在谢尔盖心中一闪而过。

　　“您的姑母说，您起初学习得还不坏，可是后来……”

　　“姑母！姑母！……”格列洛夫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她懂得什么！学院里知道了我判罪的事。于是所有的人都避开我，差不多是所有的人，但是我并没有向他们卑躬屈膝，我根本瞧不起他们！”

　　“找到了新朋友，是吗？”

　　格列洛夫只是点了一下头表示回答。他坐着，脸色很难看，高高的个子，颧骨突起，穿着揉皱了的时装，蓬乱的头发垂覆在前额上，黑色的大眼睛里已没有了那种挑衅的光芒。

　　“是啊，您的父亲已经不和您在一起了，”左托夫十分沉痛地继续说道，“可是您还保留有他的来信，应该说这是些很有价值的信，我在其中读到这么一段。”他戴上眼镜，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不慌不忙地读了用红铅笔划出来的那几行：“……儿呀，要记住，我们现在正进行着骇人听闻的、殊死的战斗。正在为祖国、为光明的未来、为幸福和自由而战斗。可是，我的未来——就是你。我现在没有比你更亲近、更心爱的人啦。我希望看到你生活得健康而幸福。学习吧，孩子，要好好学习，成为一个勇敢、正直、有本领的人。现在我给你讲……”再后面是一个极富教育意义的战斗故事。左托夫一面把信放到一边，一面摘下眼镜说：“瞧，您父亲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看了格列洛夫一眼。后者伛偻地坐着，低垂着头，无声地啜泣着。

　　谢尔盖听着，不由想道：“生活是多么复杂呀。要在生活中选出一条正确而又光明的道路，有时又是多么不容易呀。”同时他也想道：“要能像左托夫那样和人们谈话，洞察别人的肺腑，就得去了解、亲身体验并反复考虑多少事情呀。”

　　“格列洛夫，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知道，和您一起坐车的那位姑娘是谁。”左托夫轻声地，但却十分坚决地说。

　　“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和案子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格列洛夫头也不抬地回答。

　　“这是她吗？”左托夫一面把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照片指给他看，一面问道。

　　谢尔盖屏住呼吸，两眼死盯着格列洛夫的脸。他觉得现在好像就要决定他自己的命运了。

　　格列洛夫抬起头，冷笑了一下说：“你们这里没有她的照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我那个学院的瓦利雅·别洛娃。我邀她来坐汽车是为了转移查依契柯夫的视线。”

　　审讯继续进行着。格列洛夫回答着所有的问题。而且可以感觉到，他说的是实话。他那恶毒的意志已经被摧毁了。

　　可是每当左托夫提到“老爷子”的时候，格列洛夫的脸上就泛起了红晕，同时他还粗暴地、几乎是疯狂地拒绝回答。

　　最后，格列洛夫终于被带走了。这时，左托夫疲倦地靠到椅背上，开始抽起一天中的最后一支烟来（这是他早就保存着以便此刻享用的）。他说：“朋友们，案件算是结束了。罪行的真相已经大白了。”

　　“可是这个‘老爷子’也太狡猾了，”谢尔盖勉强笑着说，“瞧他把小伙计们吓成了什么样子呀，自己却招财进宝、坐享其成。”

　　谢尔盖由于自己的失败沮丧极了，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将这一点掩盖住，不让周围的人知道。

　　左托夫皱着眉头看了谢尔盖一眼，随即严厉地强调说：“谢尔盖，在和同志们谈工作时，特别是在其它场合，不要使用罪犯们的黑话。我希望以后再也听不见您说这样的字眼！明白吗？”

　　“明白了，少校同志。”谢尔盖红着脸回答。

　　“至于这个‘老爷子’，事情可不那么简单。”左托夫沉思着指出来，“格朗宁，您怎么看？”

　　“我也是这么想。”响起了科斯加的男低音，“这是个有趣的怪人。”

　　“有趣的——这个字眼用得不恰当。”左托夫意味深长地纠正他说。

　　晚上相当晚的时候，谢尔盖传瓦伦丁娜·阿莫索娃来作最后一次审讯。正当他准备进行时，桑德列尔跨进了房间，谢尔盖站起身来。

　　“您问吧，科尔舒诺夫，我来听一听。”桑德列尔一边说，一边坐到格朗宁的位子上。

　　谢尔盖坐下来，把审问记录向面前挪了挪，严厉地看了一下瓦伦丁娜微微发白的、哭过的脸。

　　“阿莫索娃，真正的凶手已经被查明、破获了。”他说，“您解释一下吧，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地撒谎，妨碍审讯工作？”

　　瓦伦丁娜呜咽着，低下了头，不作回答。

　　“为什么您要撒谎，捏造出一些到莫斯科来的旅伴？”

　　“好让你们容易相信些。”阿莫索娃轻声回答。

　　“关于手绢的事为什么要欺骗果利科娃？”

　　“我当时就把这条手绢搞丢了，又怕承认这件事。”

　　“好，那么关于冬大衣的事为什么又撒谎呢？”

　　“我本来是想把这件大衣卖掉，在出了凶杀案以后，我以为叔父会可怜我，替我买件新的。”

　　“阿莫索娃，您处处都在撒谎。”桑德列尔参加到谈话里来，“讲讲看，大概您过去也是经常骗人的吧？”

　　瓦伦丁娜转过头来，碰上了他的眼光，突然十分疲倦而悲伤地说：“我一向都觉得，人在说谎的时候就活得轻松些。这次得了一个很好的教训，一辈子的教训。”

　　“我们以后再看这次教训对您是否有益吧。”桑德列尔沉思着说，接着又转身对谢尔盖加了一句：“给她开一张出门通行证，让她回家吧。”

　　等到阿莫索娃走出房间后，桑德列尔看了看谢尔盖怏怏不乐的脸，不由得大笑起来。

　　“不要灰心丧气，科尔舒诺夫，您只不过是缺乏经验罢了。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所必须有的主要品质您都具备。这一点我很喜欢。”

　　桑德列尔沉默了片刻，后来再说话时，已经完全换了一种语调，他忧心忡忡地指出：“请注意：这个案子并没有因为逮捕了格列洛夫而告结束。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更加危险的人物——这就是‘老爷子’。能够把格列洛夫这样的坏蛋吓唬住，并迫使他去杀人，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您明白吗？然而，眼下有关他的线索却一点儿也没有。‘老爷子’……”他思索着又重复了一遍，“不，我不知道这个绰号。真奇怪，按说他该是个惯匪了！真的，很奇怪。”

第三章 初遇沙伏龙·罗什金

　　莫斯科城内热得喘不过气来。火辣辣的太阳晒化了地面上的柏油。从早到晚在市中心区的街道上，都可以看见天蓝色的洒水汽车，在它那扇形的清凉的水流中不时映出片断彩虹，但丝毫也没有减轻这酷暑的威力。水落到灼热的柏油上，几乎立刻就变成了一股股温暖的水汽。在卖汽水的小摊和车厢旁总是排着长长的一队人。

　　夜晚也没有一点儿凉意。沉闷而干燥的空气似乎更加浓厚了，使人简直无法呼吸。

　　谢尔盖、格朗宁和罗巴诺夫三个人，在涅斯库花园深处最僻静的一个地方休息。他们躺在草地上，懒洋洋地交谈着。

　　“哎哟，”谢尔盖侧转身子，不由得呻吟了一声，“浑身的肌肉都在发痛！”

　　“自卫角力——是很有用的东西。”罗巴诺夫嚼着一根草杆，教训式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人绝对少不了它。我记得，沃龙错夫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

　　一提到沃龙错夫，谢尔盖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近来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谢尔盖极其痛楚地忍受了自己的头一次失败。正因为当时沃龙错夫比别人更厉害地嘲笑了他的论点，而结果又显得完全正确，所以谢尔盖也就更加不喜欢他了。但在这互相之间的不愉快的气氛中，最主要的还是沃龙错夫对新同事的轻视态度。

　　因此，沃龙错夫在谢尔盖眼里就成了刻薄、吹毛求疵而又自负的人，这就必然要激起谢尔盖的愤怒。

　　“我在你们的沃龙错夫身上就看不出一点儿长处来。”他忿忿地说。

　　“嘿，你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罗巴诺夫心平气和地反驳说，“其实维克多是个不坏的小伙子，真的！”

　　“他是个爱找茬儿的小人，狗肚鸡肠的家伙！”谢尔盖发火了，“你们只不过是怕他那张嘴罢了。”

　　“哈，哈，哈！”罗巴诺夫大笑起来，“你听见没有，科斯加？爱找茬儿的小人……这说的是维克多！”

　　一直闷声不响的格朗宁听了谢尔盖最后的几句话，侧过身来，望着罗巴诺夫，生气地问：

　　“你高兴些什么？”他压了压火，很有分寸地又说：“科尔舒诺夫，您这是诽谤！由于个人恩怨，您的成见实在太深了。”

　　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呆了一会儿。格朗宁重重地翻过身去，再也不看谢尔盖一眼。罗巴诺夫收敛了笑容，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谢尔盖由于他们的一致反对感到很不自在，“个人恩怨”——这几个字深深地刺痛了他。之所以刺痛。也正因为这批评是正确的。谢尔盖心里立刻就承认了这一点。他习惯于深厚而坦率的友谊，也喜欢以诚恳、爽直的态度待人，因此不由得为自己的激愤和显然不公正的论断而深感惭愧。同时他也觉得有些对不起人，这些人一贯被他当成自己的朋友，而他们也的确是他的朋友。

　　谢尔盖站起身来，踱过草地，走到格朗宁面前站住了。

　　“对，我承认，是我过激了。”他低声说，“我收回自己说的话。”

　　“这才像话。”科斯加扭过头来，半躺着把手伸给他，“在这种情况下，老弟，自尊心应当收到口袋里去。”

　　“好极了，太好了。”萨沙半戏谑，半郑重其事地说，“现在我可以再给我们年轻的同事讲一件事，作为教训。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你怎么这么爱吹牛！”格朗宁闷闷地说。

　　“没有的事，我只不过爱谈往事罢了。”罗巴诺夫抱屈地回答。

　　又是一阵沉默。

　　后来格朗宁站起来，抖了抖土，看了看闪光的表盘，说道：“走吧，伙计，要不然我的两肋都得躺出疮来了。”

　　他们穿过公园，科斯加在出口处和朋友们告了别。

　　谢尔盖忽然变得闷闷不乐起来。

　　多么想知道，莲娜现在在干什么呀！她正好在度暑假，大概已经离开莫斯科了。不过，也可能没有走吧？

　　“听我说，萨沙，”他突如其来地转身对罗巴诺夫说，“你愿意我给你介绍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吗？”

　　“为了什么？”罗巴诺夫小心起来，“你自己想看见她了吧？”

　　“不，不为什么，随便说说。”谢尔盖没料到自己的朋友会这样明察秋毫，以致一下子茫然失措了。

　　“那有什么，行。”罗巴诺夫同意说。

　　他们找到了公用电话，一起进了四面镶着玻璃的电话亭。谢尔盖拨了号码，听见一阵长长的铃声，可是他突然又坚决地把电话挂上了。

　　“我不给她打电话了。”他忧郁地说道。

　　罗巴诺夫惊讶地看了谢尔盖一眼，显然已经明白，是什么在他心中翻腾不安了。于是肯定地说：“那就别打电话吧。要知道，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第二天晚上七点钟左右，莫斯科刑侦局的值班员向左托夫报告说：“在您这一区发生了重大的住宅失窃事件，请记下地址。汽车停在大门口。”

　　……

　　一个区民警分局的工作人员，在别象街的一幢新建的大楼内，在宽敞的、陈设华丽的住宅前厅里，迎接了刑侦局的值勤工作组。他把左托夫请到一边，简短地报告说：“现场的一切都保持着原状，住宅的主人是建筑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总工程师舒宾斯基。他现在身体状况很不好，躺在饭厅的沙发上，我已经请过医生了。此外，”他压低声音又说：“根据他的要求，我已经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打过电话，看样子，他这儿保存有机密文件。”

　　“委员会的人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呢，这就来。”

　　“舒宾斯基怎么样？”

　　“我看，不太好。”

　　左托夫吩咐他的随员开始视察住宅，但暂时不要到饭厅去，以免惊动病人。

　　这时，前厅的电铃响了。两个穿着便服的陌生人走进屋来，打听谁是工作组的负责人。有人把左托夫指给了他们。

　　“国家安全委员会佛洛诺夫大尉。”其中一个人一面向左托夫自我介绍说，一面把证件递过来，“请问您怎么称呼？”

　　“民警少校左托夫。请到饭厅来吧，大尉同志。我们先问问失主丢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再决定我们之间应该由谁来处理这个案件。”

　　左托夫一跨进饭厅就看见了躺在沙发上的舒宾斯基。他是一个胖胖的、头发斑白、胡子理得很整齐的人。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妇女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她一面捏着他无力的手，一面看着表，显然正在试脉搏。女人看见有人进来，便小心地放下舒宾斯基的手，很爽快地说：

　　“好了，一切已经正常，安东·查哈洛维奇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要躺两三天，严格遵守卧床制度，也不能经受任何刺激。”

　　“可这是绝对不行的！我得去向部长汇报。”舒宾斯基连忙反对。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您的健康最重要！”

　　“唉！好吧，好吧。”舒宾斯基痛得皱着眉头，顺从地叹了一口气。

　　女人带着担忧的神情转身对进屋的人说：“同志们，请不要使病人过于疲劳。现在对他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安静。”

　　“好，我们尽力做到，尽力做到，医生同志。”左托夫一面回答，一面走近沙发，对舒宾斯基说，“我是左托夫，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这位是佛洛诺夫大尉，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舒宾斯基同志，首先请您告诉我们，匪徒们抢走了些什么东西。”

　　“请坐，我的朋友们。”舒宾斯基回答。

　　他有气无力地用手势指了一下椅子，然后看了医生一眼。医生已懂得了这眼光的含意。

　　“只是不要过于激动，也不要说太多的话。”她恳切地、好像是在请求似地说完后便走出了房间。

　　舒宾斯基侧过身来，这一动作使他痛得脸都变了样。

　　“瞧，心脏开始出毛病了。”他喃喃地抱怨说，“一着急，就差点儿来个心肌梗塞。不过俗话说，‘差点儿’是不能算数的。”他虚弱地微微一笑，神经质地扯了一下胡子，又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前几天才从乌拉尔飞回来。我在那儿帮着建设一个……咳……重要的工程，带回来一些文件。就是说，主要的资料是由别人负责运送的，但我自己也随身带了一些。此外，我还在上面按照自己的科学方法作了一些笔记。就是这些准备将来工作时用的笔记，我把它们锁在自己的桌子里了。今天我一走进屋子就看见：食橱——瞧，就是那一个——打开了，餐具都翻得底儿朝天。走进寝室，柜子也都打开了，很多东西不翼而飞。这时候我就吃不住劲儿了。再走到书房一看，桌子被撬开了，抽屉都拉了出来，所有的东西都翻得乱七八糟。这下子我再也支持不住了，勉强蹭到安乐椅跟前，只看见眼前的东西都在飘呀，飘呀……”

　　舒宾斯基疲倦地将头靠到枕头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佛洛诺夫和左托夫默默无言地互相看了一眼。

　　“可是我终于鼓足了劲儿去看了一下抽屉，”舒宾斯基继续说道，“发现我的笔记还放在那里没有动。等到我给民警局打过电话以后，人就晕倒了。至于您，我的朋友，”他一面对佛洛诺夫说，一面把手放到身旁的皮包上，“想请您把我的笔记送到一百一十二号工地去。我到了那边以后再进行整理。谢天谢地，看来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属于您这个部门的。”

　　“您的家眷在哪儿呢，安东·查哈洛维奇？”左托夫关心地问。

　　“在别墅里。”

　　“什么东西被偷走了，您能现在说说吗？”

　　“请让我歇一会儿吧，朋友，等一会儿我的爱人就会回来，那时……”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能够大概地确定一下发生盗窃的时间呢？”

　　舒宾斯基沉默了片刻，不很自信地说：“据这几天替我做饭的女邻居说，中午一点钟左右她到这儿来过，我是四点钟回来的，也就是说，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发生的。”

　　“您的女邻居怎么称呼？”

　　“她叫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她住在我们这一层楼的二十号。”

　　“好，谢谢，安东·查哈洛维奇。”左托夫站起身说，“请原谅，让您受寒了，我再不问什么了。只是还要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静静地观察一下饭厅。行吗？”

　　“哎呀，老天，请吧。”舒宾斯基挥挥手说，“归根到底你们还是为了我才这么奔忙呀。”

　　他又把眼睛微微闭上了。

　　左托夫和佛洛诺夫尽量轻手轻脚地走出了饭厅。佛洛诺夫腋下挟着皮包。

　　“这么说，”左托夫在前厅里对他说，“这里仅仅是个盗窃案件，虽然很不一般，看来只好由我们尽力来办了。”

　　“一点儿也不错，”佛洛诺夫回答道，“祝你们成功。”

　　左托夫在前厅里又站了一会儿，一面考虑着什么，一面从容不迫地用花手绢擦着脖子上的汗，然后向另一个房间走去。

　　“少校同志，”格朗宁一边把放大镜放到口袋里，一边对他说，“总算是找到了一些痕迹，要给您看看吗？”

　　“好吧，马上就给我看。”左托夫答应着，随即把舒宾斯基说的一些情况给工作人员们讲了一下。

　　“现在我们继续工作吧。”他结束说，“格朗宁，给我看看你们发现了些什么。”

　　格朗宁把左托夫引到前厅的门口，指着地板上的铁丝脚垫说：“当匪徒或者是匪徒们进入房间时，显然曾经无意识地擦过鞋底，因此在脚垫上留下了红粘土和石灰，还有一些落到了地上。我把它收集起来了。”

　　他把一个小包递给左托夫，后者小心地打开纸包，取出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包内的东西，然后问：“为什么您认为这是匪徒留下来的呢？”

　　“地板不久前才擦过，除您以外我把舒宾斯基和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的鞋底都检查过了，并未发现粘土和石灰的痕迹。”

　　“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呢？也许是他们留下的。”

　　“沃龙错夫追上了他们，那时他们都坐到汽车上啦。”格朗宁微微一笑，“可是也没有痕迹。”

　　“很有意思。”左托夫称赞地说，“还发现了什么？”

　　“请您到书房来一下。”

　　格朗宁把左托夫领到书桌旁，指着放在文具前面的一块厚玻璃板说：“在这上面发现了非常清楚的手指印，不过是戴着手套的。匪徒的手出了汗，显然汗水透过了很薄的手套。我们已经把这些指印拍摄了下来。您想看看吗？”

　　“等一会儿再看。还有什么？”

　　“还发现匪徒的手套在衣橱里面的钉子上剐了一下。我在钉子上找到两根由手套上剐脱下来的线，旁边还有一个小血点。这是那两根线。”

　　格朗宁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于是左托夫又拿起放大镜来看了看。

　　“嗯，妙极了。”他隔了一会儿说，“把那个血点刮下来送到我们的化验室去鉴定一下血型。”接着他又转身对谢尔盖补充说：“有一次还是桑德列尔对我说过：‘犯罪而又不留下任何痕迹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只不过在某种场合下痕迹多一些，另外一种场合下痕迹少一些；有时痕迹很明显，容易发现，有时比较隐蔽，不容易发现罢了。’老头儿的话不是很对吗？”左托夫意味深长地翘起大拇指说：“初步的材料已经足够证明，在这儿作案的是个很有经验的惯犯。可是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同时，这里也少不了内线。必然有人把这所住宅的情况告诉了匪徒。”他又转身对格朗宁说：“好吧，继续搜索检查，可以到饭厅去，只是要轻些。至于您，谢尔盖，立刻去查明见证人，顺便看看女邻人的鞋底。”

　　谢尔盖走出屋子，来到楼梯平台上。他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看见有一扇门的上方号码是“二十”，于是去按了门铃。

　　一个穿着无袖长衫、系着围裙、又高又胖的中年妇女打开了门。她小心翼翼地看了谢尔盖一眼，问：“您找谁？”

　　“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

　　“我就是。有什么事吗？”这位妇女仍然站在门口，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前，又问道。

　　“您这副吓人的模样，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简直使我的话都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了。”谢尔盖笑了起来。

　　“可是您到底有什么事呀？”

　　“和您谈谈吧，但不要隔着门坎，要不然准得吵架。”

　　“告别的时候才不能隔着门坎。”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也忍不住笑了。

　　一分钟以后，她已经把谢尔盖让进自己整洁的小房间里，请他坐下，随即激动地叙述起来：

　　“真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只是在两点钟的时候，我听见楼梯那边传来了猛烈的敲门声，我出来看了一眼，原来是磨刀匠在敲舒宾斯基家的门。敲得好厉害，就像是雇他来敲门似的。我对他说：‘那儿什么人也没有。’他气愤地啐了一口，说：‘人家告诉我，说那儿的老太婆是个聋子，敲门要用力些。’他转过身就走了。我就知道这些。”

　　“这磨刀匠是熟人吗？”

　　“是熟人，他就在这附近的肉铺里磨刀子。那天还到我们这里来过一趟。”

　　“关于老太婆的事是谁对他说的呢？”

　　“谁知道他呢！反正他说谎也不要本钱的。”

　　谢尔盖道了谢，走到楼下的院子里。“还能向谁问呢？孩子们？当然值得问。还有谁？看院子的人？也应该问问。他住在哪儿呢？”谢尔盖想着，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碰见。他向街上走去，在大门口站下来，若有所思地向四周扫视了一遍。

　　对了，人，只有人们才能指出罪犯的踪迹来。上次格朗宁不正是这样围绕着黑汽车的线索破了案吗。可是谢尔盖那时却在嘲笑他，嘲笑别人，结果自己抱着成见栽了跟头。他又记起了西兰契耶夫的话：“罪犯并不是在真空中生活和进行活动的。经常有许多双诚实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监视着他们。”应该善于找出这些人来。格朗宁是怎么进行工作的呢？他抓着一条很小的，小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线索，从而开始了正确的第一步——去询问住户。可是现在谢尔盖甚至连这样的线索都没有。和女邻人的谈话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她没出房门，所以什么也没有看见。对了，唯有那个磨刀匠，这里面有点蹊跷。他提到一个在舒宾斯基家里根本不存在的老太婆……这是谁告诉他的呢？这不是明显的谎话吗？谢尔盖打了一个寒噤。对呀，对呀，谁需要这样的谎话？想达到什么目的？

　　这不就是条线索吗，侦查员科尔舒诺夫同志！它也是那么细小，那么模糊不清、渺渺茫茫。试试看，抓住这条线索！可是怎么着手呢？去找这个磨刀匠？可惜，这儿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人知道。而眼前也许还会有别的见证人，诸如孩子、看院子的人、住户等。

　　谢尔盖发现，他所处楼房的斜对面是一家橱窗明亮的大食品店，紧挨着就是一家肉铺。“磨刀匠不是在肉铺里吗？”谢尔盖突然想了起来，出乎意料的喜悦一下子笼罩住了他。一切都变得明朗了：这磨刀匠就是关键，太关键了，必须找到他。

　　谢尔盖以果断的步伐穿过街道，跨进了肉铺。

　　肉铺里顾客很多，谢尔盖挤到柜台前，向一个戴着白帽子、有一对黑眼睛的年轻售货员问道：

　　“劳驾，问一下，你们这儿的磨刀匠今天来过吗？”

　　“特劳费梅奇吗？”那个售货员立刻回答说：“他现在就在这儿，请到侧面的房里去。”

　　谢尔盖十分高兴，迅速抬起柜台上的盖板，走进了偏房。

　　“特劳费梅奇在哪儿？”

　　“在院子里。瞧，从那道门过去吧。”一个穿白长衫的妇女回答他。

　　在院子里，谢尔盖看见一个身材矮小、留着胡子的人，他穿着一双长皮靴和油污了的黑上衣，正在专心致志地磨一把大砍刀，露出很满意的神情。在他那磨刀架的轮皮带下面露出几把长刀，旁边还放着两把斧头。

　　“你好，特劳费梅奇。”谢尔盖问候道。

　　“祝你健康，亲爱的人儿。”他头也不抬地回答。

　　“嘿，磨得真棒！”谢尔盖说，他注意地看着特劳费梅奇如何用指甲去试砍刀的锋刃。

　　“那是自然喽！钢吗，它就是喜欢磨，特别是当它迸出火花或者淬火的时候，它就好像变年轻了一样。”

　　“怎么样，特劳费梅奇，你今天没到十七号楼去吗？”

　　“怎么没有去？去了。”他一面说，一面把砍刀塞到皮带下面，接着憨厚地一笑，又说：“我在那里差点儿没把一家住户的房门给打破了。”

　　“怎么会这样呢？”

　　“是这样的：我正往院儿里走，恰巧台阶上坐着一个人，看见我就说：‘你到二十二号房间去一趟吧，那儿要你干的活儿多着呢，只是敲门要使点儿劲，那家的老太婆是个聋子。’于是，我就去狠狠地敲起门来。结果女邻居从另外一个门里跑出来了。她说：‘那个住宅里什么人也没有。’我说：‘那家的老太婆是个聋子。’可是她连听都不要听，还说：‘哪个鬼跟你说的？我每天都在那里收拾，什么不清楚啊！房间里没有人。’当然喽，我只好来一个向后转，出来了。嘿，那位公民却坐在那里抽烟呢。他问：‘怎么样，敲开了吗？’我回答他说：‘你怎么啦，平白无故地把人骗到五层楼上去，那里根本没有人。’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没事儿，老兄，一切都很正常。’接着就飞快地向大门走去，好像专门在那儿等我似的。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特劳费梅奇摇摇头，便又弯下身去磨起刀来。

　　“是啊，”谢尔盖同情地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真古怪，他穿得怎么样？”

　　“穿得很整齐。上身是一件粉红色的短袖绸衬衫，下身是那种浅色的，嗯，浅灰色长裤，连凉鞋都是上等货，也是灰色的。”

　　“年轻吗？”

　　“说不上年轻，跟我的年纪差不多，不过没有胡子。”

　　“他是一个人吗？”

　　“起初好像是一个人。后来，当我下楼的时候，有个学者模样的人在和他说话，那人戴着黑帽子，还有眼镜。他们甚至吵了起来。原来的这个家伙，把拳头一直伸到那人的鼻子底下，那一位却彬彬有礼地让开了。等我走近的时候，那个戴帽子的已经快步走出了院子。说实话，我当时也像凶神恶煞一样。”

　　“瞧这事儿。你大概马上就离开那幢大楼了吧？生气了？”

　　“不，没有。我还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儿，喊了一阵儿。后来又和费多尔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他在等他的老婆，也是个爱闲聊的人。”

　　“他是谁呀？”

　　“我的朋友，过去我们同在一个生产合作社里工作过。”

　　“就是房屋管理处的那个水管工人吗？”

　　“对，对。”特劳费梅奇高兴起来，“那么，你认识他？”

　　“不，”谢尔盖微微一笑，“只是听说过。”

　　特劳费梅奇努力用脚踩动轮盘，火花向四处飞溅着。黑眼睛的售货员从门里面跑出来，快活地问道：“我的小刀磨好了吗？还没有磨好？唉……”他不满意地看了谢尔盖一眼。

　　“好吧，再见，特劳费梅奇。”谢尔盖说。

　　“祝你健康，亲爱的人。”他唱歌似地回答，“有纸烟吗？”

　　谢尔盖把自己的香烟送了一半给他，就走了。

　　找水管工人费多尔并没有费多大的劲儿。

　　费多尔说，特劳费梅奇走后不久，就有一辆出租车开到了大门口。从汽车里出来一个穿粉红衬衫、戴草帽的人，他穿过院子，就进了那幢有二十二号住宅的大楼。费多尔由于无事可做，和司机闲聊起来。司机便告诉他，这个乘客不大可靠，没准儿会溜走，但是计程器上已经记了五个卢布的账。看来，应当跟着他，把车开进院子。于是费多尔提起，这家伙刚才还骗过磨刀匠。司机更加不安起来，真的把车开进了院子。过了二十分钟光景，这辆出租车就开走了，那个乘客也坐在里面。放下的车窗里还竖着一条卷起来的毛毯。

　　“你没有注意出租汽车的号码吗？”

　　“没有这个必要嘛。”费多尔辩解说，“出租车就是出租车呗。不过你可想不到，汽车的挡泥板碰坏了一点儿，”他又来了兴致，“司机说今天和一辆别的什么车‘接了吻’，他害怕会没收他的驾驶执照呢。”

　　“那司机长得什么样子？”

　　“长得吗，瘦瘦的，黑黑的脸，戴一顶宽檐帽。额上的头发倒挺好看，像哥萨克人一样。”

　　“请问，你看清楚没有，这家伙是一个人坐在车里吗？”

　　“一点儿没错，就他一个人，我看得很清楚。”

　　“院子里有个戴黑帽子和黑眼镜的人，你看见没有？”

　　“没有。”他想了一下，回答说：“不知怎的，没注意。”

　　“好，谢谢，费多尔。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朋友。”

　　“哎呀，老天！要早知道是怎么回事，哪怕跑步，我也跟着这车跑一趟。”他激动地回答，“瞧瞧，什么事儿呀！”

　　此时此刻，谢尔盖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他终于发现了野兽的踪迹，一只可怕的野兽，而且正一步步地逼近它的洞穴。他整个内心都由于急切难耐而颤抖着，充满了幸福与自豪。瞧他，谢尔盖·科尔舒诺夫，一个新手，接受了重要任务，随即以自己的机智和努力去完成了它，没有旁人的帮助，而且完成得多么出色啊！他得意地想：“现在，当他们还在那个住宅里忙乱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已经破案了。”

　　这是第一次独立破案！此后，萨沙·罗巴诺夫再不会用庇护的口吻来给他解释人所共知的大道理了。至于沃龙错夫，就让他忌妒得脸色发青吧。桑德列尔也一定会高兴的，因为谢尔盖现在也是他的学生呀。

　　谢尔盖一口气跑到舒宾斯基住的五层楼上，这时他才看了一下表，快十一点了，已经很晚了。谢尔盖想了起来，莫斯科刑侦局的车已经不在门口。就是说，这一切都得拖延到明天。于是他慢慢地走下楼来。

　　对莲娜的思念又占据了他的心。近来他不断地想起她。不知为什么，他愈来愈难以认定：她是一个和自己已经疏远了的外人。更为奇怪的是，现在的莲娜在他眼里既不是那天在她家吵架时的模样，也不是有一回在咖啡馆她突然抽烟时的样子。所有这些形象差不多全都从他记忆中消失了。就像一幅活动图画似的，由这些晦暗的、模糊不清的回忆中，忽然异常鲜明地浮现出看完电影后那个夜晚的情景，不，不是整个晚上，只是当他们谈到邻居老太太时，莲娜突然转身看着他的一瞬间。谢尔盖还记得她那灰色大眼睛的光芒，在这目光中蕴藏着羞怯和喜悦。是的，这是由于他站在她身旁而激起的欢乐。唉，如果现在能够再看见她，对她谈谈自己的第一次巨大成功该有多好！难道到那时她还不明白他做的是什么工作吗？

　　谢尔盖不由得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加快了脚步。

　　第二天早晨，桑德列尔召集了一个短会。

　　起初，左托夫汇报了现场的调查结果，后来桑德列尔转向科技室鉴定员兹沃雷金娜问道：“喂，加丽娅，检验结果怎么样？”

　　兹沃雷金娜从放在膝盖上的文件夹里抽出几张材料，放到桑德列尔的桌上，然后说：“匪徒是由正门进的屋，在锁的内部发现了万能钥匙的痕迹。动作很熟练，显然是个老手。”她很有把握地结束了报告。

　　“你的汇报不完全。”桑德列尔严厉地说，“对在衣橱里发现的那两根线的分析结果怎么样？”

　　“请原谅，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兹沃雷金娜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分析的结果证明，这是妇女用的细纱手套上的线。”

　　“好吧。现在，科尔舒诺夫，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谢尔盖带着得意的心情汇报了自己的收获。汇报时他瞥了沃龙错夫一眼，可是沃龙错夫毫不在意地坐在那里，仿佛根本没有听谢尔盖说什么。直到报告要结束的时候他才凑到邻座的身旁，颇为高声地耳语说：“我们的这个美男子又在装模作样了。”谢尔盖听见了这些话，气得他那蓝色的眼睛陷得更深了。

　　“对，很好，科尔舒诺夫。你现在逐步地掌握了侦查工作的方法。”桑德列尔点点头，接着又狡黠地眯缝起眼睛问：“就像这样来解开线索，不是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的吗，嗯？”

　　“非常引人入胜，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我恨不得能通宵工作才好呢。”谢尔盖微微一笑，“只是不知为什么，所有的人一到夜里就要睡觉。”

　　“真是奇怪的习惯！也不让人显示显示自己的才能。”沃龙错夫嘲笑地说。

　　大家都笑了起来。

　　桑德列尔看了谢尔盖一眼，随即让罗巴诺夫进行汇报。他也是负责查清见证人的。

　　谢尔盖感到很诧异，甚至有些遗憾。他发现，罗巴诺夫获得有关汽车的材料要比他快得多。

　　“我从一开始就假定匪徒是乘坐汽车来的：因为被盗走的东西实在太多。当时院子里一共停着四辆汽车。有三辆我很快就查明了，车主就住在大楼内。第四辆是出租车，这是两个女住户告诉我的，她们各自从自己房间的窗子里看见过这辆车。”

　　“好吧，就这样，现在我们来简单地总结一下，”桑德列尔说，“罪犯是一个很有经验而且胆大妄为的人。由此得出结论：行动应当谨慎，无论如何不能打草惊蛇。今天就要查出那辆出租车的司机。一经查明，立刻把他带到这儿来。伊万·华西里耶维奇，那时由你亲自审讯他吧。”

　　左托夫同意地点点头。

　　“至于那个戴着帽子和眼镜的人只不过是个帮凶罢了。”萨沙·罗巴诺夫深信不疑地说，“磨刀匠也许误会了，以为他们是在吵架。”

　　“可是要知道，他的外表不像这类人。”桑德列尔怀疑地摇摇头，他考虑了一会儿又说：“顺便提一下，科尔舒诺夫得到的材料非常重要。其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了解到汽车的特征，以及司机的面貌特征，甚至还搞清了司机和水管工人的谈话内容。在必要时这可以使司机回想起这趟旅程的情况。此外，偶然插足其间的磨刀匠的材料也很有价值。匪徒巧妙地利用了他，再一次检查住宅里是否有人。这一点更加证明了匪徒的狡猾和富有经验。谁也没有重视这个细节，而它却是唯一能说明匪徒能力的事实。”桑德列尔看了谢尔盖一眼，接着说：“不过，科尔舒诺夫，所有您的材料只能帮助查明罪犯，要想证明他的罪行则必须有在现场上找到的物证和印迹才行，因此也不要过高地估计您的成绩。如果只有您一个人，那是什么也完不成的。”

　　“科尔舒诺夫好像有不同的看法。”沃龙错夫讽刺地说。

　　谢尔盖本来准备用同样的语调回敬他一下，但这时桑德列尔已经果断地宣布说：“会就开到这里。晚上我在这儿等候司机。伊万·华西里耶维奇，你再稍等一下。”

　　工作人员们走了以后，桑德列尔和左托夫默默地抽了一阵烟，各自考虑着自己的事。左托夫习惯地抚摸着他那剃得发亮的头。桑德列尔皱着浓黑的眉毛，一动也不动地坐着，面容显得很疲倦。

　　多少年来，这两个人已经学会了不用交谈就能互相理解、默契。共同的、危险而又困难的工作，使他们养成了许多同样的品质和习惯。此外，他们彼此早就熟悉了对方在到刑侦局之前的全部生活经历。

　　左托夫生在顿巴斯，同父亲和兄长们一起在“倾斜的奥里加”矿井里工作过。二十年代末期，这位青年矿工、共产党员应征入了伍。在远东与伪满白军进行的几次激战中，左托夫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枚勋章。

　　服役期满后，他到莫斯科来找哥哥。首都深深地吸引着这个求知欲极强的小伙子。几个月后，左托夫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民警工作，分到了刑事侦查局。也就是在这儿，他遇见了桑德列尔。

　　桑德列尔的生活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随着革命的第一声轰雷，这个瘦弱、活泼而斗争性极强的青年，穿着军大衣、戴着红星军帽，来到了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工作。原警察局的留用警官对桑德列尔以及他的同志们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双方的斗争从他来这里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桑德列尔和他的同志们终于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以后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犯罪事件层出不穷，盗匪集团的组织往往庞大到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和他们进行的残酷搏斗常常转变成正式的战争。桑德列尔是剿匪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受过七次刀伤和枪伤。他成了莫斯科民警局中最有经验、最精通业务的侦查人员。因此，左托夫就开始向他学习所有的东西。

　　桑德列尔皱着眉头，默不作声地抽着烟，而后又放下香烟，转脸对左托夫说：“值得注意的是：在短短的时间内，你这一区就发生了两起严重的住宅抢劫案，其中的一起还发生了凶杀。而且两起都在白天，两起都有汽车，最后，这两起案子都有内线。难道是偶然的吗？就算是吧，但是头一件案子复杂化了：出现了一个‘老爷子’。第二起案子总起来说尚未破获。目前我们正处在残酷的战斗前夕。”

　　晚上六点钟左右，出租汽车司机华西里·丘尔金把汽车开到了祖波夫斯基广场的停车场上。他的车排在第二位，很可能马上就会找到乘客。可不知为什么，调度员走到他面前来问他的汽车号码，接着也没有回答惴惴不安的丘尔金的问题，便回岗亭去了。丘尔金气恼地耸耸肩，让自己坐得舒服些，准备打个盹。但是，他的思绪怎么也离不开昨天发生的事件。直到现在，丘尔金一想到自己所出的事，就感到一阵透心凉。再加上昨天还撞了一辆汽车。嘿，简直该……现在等着向交通管理局的检查员解释吧。“可是调度员要我的车号做什么用呢？”他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于是，那点睡意就彻底消失了。

　　丘尔金睁开眼睛，忽然发现一辆咖啡色的“胜利”牌汽车在广场上某个部的大楼旁停住了。从车里走出一个长着浅色头发的小伙子。丘尔金看见他穿过广场，可是不向自己这辆已经排在第一的汽车走，反而向出租汽车行列的末尾走去。“连次序都不知道。”丘尔金不满地想，“这应该是我的乘客。”他从车窗里望出去，看见这个年轻人绕到行列的排尾，一面仔细地查看汽车号牌，一面很有把握地向前走过来。丘尔金提心吊胆地戒备着：他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调度员奇怪的行动。最后，年轻人走到他的汽车面前，问：“有人吗？”

　　“请吧。”丘尔金闷闷不乐地回答说，随后又不觉胆怯地问：“上哪儿去？”

　　那人从容不迫地说出了交通管理局的地址。丘尔金的脸马上就沉了下来。“怎么就给自己招来这样一个不祥的客人呢。”他茫然失措地想。当然，主要危险已经过去了，而且好像不再存在了。可是这另外一件——撞车问题又该怎么办？一分钟前还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摆在丘尔金面前，却显得后果十分严重。“只要不没收驾驶执照就行。”他怀着恐惧的心情期望着。

　　二十分钟后他已走进了一个侦查员的办公室，桌子后面坐着左托夫。

　　在问过一般的履历以后，左托夫终于用他那一贯的、平静而颇为冷淡的语调说道：“现在，丘尔金公民，请您好好地、用心地回想一下昨天的事情吧。”

　　“首长同志，说真的，不是我的错！”丘尔金叫了起来，神经质地揪扯着手中揉皱了的便帽，“他同样也把我的挡泥板撞坏了，我已经不提了。”

　　“对，对，”左托夫笑了笑，“后来您又做了些什么呢？”

　　“不，不是后来，是起初！”丘尔金急躁地反驳说，“是他从第二道行车线向右转的，我那时刹车已经来不及了。我当时是在绿灯下行驶的，所以没有减速。”

　　“这不是在十字路口吗？”

　　“咳，当然喽，我是应该减速，但要知道他是从第二道行车线右转的呀，首长同志。唉，好吧，您罚我款吧！”他绝望地喊道，“但请不要没收执照，首长同志。”

　　“好，不没收。”左托夫又笑了笑，“但是出了事故之后，您为什么没有回车场去呢？”

　　丘尔金最怕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他又违反了一条规定。可是他难道能说出来，为了下一趟行车，人家塞给他多少钱吗？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也不能说后来的一切是怎么发展的呀！

　　“这是因为撞伤的地方不大，”他沮丧地说，“要用放大镜才找得出来。”

　　“要用放大镜？”左托夫严厉地又问：“那么您就带着这块撞伤满城跑吗？”

　　“哪有这样的事呀，老天爷！”丘尔金叫喊着说，“总共我只跑了一趟。”

　　“一趟？”

　　“就是一趟！要是说谎，就让我死在这里！”

　　“那么您这一趟到哪里去了？”

　　“记不清了……”丘尔金回答道，他感到浑身都在发冷。

　　“记不清了？撒谎！现在就和我们走一趟吧。”左托夫站起身来，断然地说。

　　“怎么现在就走？到哪里去？”丘尔金惊慌地问，他的脸刷地一下变得苍白了。

　　“去您昨天带着坏挡泥板去过的地方。”左托夫凝视着他的眼睛回答说，“站起来吧！”

　　丘尔金低下头，仍然坐着不动。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傻瓜呀！”他什么人也不瞧，绝望地说，“我并不是在交通管理局。你们是刑事侦查局的吧？是吧？我怎么一开始会没有想到！”突然之间，他挑衅地抬起眼睛看着左托夫叫喊起来：“我不愿意牵连到你们的事情里去！我记不清地址了！而且，我根本就没有载过什么乘客！让我安静一下吧！……”

　　丘尔金的脸涨得通红，嘴唇神经质地颤动着。在他睁得很大的眼睛里蕴藏着恐惧和愤怒。

　　左托夫惊奇地扬了扬眉毛，又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取出香烟，稍稍犹豫了一下，便抽起烟来。

　　“好吧，丘尔金，”他终于开口了，“就算这一切都是您杜撰出来的。我们谈话的时候又没有见证人，您也没有在审问记录上签字。因此，谁也不能指控您撒谎。那么请安下心来吧。”

　　左托夫住了口，看了丘尔金一眼。那一位真的稍微安静了些。

　　“丘尔金，请回答我一个问题，但是要说实话。”左托夫继续用那种平静的语调说，“这是我们之间的谈话，我也不作任何记录，只是一定要诚实。您是一个共青团员，我是共产党员，而且入党已经二十五年了，是为纪念列宁逝世而吸收党员时入的党。这是我的党证，您看看吧。”

　　左托夫拿出自己的党证，递给丘尔金。

　　“用不着了。”丘尔金稍微推让了一下。

　　“不，您看看！”左托夫严肃地说。

　　丘尔金接过党证，看了一会儿，随即尊重地将它还给了左托夫。

　　“好吧，现在像一个团员对党员那样，诚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左托夫继续说，“发生了什么事？我看您是被什么事情吓坏了。”

　　“我告诉您，”丘尔金勉强抑制住激动，低声回答说，“他们用手枪威胁过我，说是假如我泄露了秘密，就要打死我。他们从我的身份证上把地址抄去了。还对我说，如果他们被逮捕了的话，他们的同党就会把我打死。我可不愿意死在强盗的枪弹底下！”

　　“对，这个事情很严重。”左托夫沉思地说，“可是虽然我在刑事侦查局已经工作了十五年，但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匪徒当真执行自己的威胁手段。这种威胁只能用在神经脆弱的人身上。”

　　他住了口，眼睛凝视着窗外，聚精会神地想了一会儿，然后仔细地看了丘尔金一眼，显然是下了某种决心，于是又继续说下去：

　　“要是换一个人，丘尔金，我会这么对他说：‘我们找您并不是偶然的。这儿有证人的供词。有人看见您和匪徒们坐在同一辆车子里，您又运走了赃物。难道您拒绝指出这些匪徒，拒绝帮助我们破案吗？如果拒绝的话，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怀疑您是这件罪案的同谋者。’假如我面对的是一个虚伪无耻的人，我也可以对他这么说：‘您不是怕那些土匪吗？那好办，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去指控他们，现在主要的只是抓住他们。所以我们不用写审讯记录。您的名字也不会被牵扯到案子里来。您只要和我们一起去指出匪巢的地点就行了。而且我们还可以帮您化一下装，谁也不会认出您来。您也尽了自己公民的义务。’这种话，丘尔金，我可以对一个懦夫说。但您是一个共青团员，一个立过功、得过卫国战争勋章的坦克手，一个多次出生入死，亲自把死亡带给敌人的战士，我不能对您说这些话。”

　　左托夫又沉默下来，看了丘尔金一眼。刚刚在他心中激发起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那瘦瘦的、紧张的脸上显出似乎从未有过的严峻。不过他的眼睛里还含有恐惧的神色。

　　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了很久。

　　最后，丘尔金终于站起身来，轻轻地、十分庄重地说：“走吧，什么化装也用不着。”

　　两辆小汽车在公路上疾驰着，明亮的汽车灯光划破了黑暗。两侧不时现出郊区别墅的轮廓，但很快又都沉没到黑暗中去了。远处，跑在前面的汽车的尾灯偶尔闪出红光。有时迎面而来的汽车突然在一瞬间闪出眩目的灯光。紧接着所有的车灯又同时熄灭了，汽车就好像幻影一样地互相擦肩驰过。

　　公路上不时现出黄色的箭形指示牌，上面标着地名：“彼洛沃”、“维斯涅基”、“柳别尔茨”、“克拉斯哥沃”，最后是“玛拉霍夫卡”。

　　汽车离开了公路，驶进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长满青草的街道。街道两旁，那些别墅的凉台和窗子内灯火辉煌、人声嘈杂，传来一阵阵音乐声和欢笑声。

　　丘尔金十分准确地辨识着方向，在领头的那辆汽车里一直可以听到他那信心十足的声音：

　　“一直走……现在向右拐……瞧，那是变电所，现在再向右拐……对，一直走，一直走……马上就会出现一堆木料。看，那就是木料！这该向左了……一直走……”忽然，他小心翼翼地耳语说：“左托夫同志，就在这儿。”

　　左托夫迅速地俯身对司机说：“向前开，到第二个转弯的地方，我们在那边转过弯之后就停下来。”

　　汽车甚至没有放慢速度，就一直开走了。马达声终于静息下来。人们慢慢走到草地上，活动活动坐得麻木了的腿。

　　左托夫发出命令：“把一辆汽车开到邻近的街道上去，就让它停在那儿。所有的人都到这辆汽车上来，免得暴露出聚集了一群人的样子。”然后他转身向丘尔金说：“我们把您送到车站去，谢谢您，丘尔金同志。”

　　“能耽搁您一下吗，左托夫同志？”

　　他们走开了几步。

　　“我自己找得到去车站的路。”丘尔金说，“可是您知道，我想留在这儿，也许会有用的，可以吗？”

　　“不，丘尔金同志，回去吧。”左托夫摇摇头说，“再一次谢谢您，我很高兴，没有看错您。”

　　丘尔金低下头说：“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您别往心里去，左托夫同志，我不是懦夫，只不过起初一下子昏了头。”

　　他们告别以后，左托夫回到汽车上来，勉强挤到前面的坐位上，那儿已经有两个人坐着了。

　　“同志们，现在一切就绪了。”他从容不迫地说，“看见别墅了吧？可是还不能马上就到那里去，因为房舍的配置情况不清楚，匪徒可能会悄悄地躲起来。此外，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里面。看来，要组织一次埋伏。计划是这样的：格朗宁、沃龙错夫、查别林和科尔舒诺夫，你们监视着别墅的围墙。把所有出来的人都扣住，带到这儿来。把所有进去的人都放过去，并且立刻报告。其他的人暂时留在汽车里，司机也留下来。完了。执行吧。”

　　谢尔盖和他的三个同志第一次经过别墅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笑着，大声地谈论着。围墙并不高，而且已经有些坏了，但是小小的别墅楼差不多整个都隐蔽在矮树丛和树木的后面了。灯光已经熄灭了。所有住在别墅里的人似乎都已进入了梦乡。

　　他们到了墙根之后，沃龙错夫和查别林就转身往回走。

　　“步也散过了。”沃龙错夫讽刺地埋怨着，“在这么舒服的地方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可就是有些多此一举。”

　　但是谢尔盖和格朗宁决定查看一下这个地段的后面部分。这儿既与别墅相毗邻，又可通向邻近的街道。他们不慌不忙地逛了这条街，发现在两个地段之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沿着这条通道走，便能直接抵达那使他们发生兴趣的别墅围墙。

　　“我们在这儿等一等吧。”格朗宁耳语着说，“这是到街区最好的捷径。瞧，还有便门呢。你藏在这里，我到通道口去看看。如果有人出来，丢一粒松果给我，我们从前后两面堵住他。”

　　谢尔盖点点头，立刻在矮树丛里藏了起来，开始仔细倾听。

　　他很快就发现，在寂静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头顶上有架飞机在轰轰作响。远处不时传来火车和电气列车的汽笛声和车厢的撞击声。一只狗在什么地方吠了起来，接着响应它的有第二只、第三只。从隔壁的别墅里传来广播员的声音，原来，无线电正在广播最后的新闻。在街上不远的地方，可以听得见脚步声，一阵哄堂大笑，而后是歌声。紧靠身边的树丛里，有只不知名的小鸟儿在啾唧乱叫，当小鸟飞到另一个树枝上的时候，就弄得树叶沙沙作响。一粒松果从松树上掉了下来，蟋蟀在草里面唧唧地叫着，所有这些声音都很容易辨别，它们是那样清楚和熟悉，引不起任何一点惊惶。

　　谢尔盖聚精会神地坐着，时刻戒备着。

　　曾几何时，他在前线上，也像这样敏锐地窥伺过敌人，以后又曾经在那遥远的外国城市守卫过不安的夜晚。现在，他又在和敌人进行着斗争，但已经是在祖国的土地上了。这儿是那么温暖，生气洋溢，无数熟悉的声音。处处使他回想起自己的往事。

　　这时候突然响起了沙沙声，它使谢尔盖更加小心起来。树枝喀嚓一响，在别墅里面的围墙旁出现了一个黑影。有人谨慎地走近小门，倾听了一会儿，轻轻地嘎吱一声把门打开了。显然，开门声使他吃了一惊，他又凝神倾听了一会儿，然后才走进通道里。

　　谢尔盖正要警告格朗宁，不料他又一次听见了顺着小路过来的脚步声。围墙旁出现了另外一个人，他轻声地、命令式地说：“过两个小时以后我等你，否则就来不及了。如果我睡着了，你回来的时候就叫醒我。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找都行，十万火急！要是来晚了，你那一份就拿不到了。嘿，你要是根本不来的话，我会找到你的，那时你就去祷告上帝吧。”他粗野地骂了几句脏话，又用谢尔盖还不大明白的黑话说了些什么。

　　那第一个人哑着嗓子毫不在乎地回答说：“闭住你的臭嘴，我那一份是不会放过的，滚回家吧！”

　　第二个人又骂了几句就回别墅去了。留下来的那个人仔细听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脚步声，然后向着大街走去。谢尔盖放他走过自己身边，随即一挥手臂，抛出了一粒松果。

　　这人刚一踏上街道，他的肩胛骨就被热呼呼的手枪口顶住了。格朗宁轻声威吓说：“不准出声！”

　　谢尔盖走上前去，于是他们把扣押住的人带往小汽车那一边。

　　在拐角的地方，那人突然一弯腰，向路边跳去。走在后边的谢尔盖眨眼间也跟着跳了过去，短促有力地一击便将他打翻在地。格朗宁也赶到了跟前。五分钟后，这人已被捆住双手送到汽车里了。他被安排到后面的座位上，脚下就躺着那条警犬。左托夫立即开始审讯。

　　被扣的人是个年轻小伙子，满头乱发，长着一对吉卜赛人的眼睛。他看见事情已经不妙时，就不再矢口否认、顽抗到底了。

　　“从我身上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我没有参与这个案子。那是罗什金和基特做的。他们为了卖东西才把我叫到这里来的。可是我根本看不上他们。还是自己的性命要紧。”

　　“别墅里现在有什么人？”

　　“沙伏龙·罗什金。他的妹妹卓娅上班去了。”

　　“基特在哪里？”

　　“在城里。他明天来。”

　　“别墅里还有什么人？”

　　“女主人。她睡在楼上。”

　　“好吧，不过万一不是这样……”左托夫威胁说。

　　“这都是实话。难道我还不懂吗？刑侦局就是刑侦局。是鬼把我蒙到这儿来了！”

　　“到别墅里去怎么才能不被人发现？哪些房间里有人睡觉？”

　　“这个好办。我现在就可以把一切说得清清楚楚。”

　　十分钟后，别墅被包围了。瘦小的沃龙错夫头一个毫无声息地钻进了稍微开着的厨房窗子。他的动作迅速、坚决而又勇敢。

　　在其中的某个房间里抓住了正在熟睡的罗什金。他的枕下放着两把子弹上了膛的手枪。

　　搜查开始了。

　　“偷来的东西放在哪儿了？”左托夫盘问罗什金，“我劝你赶快交待。”

　　“你只能劝劝那些比较年轻的人，”罗什金冷笑了一声，回答说，“我可已经是过来人了，我还能劝告别人呢。东西是没有的，信不信由你。我没有犯过什么盗窃罪。”

　　搜查进行得十分仔细。各个房间都用反射探测器查过了。敲遍了墙壁，检查了地板，在一个地方还拆开了护板，所有的家具都被挪到一边，并且仔细地看过了阁楼和地窖。

　　谢尔盖在书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未写完的信，字迹圆浑而整齐。信的内容使谢尔盖十分惊奇：“亲爱的父亲，我正在忏悔。我的灵魂有罪，现在准备到您的小庙里日夜祈祷，求神赦免。我将从地底下出来。请收拾一下殿堂，扫去灰尘，准备好祭坛、蜡烛、圣饼和长明灯的油……”

　　很快就找到了那副女人用的手套。它放在炉子里，在一堆木柴、干树枝和纸片的下面。显然，已经准备点炉子了。左手手套的一个地方稍微扯破了一点，同时，大家早就注意到罗什金左手的一个手指上有块涂了碘酒的稍稍擦伤的伤痕。

　　左托夫指着手套问罗什金：“谁的？”

　　“大概是妹妹的，看样式就知道。”

　　“不对。喏，戴上这一只看看。”

　　罗什金一动也不动。

　　“策略很不高明，愚蠢透了。”左托夫轻视地说，“害怕了吗？”

　　“我生平还没有怕过什么东西呢！”罗什金怀着恶意地回答，“好，请欣赏吧。”

　　他戴上手套，那上面剐破的地方正好与手指上的擦伤相吻合。

　　“能把这种巧合解释一下吗？”左托夫问。

　　“没有这个打算！”

　　“那么我来给你解释吧。你戴着这只手套的手，摸到衣橱里去了。在那里的钉子上剐破了手套，也擦伤了手指。”

　　“这一点还需要证明。”

　　“我们能证明。”左托夫沉着地回答说，“你知道检验是怎么一回事吗？看，就像这样。它能证明，挂在衣橱里钉子上的线正好是这只手套上的，这是一点；其次，你的血型和衣橱里血斑的血型是相同的。明白吗？”

　　“明白倒是明白。可是，最主要的还是东西哟。偏偏它们就是没有。”罗什金挑衅说。

　　“我们找得到的。请放心吧。”

　　“等你们找到了，”罗什金断然宣布说，“那个时候，见你们的鬼，我就会彻底坦白。但是现在请不要麻烦我。”

　　左托夫考虑了一会儿，突然命令他：“把凉鞋脱下来！”

　　“这是怕我跑吗？”罗什金撇着嘴冷冷一笑，“好吧，如果必要的话，我赤着脚也能跑。”

　　他脱下鞋，左托夫吩咐把凉鞋拿到另一个房间去。他在那儿拿出放大镜，仔细地观察了鞋底。

　　“找一找有红色粘土和石灰的地方。这家伙不久前又到那里去过。”他对侦查员们说。

　　……

　　谢尔盖和萨沙·罗巴诺夫拿着铲子走遍了别墅的整个地段，已经说不清有多少次了。

　　“这个坏蛋，给我们找的好事！”谢尔盖气恼地说，“可是他能把东西藏到哪儿去呢？”

　　“应当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想一想。”罗巴诺夫笑了起来，“懂吗？总有这么一个舒服、温暖的好地方。”

　　他们一边沿着围墙慢慢地向前走，一边研究着泥土。谢尔盖的眼光无意之中落到了邻家的地段上。一个新挖的坑和从坑里挖出来的高高的土堆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萨沙，那边是什么？”

　　“那边？那是人家的地段。”

　　“不是，我说那个坑是怎么回事？”

　　“这得去问问主人。”

　　“可是你看，这坑很奇怪。”谢尔盖若有所思地说。

　　“有什么奇怪的？人会挖坑——这一点很奇怪吗？”

　　“不是，这个坑挖得很奇怪。你想一想，”谢尔盖目不转睛地望着坑，兴奋地说，“凡是挖这种大坑的时候，坑里的土总是向四面扔出去的。这里也是这么挖的。你看，那不是印迹吗？可是后来把挖出来的土堆成了一个高土堆。这是为什么？”

　　“而且粘土是红色的！”萨沙喊了起来，“周围撒满了石灰！围墙上还有一个洞呢，真是太方便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向邻家的地段爬了过去。

　　谢尔盖紧跟着他。他们拿起铲子用力挖了十分钟。一只用草席包得很好的舒宾斯基的箱子，从地下发掘出来了。紧随其后的是其它物件。

　　“我们成了掘宝人了。”罗巴诺夫拭去额上的汗，笑着说，“总算找到了。祝贺你，科尔舒诺夫同志。好，去报告吧。我先在这儿看守着。”

　　这时候，格朗宁正当着左托夫的面，对别墅的女主人进行审讯。这是一个面颊红红的中年妇女，小小的鼻子上架着角框眼镜。斑白的头发在后脑勺上马马虎虎地梳成一个不大的蒜头似的发髻。她穿着旧式的花睡衣，说话的时候不断地抽着烟。

　　索菲亚·格里高尔叶芙娜·罗文斯卡娅是一个内科医生。她的丈夫也是医生，已在战场上牺牲了。每年夏天她的女儿就同丈夫、孩子住在这个别墅里。不过现在他们到乌克兰的亲戚家去了，所以罗文斯卡娅也就第一次决定把别墅的楼下租出去。她自己很少在别墅里过夜，因为诊疗所的工作很忙，罗文斯卡娅常常直到深夜还在自己的区里巡视。她在这儿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人认识她，都期望得到她的劝告和帮助。有时还天真地认为，医生不仅能治疗肉体的病痛，还有办法医治一切其它不幸。因此，罗文斯卡娅也就经常向社会救济部、向工会中央委员会、向地方工厂职工委员会写信，向他们的漠不关心和官僚习气提出申诉或表示抗议。很可能，在信末的签名——一个主治医生——真的加速了对事情的处理。

　　的确，她碰上了坏房客。老实讲，她只把别墅租给了卓娅·罗什金娜一个人，但是以后她的哥哥来了。从此楼下就开始了醉汉们的吆喝、狂歌。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人聚到这儿来。

　　“什么人常到他们这儿来呢？您还记得谁吗，索菲亚·格里高尔叶芙娜？”格朗宁尊重而又耐心地听完了她那没有头绪、甚至是多余的详情细节之后终于问道。

　　“您知道，什么样的人都有。例如，不久前有一个男孩使我非常不安。”罗文斯卡娅皱起眉头说，“他大概只有十六岁，起初好像还有些害臊和胆怯，后来就坐下来和他们一起玩牌、喝酒了。当然是赌输了，我听见他们逼他，跟他要钱，但是他一无所有。于是大家都嫌恶地骂他、威吓他。以后有个人出来替他说情。而他的父母却绝对想不到，他们的儿子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消磨时光的。”

　　“他叫什么名字？和谁一起来的？是在什么时候？”

　　“他好像叫依果尔。是上个星期天和一个老头儿一起来的，我记得也就是这个老头儿替他说的情。”

　　“您能说说，这个依果尔长得什么样子吗？”

　　“他是这么一种典型的瘦弱少年，懂吗？高个子，胸部很窄，一双纤细的手，淡黄色头发。至于性格吗，显然很急躁。毫无疑问，是一个很神经质的、容易受刺激的人。”

　　“好，这么说，有一个小伙子和一个老头儿来过。还有谁呢？”

　　“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年纪大一点，他们好像叫他基特。是个讨厌的家伙。你们看，我还发现他有些退化的特征。”

　　“是些什么样的特征呢？”左托夫发生了兴趣。

　　“例如，收缩的下颌，狭窄的前额。同时，他的齿缝也相当大。”

　　“这很有意思。”左托夫点点头说，“您说得出这老头儿的长相吗？他们怎么称呼他？”

　　“我没有亲眼见过这个老头儿。但是大家都听他的。我记得这个罗什金就对他发过牢骚。那时我正好在厨房里忙着，就听见罗什金说，有人妨碍他解决别象街的事情，可是他还弄不清那个家伙究竟是什么人。我当时曾想：他们莫非是投机商？而那个老头儿就用这么一种油腔滑调的声音对罗什金说：‘没有关系，敬爱的，走吧，照我说的去做吧，一切都会妥贴的。’我对他那个刺耳的称呼——‘敬爱的’，记得非常清楚。噢，等一等，我想起来啦！”她一下子兴奋起来，“罗什金把老头儿叫做‘老爷子’。”

　　“老爷子！”格朗宁不由得脱口而出，他看了左托夫一眼。

　　左托夫却仍然不动声色地抽着烟。格朗宁猛地醒悟过来，连忙岔开说：“这实在是有些刺耳。那么，还有谁来过这儿呢？”

　　“真的，再也想不起什么人了。”罗文斯卡娅深思地说。

　　“您还有问题吗，少校同志？”格朗宁转身问左托夫。

　　“只有两个问题。我们也不再多耽搁您了，索菲亚·格里高尔叶芙娜。”

　　“不，没什么，您这是哪儿的话？您随便问吧。我看事情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左托夫点点头，“是这样的，前天他们用汽车运来了许多东西。您没有注意到，他们把东西藏到哪儿去了吗？”

　　“没有，您瞧，我没有看见。”罗文斯卡娅惋惜地摇了摇头，考虑了一下，又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可惜！第二个问题：您没有听说那个孩子——依果尔住在哪里吗？哪怕只知道在哪个区也行。”

　　罗文斯卡娅不慌不忙地熄掉烟蒂，然后又拿出一支，把它用手指捻松。

　　“他住在哪儿？”她慢吞吞地说，“可惜他们谁也没有说到这一点。不过，老实说，我曾经偷听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命运使我很担心，我甚至想通知他的父母或者学校。”

　　“您怎么知道他是在学校里学习呢？也许他已经工作了。”

　　“不，他们曾谈过关于学校的什么事。”

　　“什么事呢？”

　　“现在让我想一想……噢，依果尔说，他那天必须到学校里去，好像戏剧组要开会，他还是组长呢。所有的人起初都嘲笑他，说是找到了一个演员。老头儿又替他辩护，还说这样很好，应该这样。说要让学校里的人尊敬他。懂吗？这个老混蛋！”索菲亚·格里高尔叶芙娜一下子激动起来，“他教小孩耍两面派，到后来还催他走，告诉他从车站到学校怎么走最快。”

　　“对，对，”左托夫插嘴说，“这点很重要。怎么走？”

　　“他说，坐地铁沿着环形路要近得多，到那边再跑过去。”

　　“就是这些吗？”

　　“很可惜，就是这些。”

　　“太少了点儿。”左托夫毫不掩饰地叹了一口气说，“打扰您了，再一次请您原谅吧。有什么办法呢？”他微笑着摊开双手又说：“我们做的就是这么一种令人不安的工作。”

　　“我明白。”罗文斯卡娅点点头，又颇为忧虑地说：“能找到这个孩子就好了。要知道，你们的工作和我们医务工作一样，预防特别重要。”

　　就在这一刻，门开了。门口出现了满身是泥、兴奋无比的谢尔盖。

　　……

　　一小时以后，第一辆汽车载着被捕的人向莫斯科驰去，紧随其后的是第二辆，最后是根据左托夫的要求，在夜里开来的第三辆汽车。

　　别墅里设下了埋伏，专门等候基特。

　　在载着罪犯的汽车里，大家都默不作声。甚至侦查员互相之间的谈话也是被禁止的。

　　但在第三辆汽车里，人们却非常起劲儿地谈论着这次出击。虽然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但是一路上大家都在争论着，笑着。

　　“对了，伊万·华西里耶维奇，”科斯加忽然想起一件事，“想问问您，什么叫……哎哟，这个字又忘了。嗯，是罗文斯卡娅谈基特时谈起的，关于他牙齿的事。”

　　“关于齿缝吗？”左托夫笑了起来。

　　“对，对。”

　　“这是说，牙齿之间有很大的缝隙。非常重要的特征。对了，同志们，你们必须熟悉很多医学上的特征和术语。”

　　“哦，老天爷，”罗巴诺夫滑稽地叹了一口气说，“可是，有一个聪明人说过，本来抱不住的东西，你就别勉强去抱它。例如，我记得一件很有趣的事，那时……”

　　“你可知道，”谢尔盖笑着打断了他的话，“那个聪明人还说了什么？”

　　“什么？”萨沙感到他这话里有话，变得小心起来。

　　“如果你家里有喷水池，就把它给堵住：好让喷水池也休息一下。”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真叫人惊奇，罗巴诺夫知道那么多生活中的事例，”科斯加嘲弄地说，“简直可以应付生活中的一切变故了。”

　　“我要是处在你的位置上，萨沙，早就写出一本回忆录来了。”谢尔盖诙谐地说。

　　“就叫做《往事与思考》吧。”科斯加又嘲弄地插嘴。

　　“笑吧，笑吧，”萨沙一点儿也不生气地回答，“不过说真的，为什么关于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人写点儿什么呢？”

　　“其实，我们这儿倒是来过一位作家。”左托夫笑了笑说，“可是他收集呀，收集呀，收集了半天材料，后来全扔了。”

　　“这是为什么呢？”谢尔盖饶有兴味地问。

　　“说是，主题既不符合目前的迫切需要，现象又不是那么典型。”

　　“这该怎么说呢？”萨沙不以为然地说，“我看要抓住像罗什金这样的人，任务是相当紧迫的。”

　　“但是，现象自然不是典型的。”科斯加颇有分析地指出。

　　“现象吗，可能不是很典型的，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却是极有教育意义的。”萨沙摹仿着他的神气说。

　　“现在问题不在罗什金身上。”左托夫深思熟虑地说，“问题在那些逍遥法外的人身上。”

　　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已将近中午十二点了。左托夫决定，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工作人员，都立刻回家休息两个小时。

　　休息一下是极其必要的，因为面前还有巨大的工作等着要做。很显然，罗什金虽然被捕，本案却远未结束。恰恰相反，直到现在该案件的真正规模才展示出来。正如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被案件吸引住了。因此，大家都十分勉强地去执行左托夫有关休息的命令。

　　当天晚上，沙伏龙·罗什金在左托夫的办公室里受到了审讯。

　　在问了一般的履历以后，左托夫说：“您干这一行的历史很悠久呀，罗什金。您头一次受审是在一九三二年。那是为了什么事情？”

　　“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儿，我们抢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大教堂。打了一个神父。”罗什金很痛快地回答，又冷冷地一笑，“这是和宗教欺骗作斗争嘛。”

　　“那么，第二次在一九三九年，又是为了什么？”

　　“也是为了抢教堂，这是在莫斯科附近，杀了一个牧师。”

　　“根据从您家里搜出来的信件文体看，从前您自己也是这个阶层的人吧？”

　　罗什金轻蔑地哼了一声：

　　“我在自己村子里当过两年撞钟人。宗教文体我是后来才研究的。反正在那些年代里总共抢了有十个教堂。不过，人总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可是您一直在撒谎呀。”左托夫从容不迫地反驳说，“无论是第一次判罪，还是关于撞钟人的事，都是假话。您是因为和父亲一起纵火而第一次被判刑的。想起来了吗？没有？好吧，我来提醒您。那一年你们村里建立了集体农庄。你们打死了看守人，放火烧了仓库。因为庄员们把全村的马和牛都关在了那里。你们烧得很巧妙，以致所有的牲口都烧死了。而且您也不是撞钟人，是富农，是村里排首位的富农家庭出身。教堂您也的确搞过，但那是后来的事了。是这样吧？”

　　“你们那儿摆着帐本哪。”罗什金歪嘴一笑，“好吧，就算是这样吧。”

　　“不是算这样，而是事实。”左托夫纠正他说，“现在您说说，这封信是给谁写的？”

　　“是给一个朋友写的。我反正绝不会出卖他，所以你们也就不用穷追不舍了。总而言之，你们和我纠缠是白费工夫。”接着他又坦然地加了一句：“反正我会跑掉的。”

　　这时，桑德列尔走进房间来了。

　　“逃跑？”他一面坐到左托夫身旁的椅子上，一面反问道。“谢谢您的警告。您没有来过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吧？”

　　“我没有这样的福气。”罗什金彬彬有礼地回答说，“我一直在外省作案，所以也就只在那里坐过牢。”

　　“对，对，”桑德列尔继续审问，“您再说说另外一件事。我们这儿有材料说，有人企图阻挠您在别象街的盗窃。这人是谁呢？”

　　“鬼晓得！”罗什金极其困惑地耸耸肩，又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家伙是个什么人。看来，不是你们的人。要不然，这个案子我就不会作了。不过他要是碰到我手上……”

　　“他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说，滚到一边儿去，这份货对你不合适。我就给了他一拳。当时，不知为什么他把手伸到口袋里去了，刚巧磨刀匠走了出来，他躲到了一边，后来就溜走了。”

　　“大概是你们的同行吧？”

　　“不是。”罗什金自信地否定说，显然，这个问题也使他伤过脑筋，“不是，我多多少少跟他递了些‘点子’，可是他不懂我们的‘唱曲’。”

　　“您那时是第一次碰见他吗？”

　　“也不是。问题也就在这儿。我们……也就是说我，在打那幢房子的主意的时候，那还是在动手的两天以前，他就在那个院子里转悠。”

　　“您记得他的特征吗？”左托夫问。

　　“丢开这个念头吧！”罗什金恶毒地冷笑了一声说，“我不打算帮助你们，如果需要他的话，你们自己去找吧。”

　　“胡说八道！”桑德列尔一面信心十足地说，一面意味深长地看了左托夫一眼，“这不过是个偶然碰到的人罢了。算了吧，现在您给我说点别的。罗什金，您还有什么亲人没有？”

　　“有个妹妹，叫卓娅。”

　　“她在哪儿？做什么工作？”

　　“在‘小燕’咖啡馆，当招待员。”

　　“噢，那么‘老爷子’呢？”左托夫淡淡地问，“他难道不是您的亲戚吗？”

　　“我不认识这个人。”罗什金回答得那样肯定、从容，如果左托夫事先不知道实情的话，这种语调甚至会迷惑住他。

　　“不认识吗？没关系，我们尽量快一点给你们介绍吧。”桑德列尔冷笑一声，“您还没有成家吗？”

　　“家？我要家干什么？它在我生活里只能是个累赘。”

　　“您的生活实际上是像狗一样。您是一个危险的强盗，”桑德列尔点点头说，“可是倒要装成一个文雅的人，抽着名贵的香烟，进屋的时候还要擦脚。”

　　“我已经习惯了和那些有文化、有财产的人打交道。”罗什金厚颜无耻地微微一笑。

　　“难道您就不厌倦吗，罗什金？”桑德列尔严肃地问。“最近二十年来，您只有八年是自由的。而且这种自由也是有限的。这种生活应当使您恶心了。您是把自己的生活建筑在别人的眼泪上的。”

　　“现在来说教已经迟了！”罗什金粗鲁地回答道，“现在我自己能给随便什么人上一课！”他的脸变得通红，眼球上布满了血丝，从椅子上跳起身来喊道：“我要抢！我要杀人！教育家们！我恨！我恨所有的人！……”

　　像这样疯狂的、野兽似的张牙舞爪的表情，谢尔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由于嫌恶和愤怒，他全身都战抖起来了。

　　桑德列尔不动声色地眯缝着眼睛，轻声说：“好家伙，没什么可说的！”

　　审问差不多进行了三个小时，等把罗什金带走后，桑德列尔说：“危险的罪犯。但是现在我们主要的，应当说，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老爷子’。这是他们的师傅和教唆者，是一个成员很复杂的大犯罪集团的头目。他活动得这样猖狂，因此就特别危险。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这样的家伙了。可以说，这是行将灭绝的盗匪的最后代表人，要战胜他可不是件容易事。通过谁能找到他的行踪呢？罗什金？他不会交待的，这点很清楚。只剩下一个所谓的基特了。让我们看看，埋伏会有什么结果。”

　　“现在还有一点没有搞清楚。”左托夫说，“那个戴黑帽子和黑眼镜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对，”桑德列尔点点头表示同意，“这是件颇费猜测的事情。此外，我们还不知道是谁把舒宾斯基家的情况告诉匪徒的。这点很重要。总之，这是很伤脑筋的案件。同志们，有些地方还会有相当的周折。伊万·华西里耶维奇，”他又转向左托夫说，“注意，还有一个‘小燕’咖啡馆。”

　　……

　　三天以后的深夜里，留在马拉霍夫卡打埋伏的侦查人员才回来。他们又疲倦、又不安。罗什金的同谋犯，外号基特的危险匪徒没有到别墅去，他失去了踪迹。

第四章 “小燕”咖啡馆

　　谢尔盖清早来上班的时候，听说桑德列尔要他去。当他走进办公室时，桑德列尔把报纸推开，在安乐椅上微微欠起身，打过招呼以后，说道：“请坐，其他的人马上就要来了。”

　　过了一会儿，左托夫、沃龙错夫、罗巴诺夫以及别的侦查人员都进了办公室。谢尔盖察觉到了沃龙错夫的讽刺目光，他好像在说：“头一个跑到上级面前来了，好哇，好哇。”谢尔盖皱起眉头，把眼光移到一边，心中暗自拿定了主意：“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等到所有的人都落坐以后，桑德列尔说：“同志们，现在我们继续研究‘老爷子’和其他人的案子吧。这个案子愈来愈复杂了，有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们被牵连到这里面来。我们正好就把它叫做‘形形色色的案件’。”他又对左托夫说：“新行动计划是你提出来的，所以还是由你来主持这次会议。至于我，也许在会议的过程中提一些意见。”

　　左托夫点点头，向出席的人扫了一眼，从容不迫地说：“目前我们要摸清‘小燕’咖啡馆的底。危险的武装匪徒基特——罗什金的同谋犯，依然逍遥法外。对我们来说，他本人固然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更主要的是通过他我们可以找到‘老爷子’。基特不知道罗什金在哪里，他一定会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的。基特没有到别墅去，我看他也不会去了。多半要通过罗什金的妹妹服务的咖啡馆建立联系。一般来说，在那里和谁见面都很方便。我想，或者他自己去，或者会派人去。应当在最近几天就把基特抓住。这是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

　　“我昨天到这个咖啡馆去了一趟，熟悉了一下环境。计划是这样的：我们的侦查人员应当坐在一个靠窗的小桌子那儿。他要和在街上值勤的民警建立好联系。当形迹可疑的人从咖啡馆出去时，该侦查人员就发出预定的暗号。同时，我们的侦查小组也和民警取得联系。他们可以进一步进行监视。在适当的时候，在远离咖啡馆的地方，他们可以找一些借口来检查那人的证件。如果必要的话，便加以扣押。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左托夫询问地看了桑德列尔一眼。

　　“好，可以。”桑德列尔同意说，“剩下的只是确定暗号和决定派谁去了。今天就开始工作吧。同志们，还有问题吗？没有？那就散会。”

　　桑德列尔主持会议的工作效率，经常使谢尔盖感到又高兴又惊讶。这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一切工作人员所特有的、明确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科尔舒诺夫接受了当天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小燕”咖啡馆值班的任务。

　　宽敞的、用浮雕装饰的大厅里摆着许多小圆桌。一面覆盖住整个墙的大镜子，使人感到大厅更加宽敞了。雪白的桌布上面摆着鲜花、闪闪发光的小酒杯和高脚杯。窗上挂着薄薄的白绸窗帘。女招待员穿着蓝色的外衣和浆洗过的围裙，端着托盘，在桌子之间穿来穿去。这个时候顾客还不多。

　　谢尔盖选了一个最边上靠窗的桌子，使自己坐得能够很容易地看清整个大厅。在进口处可以看见一个半空的衣架，衣架旁坐着一个制服上缝着黄色饰带的、上了年纪的、留有胡子的看门人，他正在那儿看报。

　　谢尔盖打开报纸后，一面等着要好的一杯咖啡，一面仔细地打量着女招待员，想在她们中间认出卓娅·罗什金娜来。同时，他也没有忽略咖啡馆的进口处。他看见，上了年纪的看门人忽然推开报纸，跳起身来，急急忙忙地跑到门口去了。一会儿，衣架旁便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披着豪华的风雨衣，戴着绿丝绒帽，手上拿着一个大包裹。看门人恭敬地接过衣服和包裹，这位顾客在镜子面前正了正领带，就走进大厅来了。

　　席位上一个淡黄头发的花花公子，嘴里叼着一支长香烟，举起手来，打了个响指，招呼道：“哈罗，伏瓦！”

　　那一位一面客气地笑笑作为回答，一面向他的桌子走去。

　　谢尔盖背后有人低声说：“奥列格又和伏瓦碰到一起了，还不坐上三个钟头。”

　　谢尔盖微微斜了一眼，就看见两个女服务员坐在一张靠墙的、铺着天鹅绒面的长椅上。这时，她们面前来了第三个人——一个苗条的、长着一头金发的姑娘，她那浓妆艳抹的眼睛生气勃勃地闪动着。谢尔盖猜中了，这就是卓娅·罗什金娜。

　　“你的主顾来聚会了。”其中一个姑娘对她说。

　　她向四周扫了一眼，调皮地笑了笑，就以匆忙的、微微摇晃的步伐向两个年轻人坐着的桌子走去。

　　“招来了些不三不四的人！”一个女服务员不满地说。

　　“你知道她从他们那儿弄多少‘油水’吗？”另外一个说，“而且她还给看门人分一份呢，这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

　　过了约摸二十分钟，那个叫做伏瓦的人忽然站了起来，跟朋友告别后向门口走去。看门人把风雨衣和帽子递给了他。谢尔盖发现伏瓦没有拿那个包裹。他当即拉开窗帘，做了一个预定的暗号。

　　一小时以后，大厅里出现了罗巴诺夫，于是谢尔盖从容不迫地由桌旁站起来走了。

　　几天过去了。在此期间已经查明，咖啡馆里只有卓娅和看门人行迹可疑。他们和外地的赃物收买人以及投机商有联系，经常执行他们的委托。但是没有发现基特。

　　现在，谢尔盖每天在五点到七点的时候，就到咖啡馆来用餐。这点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因为附近有一个部的许多工作人员经常在这儿用餐。

　　谢尔盖已经学会非常仔细地注意自己的外表了。他迎送客人的眼光，时而显得漫不经心，时而又显得天真好奇。他吃东西和打开报纸的动作，总是显得倦怠、缓慢，就像是个精疲力竭、终于决定休息一会儿的人一样。他举止谦虚、不露声色。不仅顾客，就连女服务员们也未对他多加关注。有一次左托夫到咖啡馆来坐坐，更亲自证实了这一点。

　　除了监视那些经常和卓娅或看门人来往的顾客外，谢尔盖还特别注意了两个人：奥列格和伏瓦。前者姓密尔察洛夫，是中央电影院的放映员。后者——伏瓦·茹布科夫是俱乐部行政管理员的助手。两人都是咖啡馆的老主顾，都做投机生意，不过茹布科夫显得比自己的朋友聪明些、机警些。

　　稍晚些时候，谢尔盖注意到了一个工人模样的年轻人。他是不久前才光顾咖啡馆的，显然觉得这地方不对胃口。他总是坐在卓娅所照料的桌旁，几乎什么也不订，只是腼腆地想和卓娅谈话，引起她的注意。卓娅叫他米佳，有时卖弄风情地对他微笑。不过明摆着，她还是愿意和那些大方而放荡的老主顾周旋。当米佳注意到这一点时就皱起了眉头，一杯茶没喝完就走了。“爱上了她，傻瓜。”谢尔盖一面同情地想，一面观察着他。自然，这样的小伙子不是刑侦局感兴趣的对象。所以在他离去时，谢尔盖也从未发过暗号。

　　这些天来，谢尔盖总是很晚才回家。玛丽亚·伊格纳契耶芙娜一看到他那忧心忡忡的、疲惫不堪的面容，就忍不住难过地叹气。

　　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从卧室出来，坐到桌旁，面对着谢尔盖，看他吃饭。

　　父亲一面从胡须下面喷出一缕缕青烟，一面用他那男低音温和地说道：“不要紧的，孩子他妈。在他这个年纪不好好干，那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工作呢？！”他又看着儿子，认真而关心地问：“困难吧，孩子？”

　　谢尔盖点点头作为回答。玛丽亚·伊格纳契耶芙娜也在丈夫身边坐下，于是两个人都满怀温情而又默默无言地注视着儿子，时而把盘子和碗挪到他面前来。

　　后来，全家人开始准备就寝。谢尔盖抽着烟，在床上翻阅报纸，隔着墙板和父亲交换自己的印象。他经常就这样拿着报纸睡着了。于是，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晚些时候就来替他把灯关掉。

　　这天晚上，谢尔盖像平常一样坐在咖啡馆里，监视着奥列格·密尔察洛夫，而他今天却表现得非常焦躁不安，不断地去看他的表。

　　时间已接近九点，罗巴诺夫随时都可能出现：因为该他和谢尔盖值夜班。

　　谢尔盖坐的这个桌子是卓娅在照料。他已经请她算一下，他应付多少饭费了。卓娅淡漠地点头答应，从有绉边的白围裙口袋里取出破旧的小账本，开始计算了。她那涂抹得十分鲜艳的嘴唇翕动着。当她正要告诉谢尔盖钱数的时候，忽然，茹布科夫在门口出现了。他心不在焉地四面环顾了一下，随随便便地把手塞在红褐色的长上装口袋里。卓娅一看见他就有些慌神，微微笑着，闪动着忐忑不安的眼睛。她把小本丢到谢尔盖的桌子上，匆忙地说：“这是账单，我这就来……”

　　她用双手整理了一下蓬松的头发，迈着她那摇摇晃晃的步伐，急忙迎着茹布科夫走去。谢尔盖看见，茹布科夫坚决地走向密尔察洛夫的小桌，而奔到他面前的卓娅不知说了些什么，双手交叉在胸前，好像在为自己辩护。茹布科夫被激怒地回答着，气冲冲地望了望安静下来的密尔察洛夫。

　　谢尔盖的视线转到了放在面前的小本子上，在它最上面的那页上写着钱数。他已经伸手到口袋里去取钱了，可是忽然看见了从小本子里露出来的一张纸角。谢尔盖用报纸遮盖住，小心地抽出纸来，不慌不忙地打开，原来是一张便条。他抑制住激动，将它读了两遍。便条上总共只有三行字：“奥列格！你到哪儿去了？星期三、九点在小庙见面。有事相商。小庙是空的。我等你。茹布科夫。”

　　谢尔盖把便条放回了原处，收拾起报纸，点上一支烟，带着漠不关心的神情靠到了椅背上。可是他的脑子却紧张地思考着。这个便条怎么会落到卓娅手里？自然是茹布科夫请她转交的。可是她没有转交，所以现在来替自己辩护。她以为已经把它弄丢了。“小庙”是什么意思呢？小庙，小庙……这不是罗什金的用语吗！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这时，罗巴诺夫到大厅来了。按照指示，谢尔盖应当立刻离开咖啡馆。但是这一次他留了下来：必须马上就把便条的事通知罗巴诺夫。

　　谢尔盖向茹布科夫和密尔察洛夫所坐的桌子看了一眼，那儿摆着冷盘和一大瓶伏特加酒。密尔察洛夫带着谄媚的微笑，向茹布科夫问了句什么。但是，茹布科夫只是轻蔑地撇了撇嘴，什么也没有回答。他们沉默地喝着酒，密尔察洛夫又一次问起什么，茹布科夫略微踌躇了一下，漫不经心地抽出钞票，丢到了桌子上。密尔察洛夫慌忙抓过钱来塞到了口袋里。

　　这时，卓娅走到谢尔盖面前来，她的脸上现出一副心绪不宁的神态。谢尔盖请她再拿一杯茶和一块馅饼来。卓娅叹了一口气，拿起了自己的小本子。

　　罗巴诺夫装成陌生人的样子走到谢尔盖的桌前，客气地问第二个位子是不是有人，然后坐下来，不慌不忙地点燃香烟，开始看菜单。他低着头，小声而严厉地问：“你为什么不走？”

　　谢尔盖做出读报的姿态，把便条的内容和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告诉了他。罗巴诺夫仔细听完以后，沉思地揉着纸烟头，靠到了椅背上。

　　这时，坐在那边桌子旁的茹布科夫和密尔察洛夫作了如下的谈话：“你这是怎么搞的，钱倒会拿，工作却要叔叔替你去做？”茹布科夫威胁地问，这时两个人都喝了不少酒。

　　“花了劳动，所以就能拿。”密尔察洛夫带着醉汉的傲慢语调反驳说，“我的公司像钟表一样地在工作。这些日子我没有来，是因为我来不了。”他突然不安地问：“为什么小庙会是空的呢？”

　　“这不关你这个狗杂种的事！”茹布科夫粗暴地回答，又用命令的语调说：“我需要买主！”

　　“这个好办。”密尔察洛夫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我们的顾客多得很。再说，不久前还解决了两件羊皮大衣。漂亮极了！外国货！明天还有一段毛哔叽要脱手。我可以同时把你那些破烂儿也抛出去。”

　　“我要的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买主。”茹布科夫歪着嘴冷笑一声说，“可是我很忙，正在找一个人。”接着又压低声音，补充了一句：“要卖一杆小炮，懂吗？”

　　“什么？！”密尔察洛夫大吃一惊，又问：“你这是从哪儿来的？”

　　“这不是我的。记得吗？你给他送过便条的，就是他催着卖。空放着没有用。将来要用的时候，他另外再弄一杆来。好吧，别忘了：给你三天的期限，懂吗？”

　　“不，不，这种事情我说什么也不干！”密尔察洛夫一口回绝，由于恐惧他口吃起来，“我的专业是纺织品和百货。”

　　“好呀，你这个狗娘养的！我让你去干你的专业！”茹布科夫的眼睛里闪动着狂怒的光芒，“我要把你的心肝都掏出来！”

　　“打死我也不牵连到这种事情里去……为这种事，知道吗，要判多少年？还是性命要紧……”密尔察洛夫惊慌失措地嘟哝着。

　　“性命要紧？哼，等着瞧吧！你想尽拣现成的干呀？”茹布科夫被激怒得发抖，他一面把胸部抵住桌子，一面低声骂道：“等着吧，你还得跟着我们去干流血的案子呢！要不干，那你就别想活在这个世界上！记住我的话吧，混蛋……”

　　谢尔盖注视着他们，看见茹布科夫在桌子上捶了一拳后，又说了些什么，以致密尔察洛夫气得满脸通红。一阵愤恨的尖叫声传到谢尔盖耳边来：

　　“我不是你们雇来的！懂吗？我不是你们雇来的！”

　　谢尔盖勉强克制住急躁的情绪，低声对萨沙·罗巴诺夫说：“马上就要打起来了。走，把他们抓起来，就说是在公共场所斗殴。到民警分局里再逼他们一下。也许他们会把我们带到这个‘小庙’里去，这样也许能找到基特。如果他们认识罗什金，那么也就应该认识他。”

　　“他们就会这么直截了当地牵着我们的手，把我们带去找他们吗？”萨沙嘲笑地问道，他既没改变姿态，也没向谢尔盖的方向看一眼。然后又以严肃的声调结束说：“咖啡馆正受着监视，我们没有权力暴露自己。”

　　“可是这种机会以后再也不会有了！”谢尔盖激动地反驳说，“在这种事情上不能太形式主义了！”

　　“对，”萨沙低声同意说，“但是应当得到许可呀。”

　　“官僚！”谢尔盖气恼地低声坚持，“现在你能得到谁的许可呀？应当立即行动！”

　　“不行。”罗巴诺夫稍微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听我说，萨沙，时间来不及了！”谢尔盖由于迫不及待，紧张得发抖。他继续低声说：“他们已经喝完了一整瓶，你看，他现在就要给他脸上一耳光了。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就单独行动了。绝不能把这些坏蛋放过去！”

　　就在这时，狂怒的茹布科夫真的挥开手臂向密尔察洛夫脸上猛击了一拳。密尔察洛夫一面抹着血，一面向欺负他的人扑去。

　　谢尔盖急速地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身来。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罗巴诺夫带着果断的神色说，“走吧！”

　　十五分钟后，茹布科夫和密尔察洛夫被带进了民警分局。

　　罗巴诺夫把谢尔盖引到一旁，急促地说：“犯不着和茹布科夫打交道。对付这个家伙，手头没有罪证休想套出半点口供来。至于密尔察洛夫这个兔崽子，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是个拍马屁的胆小鬼，”谢尔盖指出，“是他们任意驱使的喽罗。”

　　“一点儿也不错。”罗巴诺夫肯定地说，“我们来给他加点压力。先由我来开头，半小时以后你再进来。”

　　谢尔盖耐着性子在街上蹓跶着。怎奈心里实在焦急得发慌，所以还没到预定的时间他就回分局来了。

　　“罗巴诺夫在哪里进行审讯？”

　　“走廊左边的第三个房间。”值班员回答说。

　　谢尔盖进屋的时候，罗巴诺夫正皱着眉头在写审讯记录。他对面坐着惊慌失措的、可怜的、但酒劲已过、完全清醒过来的密尔察洛夫。

　　“我再重复一遍，密尔察洛夫公民，”罗巴诺夫严厉地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您的材料，您和一伙犯罪分子有来往。您要负重要的责任。”

　　“我向您发誓，我根本谁也不认识。”密尔察洛夫含混不清地辩白着。

　　“哎哟，他把那家伙吓得够呛！”谢尔盖思忖着，“可是看样子，什么也没有弄到。这种人一被吓唬，就会把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的。当然，这种人也是凶狠的，不过得用另外一套办法来对付他。”谢尔盖的脑子里忽然产生了一个新想法。他回忆起桑德列尔在分析某次战斗行动时说的话：“应当经常揣摩人们的心理和与你接触的那一瞬间的精神状态。”他现在就想试一试运用这个建议。可是他对这个坏蛋的分析是否正确呢？

　　谢尔盖俯身凑近罗巴诺夫，仓促地耳语说：“让我来对付他。我想出了一点办法。”

　　“你来吧，看来我采取的态度不大对头。”罗巴诺夫也悄声回答，接着提高声调严厉地对密尔察洛夫说：“这是我的同事，现在由他来讯问您。可是别再想玩儿花招了！”

　　罗巴诺夫出去以后，谢尔盖温和地问：“您是怎么被弄到这里来的？”

　　“这全是因为在咖啡馆里吵架的缘故。”密尔察洛夫用要哭的声音回答说，“只不过为了一点小事。”

　　“确实是这样。”谢尔盖随口表示同意，“不过他刚才说的您和那些人的联系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除了茹布科夫之外，我真的谁也不认识。而且他从来没有把他们干的事告诉过我！”密尔察洛夫感到了谢尔盖话里的同情语气，高兴起来，话也多了，“至于在咖啡馆里发生的事，请多多原谅。以后绝不重犯。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就把人抓起来呀！”

　　“我们认为您还有些问题，”谢尔盖指出，“比如，您在做投机买卖。”

　　“是卖领带的事吗？”密尔察洛夫焦躁地喊了起来，“为我卖掉一件发臭的皮大衣的事吗？是这些吗？这也算是犯法吗？就为这个抓我？而那些真正的匪徒倒可以逍遥法外？”

　　他忽然住口，默不作声了。

　　“您说这个是作为俏皮话来替自己辩解吗？”谢尔盖马上追问，又责难地说：“我还以为您是个严肃的人，可以和我谈谈真心话呢。”

　　他吸起烟来，同时递了一支香烟给密尔察洛夫。后者连忙接过来点燃，贪婪地猛吸起来。但在他动作时仍然流露出掩盖不住的惊恐神态。

　　“不，不，我对您说的是老实话！”他含糊不清地说。

　　“嗯，什么地方老实呢？”谢尔盖耸了耸肩说，“那么，现在您就讲讲刚才提到的匪徒是怎么一回事吧。”

　　“我讲，我讲！”密尔察洛夫颓丧地说，他向四面顾盼了一下，忽然问道：“你们能不能把茹布科夫抓起来？”

　　“很快就要轮到他了。”

　　“啊，这就太好了！”他向谢尔盖靠拢一些，用发抖的声音低声说：“有一个真正的匪徒，是带着手枪的。我请求你们把他抓起

　　来！把这支该死的手枪也缴过来！我知道他躲在哪儿。本来我对谁也不会说的，现在我告诉您了。”他讨好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关于匪徒的事是真的吗？”谢尔盖怀疑地望着他。

　　“真的，老天在上，千真万确！”密尔察洛夫激动地说，“茹布科夫常派我送便条给他。顺便提一句，他现在想把手枪卖掉。正在寻找买主。急等着要钱用呢。”

　　“应该去冒一冒险。”谢尔盖焦虑地想着，“假如他没有撒谎，那么总归可以为我们的莫斯科除去一害。”

　　“他叫什么名字？”谢尔盖问。

　　“不知道。我向您发誓，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就可以去把地点指给您看。只要您把我放了。”

　　“他的手枪带在身上吗？”

　　“没有。他把它藏在一个地方了。”

　　“好，就这样吧，密尔察洛夫，”谢尔盖坚决地说，“您现在就去把这个匪徒藏身的地方指给我，行吗？只要您不把我们的谈话泄漏给任何一个人，我就放了您。不过，”他又补充了一句，“要是说出去，对您自己也是很不利的。”

　　“好极了！”密尔察洛夫高兴地说，“我指给您看。只是要离得远一点。可以吗？”

　　为了预防万一，谢尔盖在临走之前把自己的手枪和证件交给了值班员。

　　“朋友，给我保存起来吧。明天，如果我还活着，再来取回。”

　　值班员怀着敬意看了谢尔盖一眼。“真是条好汉！”他心里琢磨着，“大概是想出了什么办法，显然是个危险的办法。”

　　“祝你成功！”他在谢尔盖身后喊道。

　　刚刚下过一阵倾盆大雨。湿漉漉的马路在万家灯火的辉映下闪着光。成串的汽车在宽阔的大马路上飞驰着。

　　走到大街上，谢尔盖舒适地吸了一口湿润而凉爽的空气，瞧了密尔察洛夫一眼。他和谢尔盖并排走着，身材细长，背脊稍有一点伛偻，双手插在浅色的风雨衣口袋里。无论他怎样努力模仿谢尔盖那种迅速、坚定的步伐，仍可以从他的整个姿势以及步态中，感觉到某种松弛散漫的习惯。

　　“我们怎么走？”谢尔盖问。

　　“坐地铁到索科尔尼柯下车，然后步行。”

　　“不害怕吗，密尔察洛夫？”

　　“瞧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知道吗，在战场上经受的岂止是这样的危险。我得过奖章，只是因为谦虚才没有佩戴。我还记得有这么一回重大事件……”

　　在坐地铁的整个路上，密尔察洛夫一直眉飞色舞地讲着战斗故事。谢尔盖没有打断他，这样可以毫无妨碍地思考面临的情况。本来谢尔盖只打算作一番侦查，然后再协同附近民警分局的工作人员，一起组织抓住匪徒。可是，该怎样把手枪弄过来呢？显而易见，这个恶棍是绝不会供出他的手枪藏在哪里的。这儿需要某种狡滑，需要耍一点手段，应当想出点办法来。谢尔盖苦苦思索着，竭力回忆着在刑事侦查局获得的，还不算很丰富的全部知识。

　　这时，他们已经走出了地下铁道，绕过公园，沿着一条宽阔的、灯火通明的街道往前走着。来来往往的无轨电车和汽车在身旁疾驰而过，行人川流不息。

　　密尔察洛夫因谢尔盖的注意而非常兴奋，滔滔不绝地继续往下讲着。

　　“这些地方您都很熟悉吗？”谢尔盖望了望四周，打断了他的叙述。

　　“连每只狗我都熟悉。”密尔察洛夫得意洋洋地回答。

　　“那么，要是遇到了您的熟人，您怎么介绍我呢？”

　　“说是我的朋友，事情就过去了。”

　　“好吧。”谢尔盖笑了笑。

　　他想起了不久前桑德列尔讲的一件亲身经历的事。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侦查员，有一次为了不让一个异常危险的匪徒跑掉，也曾采用了类似的伪装手段。谢尔盖的脑子里突然萌发了一个新的主意。

　　“喂，这样吧！”他坚决地说道，“带我去见那个家伙。您就说是茹布科夫找来的。我要买他的手枪。”

　　密尔察洛夫放声大笑起来。

　　“这个主意真不错哇！可以搞得很漂亮。”

　　谢尔盖决定先约好地点，等那人把枪带来，就付款。他自然可以预先在那儿作好布置。否则，是很难人枪并获的。

　　他们拐了一个弯。前面是一条狭窄的、野草丛生的、灯光暗淡的小巷。小巷两侧是一些小木房和长长的篱笆。看不到行人。谢尔盖瞧了一下夜光表的字盘：已经十一点半钟了。

　　“还远吗？”

　　“不远了，再转一个弯就到了。”密尔察洛夫回答说。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现在向左拐弯。”

　　他竖起风雨衣的领子，把帽沿拉到了眉头上。

　　“我们来抽支烟吧。”他向谢尔盖提议说，“我又忘记买烟了。”

　　显然，密尔察洛夫开始焦躁不安了。

　　这时，有个人转出拐角，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地向他们迎面走来。他走到密尔察洛夫身旁的时候，稍有一点嘶哑地小声喊他：“奥列格，是你吗？”

　　“我，”密尔察洛夫被这突然的一问，弄得不知所措地回答道，“正是我呀。”

　　“干什么来了？”

　　“带来一个朋友，这就是。”密尔察洛夫指着谢尔盖说，“茹布科夫说，你需要钱用。”

　　“这是个干什么的，出纳员吗？”陌生人得意地笑了笑，“可以抢他一下吗？”

　　“他自己也不含糊！”密尔察洛夫讨好地嘻笑起来。

　　在他俩简短地交谈的时候，谢尔盖狂热地动着脑子：他该怎样掌握自己的言行举止才符合要扮演的角色呢。最后，他沉着脸一本正经地说道：“需要一个小机器。”

　　“瞧你的，”陌生人丝毫不以为然地说，“你打算作个什么案子？”

　　“那是我的事。你可以得到小机器的全部价款。”

　　陌生人踌躇了一下，蹙着额头怀疑地打量着谢尔盖。谢尔盖也竭力仔细瞧清楚对方：他身材高大，微微驼背，脑袋大而扁平，前额狭窄，两耳发白而下垂。“活像一条死狗”——不知怎的谢尔盖得出这个印象。他穿得倒是很体面，甚至还相当讲究。

　　“你说，我可以得到款子吗？”他恶狠狠地说，显然在谢尔盖的语调中感到了某种敌意。但随即改变了主意，把手一挥又说：“算了，茹布科夫不会找错人的。”

　　无论谢尔盖怎么激动不安，无论他怎样憎恨这个人，但他仍迫使着自己冷静地分析情况。

　　“也许，你想在作案之后再付钱？”陌生人问话的语调分明带着挖苦的意味。

　　“随你的便，”谢尔盖平静地回答道，“早一点也行。”

　　“到底什么时候？说说看。”

　　“就是明天吧，只是得告诉我钱送到什么地方。手枪你也得带着。”

　　陌生人皱了皱盾头，接着迅速地问道：

　　“你外号叫什么？”

　　谢尔盖略一思索，不禁对脑中闪过的回忆感到好笑，当即答道：“美男子。你呢？”

　　“我？”陌生人故弄玄虚地反问了一句。“去问他吧。”

　　他向密尔察洛夫点了一下头。

　　“我不知道。”密尔察洛夫茫然失措地回答道。

　　“瞧，这就是我的外号，懂了吗？”陌生人洋洋得意地一笑说，“任何人都会对我的外号发生兴趣的。”转眼间，他换了一种口气，命令式地说：“跟我走！我们现在就去拿小机器。”接着他转脸对密尔察洛夫说：“你离开这儿吧。没有什么好闻的味儿。代我问候茹布科夫。让他尽快找到我那个亲戚，这点对我很重要。”

　　密尔察洛夫欢天喜地地告了别，迅速向公园方向走去。

　　现在只剩下谢尔盖和陌生人在一起了，一个对一个。

　　“走吧！”那人粗鲁地回头喊了一声，就把双手插进裤袋里，沿着荒无人迹的小巷向前走去。谢尔盖紧靠在他身边随行。

　　“我们上哪儿去？”走了一会儿，谢尔盖问道。

　　“上好地方去。”陌生人神秘兮兮地回答他，接着又考虑起自己的事情来，还威胁地说：“谁要是和我开玩笑，决不会有好结果。我马上就能拿定主意。只要我找到他。瞧吧，他准是躲起来了。”

　　“你说的是谁呢？”

　　“旁人的闲事别多问！”陌生人蛮横地回答说。

　　谢尔盖听到这种语调，气得哆嗦了一下。但他克制住了自己。他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他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呢？”谢尔盖思索着，“为什么他不相信我？就好像一只被追急了的狼，对谁也不相信。”

　　他们在阴暗的小胡同里转来转去，兜了好久的圈子。最后终于走到一处僻静的高院墙的小门跟前。

　　“就在这里。”陌生人一面说着，一面打开院门，吩咐道：“进来吧！”

　　“啊，不，”谢尔盖摇摇头说，“我不习惯上生人家去。”

　　“怎么，上过当？”

　　“上过当。”

　　“好吧，既然这样，那你就等着吧。”

　　他走进院里，四下里看了看，说：“你得躲起来呀，傻瓜！”

　　只剩下谢尔盖一个人的时候，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是一条陌生的巷子，院墙里面是一幢陌生的房子，它的窗口黑洞洞的一点儿亮也没有。到这儿来的路，谢尔盖无论怎样努力，也想不起来了。“应当弄清地址。”他心里想着。在邻近的那幢房子上面亮着路灯。谢尔盖迅速跑过去，把街名和门牌号码反复读了好几遍，然后又赶忙返回原地靠墙站着。

　　时间过得那么缓慢而难熬。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小巷中笼罩着一片沉寂。个别的窗口还闪着灯光，过路的人一个也没有，只是偶尔从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

　　谢尔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等待着下一步的行动。他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了自己的计划。对，完全正确。不可能有任何漏洞。明天这家伙便将俯首就擒了。“他就是敌人，一个危险的敌人。”谢尔盖这么想着，“难道能让这种人逍遥法外吗？”突然之间，他心中又产生了一个不安的念头：“为什么这人看来好像很面熟？难道以前见过？如果他也见过自己呢？那就糟透了。”谢尔盖苦苦思索着：“不，这个人自己从来没有碰见过。”

　　院门吱地一声开了，陌生人出现在门口。

　　“喂，美男子！怎么样，快出来吧！”

　　他走到谢尔盖跟前，猛地一下从衣袋里抽出手枪，抵住了谢尔盖的胸口。由于猝不及防，谢尔盖打了一个冷战，赶紧用手抓住了温热的手枪。

　　“吓了一跳吧？”陌生人嘶哑地笑了起来，“哈，要是遇到什么情况，就可以像打鹧鸪一样地给他来一枪。见过这小机器吗？”

　　谢尔盖闻到了陌生人身上发出的一股强烈的酒味。

　　“喝醉了，坏蛋！”他忿忿地想，接着问道：“明天把钱给您送到什么地方？”

　　“哎呀，你这个人啊，”那人微笑了一下，“还明天！现在就去拿，要快。”

　　“现在？”谢尔盖反问了一句，他觉得自己的计划即将化为泡影了，“怎么，你以为我会把钱带在身边吗？”

　　“这样吧，现在我就和你一块儿去拿。”

　　“那，不行。除了我，那里谁也没有去过。”

　　“可是我就要去！”陌生人抓住谢尔盖的肩膀嘶哑地说，“你既来了，就得拿钱来！懂吗？现在就去拿！”

　　“不，要明天才行。”谢尔盖一面回答，一面把他的手从肩上推开。

　　“现在就给！”那人变得凶暴起来，威胁地说，“你还不认得我吧，小甲虫！我是基特。没听说过吗？”

　　“基特？！”大吃一惊的谢尔盖喊了出来，他随即抑制住心头的激动又说：“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走吧！”

　　“哼，懂了吧……”

　　他们沿着小巷向公园的方向走去。

　　谢尔盖紧张地思考着该怎么做。绝不能把基特放跑，应该马上把他逮住。问题只是怎么逮？在什么地方？把他带到最近的一个民警那里去？很危险。必须事先通知民警，这样做会引起怀疑。独自一人在大庭广众之中把他擒获吗？也不行：人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慌乱起来，反而会坏事。何况他有可能开枪。假如能碰上自己的同志就好了。他们一看眼色就会明白。也许，公园的入口处会有自己人吧？

　　好，终于到了公园的围墙。里面的灯火已经熄灭，音乐声也停止了。公园正在净园，马上就要关门了。“趁游人还没有散去，要走快些。”谢尔盖想着，便加快了脚步。

　　基特在旁边默不作声、大摇大摆地走着，一只手插在装手枪的衣袋里不拿出来。他很警觉，时常试探性地看一眼谢尔盖，然后仿佛在继续谈话似的，嘶哑而意味深长地说道：“瞧，子弹也有！”他从另一个衣兜里掏出一把子弹，“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就送你一颗发烫的子弹，记住，美男子。”

　　谢尔盖明白了：他自己的举止有失检点。应该和这个人随便谈谈，表现得友好些。可是谢尔盖办不到，也无力强迫自己那么做。因此基特对他产生了怀疑。好了，现在他们已经快到了。瞧，那不是公园的出口吗！许许多多的人正从那里蜂拥而出。那里该会有自己的同志吧。

　　忽然间，谢尔盖恍然大悟，为什么基特显得那么面熟，原来基特的特征他都知道。嗨，谢尔盖的眼力还很差劲，要不是基特自报家门，他还会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在和谁打交道呢！

　　公园的出口越来越近，人群也越来越近了。谢尔盖发现基特提心吊胆地睁大了眼睛环顾四周。这就好了。这样谢尔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注视行人，寻找同志，而不致引起任何怀疑。

　　后来，他们两个人也置身于人流中了。四周是谈话声、笑声和青年男女们无忧无虑、喜笑颜开的面孔。谢尔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在自己人中间他感到非常愉快。“这里全是自己人。”他高兴地想着。但现在基特却加快了脚步，尽力向前冲，好远离人群。对他来讲，这里全是外人，全是敌人。

　　谢尔盖越来越不安地四下寻视，可是一个同事也没有瞧见，甚至连一张熟识的面孔也没有。而前面，再往前走——又是空无人迹、半明半暗的街道了。“只好在遇见头一个值勤民警时把他抓住了。”谢尔盖心中盘算着，“管他结果如何呢！”

　　他们越过广场，走进一条街道。前面走着一小群男女青年。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不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声。其中有个小伙子在拉手风琴，他稍稍俯着身子，把一只耳朵贴在手风琴上。谢尔盖感到他的身姿，甚至拉的曲调都有点熟悉。“应该查看一下，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他心里想道。

　　“我们上哪里去？”这时基特问他。

　　“上好地方去。”谢尔盖微微一笑，用基特说过的那句话来回敬他。

　　“别跟我开玩笑了。”基特不满意地嘟哝着说，“我们上那边去，那边没有人。”

　　“走吧。”谢尔盖表示同意，接着忽然站住，掏出一支烟来，把自己的衣袋拍了一遍说：“唉，忘了火柴！等一等，我借个火就来。”

　　“站住！”基特粗暴地阻止他，“我有。”

　　他把闲着的那只手伸进衣袋去，接着大声詈骂起来：“没了，去吧，快一点！”

　　谢尔盖快步赶上前面走着的人们，对拉着手风琴的青年说：“你有火吗，朋友？”

　　小伙子转过身来。

　　谢尔盖不觉喜出望外，赶紧低下了头，以免那人过早地认出他来。这人正是彼得·格沃司捷夫。借火的时候谢尔盖迅速地说：“彼得，你马上就会认出我来的，只是要装出不认识的样子，有人在监视我们。挑一个勇敢些的青年，跟着我。在需要的时候我就叫你们。我不叫，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别靠近，有危险。”

　　吸燃了烟以后，谢尔盖抬起头来，故意向不知所措的格沃司捷夫道了谢。他用眼角瞟了一下，只见基特仍在老地方注视着他。

　　谢尔盖急忙跑了回去。他和基特穿过街道走到对面，接着拐进了一条胡同。在拐弯的时候谢尔盖看见有两个人跟在他们后面。“一切都弄妥了。”他心里想，“哼，基特，现在你可要小心了。”

　　前边的远处是一条灯火辉煌的大街。但现在离闹市远些对谢尔盖更为有利。他悄悄地打量了一下周围，小胡同里灯光暗淡，高楼的下面几层是一些黑洞洞的窗户。一个行人也没有。

　　于是谢尔盖决定动手了。

　　他装做系鞋带的样子，故意落后基特三步光景，然后跑上去出其不意地向他猛地一击，把基特打倒在人行道上。这时，谢尔盖以熟练的动作把他的右手从装有手枪的衣袋里揪出来，扭到背后去，同时用整个身子压住。基特痛得低声叫了起来。他用闲着的那只手撑着地企图站起来。谢尔盖立即用掌缘使劲向他那绷紧了肌肉的胳膊上砍去，他那只手便像一把鞭子似地垂了下来。可是，这时基特的右手挣脱了出来，谢尔盖没有料到这一点，他仅仅来得及不顾疼痛地用膝盖压住手枪，不让基特把它抓到。而对方那只右手却伸到了背后，眨眼间，在他的手中刀光一闪。

　　谢尔盖一面防御着攻击，一面本能地伸出手去抓住了刀子。他们扭着厮打起来，互相较着劲。谢尔盖的手指往下一滑，忽然刀子当啷一声掉到柏油路上，基特的手又被反剪到背后去了。这是因为谢尔盖摸到了教官讲过多次的一根神经。

　　基特本来稍稍撑起了身子，现在又重新跌倒在马路上，脸朝下，不能动弹了，他只是透过咬紧的牙缝嘶哑地说：“放手吧，混蛋！”

　　“那可不行！”谢尔盖一面重重地喘息着，一面眯缝着被咸汗水杀得睁不开的眼睛说，“我找你好久了。”

　　“放手吧，我说，难道你还不知道基特？”

　　“知道。罗什金已经把你给我描述过了。”

　　“呜、呜！”基特像野兽似地咬牙切齿。

　　他伸开双脚使劲往柏油路上一蹬，身体猛一弯曲，谢尔盖冷不防一下子滚到了马路上。一刹那间，两个人都跳起身来。谢尔盖不等基特清醒过来，就又向他扑去。他用手扼住匪徒的脖子，然后搭到膝盖上，紧紧地压住不放。有一次谢尔盖和格朗宁打着玩儿的时候，用这个方法把他都给制服了。现在谢尔盖顾不上小心了。基特窒息地嘶喘着，一会儿就失去了知觉。

　　谢尔盖挥了挥手。格沃司捷夫和另外一个青年跑了过来。

　　“现在该做什么呢，科尔舒诺夫同志？”

　　“用皮带把他的手捆起来。”谢尔盖吩咐道，“小心点，他衣袋里有手枪，大概枪膛里是上了子弹的。在周围找一找，看刀子掉到哪里去了。”

　　格沃司捷夫迅速地抽出裤带来，敏捷地把基特的双手捆了个结实。这时他尚未苏醒。

　　谢尔盖疲乏地伸直了腰，擦去额上的汗水，用发抖的手指掏出了烟卷。他感到头晕目眩，受伤的肩膀痛得厉害，膝盖上的伤口在发烧。

　　这个时候基特睁开了眼睛。他一看见格沃司捷夫就拼命挣扎，企图挣脱。

　　“办不到，亲爱的，”格沃司捷夫简直像唱歌似的很柔和地说，两只手却像老虎钳一样地把他的肩膀夹得紧紧的，“看见了吧，从我手里是逃不掉的。嘿嘿，丑东西！科尔舒诺夫同志，您为什么不早点叫我们过来呢？”

　　“他要是开枪呢？以后我还得为你们负责。”

　　“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要您负责呢。”格沃司捷夫抱怨说。

　　十五分钟后，基特被带到了附近的一个民警分局。谢尔盖给刑侦局的值班员打了电话，值班员答应立刻就派汽车和押送员来押解被逮住的人。

　　“我算什么人呢？”当他们一起走到大街上的时候，格沃司捷夫开玩笑地说，“你看，我已经第二次参加重要案件了。简直可以说又获得一门新专业啦。干脆，收我做个学生吧。科尔舒诺夫同志，真的，我会努力的。”

　　“那还不简单？去参加警民联防队吧。老弟，那儿有些人专门在这种案子里帮助我们工作。”

　　“嗨，行，你看呢，瓦夏？”彼得问他的同伴。

　　“应该和车间里的伙伴们谈谈。”

　　“不错。”

　　“你们去商量吧。”谢尔盖疲倦地说。

　　不久，他们三个人就分手了。

　　谢尔盖独身一人顺着空无人迹的、半明半暗的街道一边走一边想着：“这个基特再不会从这里走过了，他再也不能欺负人，再也不能对别人行凶作恶了。这都是因为在某个夜间，一位无名的普通侦查员冒着生命危险，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十分明白：也许莫斯科市民谁也不知道今天这回事，正如不知道其他许多的类似事件一样。不过他并不觉得遗憾。谢尔盖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他只是愉快地笑笑，加快了稍微有点跛的脚步。

　　早晨，左托夫把谢尔盖叫了去。在科长办公室里，他遇见了罗巴诺夫。罗巴诺夫的面容显得有点忧郁。

　　“报告一下吧，科尔舒诺夫！”左托夫面色阴沉地命令道。

　　谢尔盖详细地叙述了昨夜的经过。当他报告完毕以后，接着是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左托夫故意慢吞吞地搓着烟头，吸燃纸烟，接着用严厉的、甚至有些疏远的语调说道：

　　“科尔舒诺夫，您表现了卓越的个人勇敢和机智。您偶然地捉住了一个危险的罪犯。我再重复一遍，纯粹是偶然地。同时，您却极端粗暴地破坏了我们工作的重要准则。您擅自暴露了自己，说不定会使一场严重的战斗遭到失败。而这是渎职行为。”左托夫特别强调地结束说。

　　谢尔盖默不作声。的确，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可是不这样做，我们就抓不到基特。”突然，他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不，也能抓到。”左托夫严厉地驳斥道，“而且还不必冒无谓的风险。他等着茹布科夫的回信。您知道，他是等不到的，也就是说，因此他自己会上咖啡馆来。一定会来的。而您……”

　　左托夫出人意料地住了口，考虑着什么，同时用手掌摸了摸剃光了的头。然后，他用冷淡的目光看了谢尔盖一眼，困难地从椅子上抬起身来，说：

　　“总之，科尔舒诺夫，今天我要把您犯的错误向桑德列尔上校汇报。现在我暂时停止您的工作。完了，您可以走了。而您，罗巴诺夫，请留一下。”

　　谢尔盖慢吞吞地走出了办公室。然后，他还是那么慢吞吞地，什么人也不看，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地，顺着长长的走廊向门口走去。他脑子里空荡荡的，一种极端失望的感觉控制着他的整个身心。

　　到了街上以后，他机械地横过马路，走到广场，进到了街心花园的林荫里。他找到一个最僻静的角落，疲倦地坐到长椅上。过了一会儿，他望望四周，甚至自己也不明白，他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严重错误，渎职行为……而这件事恰恰发生在他真正爱上了这种工作和这里的人们的时候。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他，一个战士和侦察兵，不是在军队受过铁的纪律的锻炼吗？怎么就会把这些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呢？是啊，他忘了，在某一瞬间忘记了他现在仍然在战场上，还在继续同敌人作斗争。虽然这战场和敌人全是另一种样子的，但他仍旧是一名战士。谢尔盖忽然想起了和区党委书记沃洛霍夫的谈话：“你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科尔舒诺夫少尉，也不该得到宽恕。”

　　谢尔盖下意识地擦去了额上的汗珠。

　　“妈妈，瞧，这个叔叔是在哭吗？”他忽然听见孩子响亮的声音。

　　“不，孩子，叔叔是不会哭的。”一个妇女回答说。

　　谢尔盖没有抬头，苦笑了一下。他此时要是能放声痛哭一场该有多好……

　　谢尔盖走后，有一阵儿，左托夫愁眉不展地一言不发，摆弄着桌上的铅笔。这仿佛成了他的某种习惯，可以借此来集中注意力。然后，他一字一顿地说：“看来，关于‘老爷子’的事，基特是一无所知的。”

　　这意外的消息使罗巴诺夫哆嗦了一下。

　　“他们不是一起在别墅呆过吗？”他没有把握地反对说。

　　“这也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那是他们头一次见面。最主要的是：基特不知道这个‘老爷子’现在躲在哪儿，无论是接头地点，还是联络办法，他都一无所知。这也难怪，知道吧，他太愚蠢，所以‘老爷子’不相信他。”

　　“那么，在院子里和罗什金发生冲突的人是谁，他知道吗？还有，关于舒宾斯基家的情况是谁通的消息？”

　　“他什么也不知道！”左托夫冒火地回答说。

　　“嘿，这么个玩意儿！”罗巴诺夫茫然地说，“就是说，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左托夫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没想到，桑德列尔跨进了办公室。左托夫和罗巴诺夫都站了起来，桑德列尔挥了挥手，用探究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他们那闷闷不乐的面孔。

　　“我敢担保，你们准是在谈‘老爷子’。”

　　“一点也不错。”左托夫对于他的判断丝毫不感到惊讶。

　　“是的，失败了。应当说是一次大大的失败。但是，为了捕获他，花费也是值得的。这是一只少见的危险野兽。只要我一想到他仍然逍遥法外，就忍不住怒火中烧。”桑德列尔一面坐到安乐椅上，一面若有所思地继续说下去：“知道吗，我简直害怕……”

　　罗巴诺夫抬起自己那淡棕色的眼睛惊异地望着他。桑德列尔截住了他的目光，微微苦笑着，怀着真挚的忧伤情绪又说：

　　“是的，我是害怕，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要想想看：他每分钟都在活动，每分钟都可能有人被杀害、有人被抢劫，而这些都是善良、诚实的人，都是我们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把别人拖上自己的邪路，败坏别人的生活，把别人彻底毁掉了。一想到这些，我心里便一刻也得不到安宁。更何况我们还负有责任呢？试问，除了我们，还有谁能除掉这个祸害？只有我们！我们，而不是任何别人。”

　　左托夫皱起眉头伸手去拿香烟。罗巴诺夫忽然觉得，如果他抓不到这个凶狠而难以捉摸的、外号“老爷子”的家伙，那他简直要看不起自己了。他以罕见的严肃态度不安地喊道：“那该怎么办呢，上校同志？是不是现在就应该采取某些措施呢？！”

　　“应该去查访。”桑德列尔坚定地回答说，“立刻去查访新的途径、新的人。无论如何也得查访到。明白吗？”

第五章 追寻新的线索

　　宽敞的长方形俱乐部里逐渐挤满了人。人们从各个科室源源而来。到会的不仅有共青团员，也有许多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会议只有一项议程：关于共青团员科尔舒诺夫和罗巴诺夫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局长西兰契耶夫的通报在昨天就已经发到了各科室。科尔舒诺夫和罗巴诺夫，在执行一件重要任务时严重地违反了纪律，因而受到了记过处分。

　　谢尔盖独自坐在一个角落上，捧着一本破旧的《星火》杂志。他的脸色比平常稍显苍白。

　　周围全是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他们吸着烟，热烈地交谈着，欢笑着。但没有人走到谢尔盖身旁询问他、鼓励他、或是对他表示同情。

　　团委书记沃洛加·麦任采夫坐在桌旁，正在和沃龙错夫谈着什么。“他们多不一样呀，就是从外表上也看得出来。”谢尔盖想着。麦任采夫个子高高的，梳得光光的浅色头发向两边分着，仍然是那么一种迟缓、沉思的样子。在他旁边坐着的是瘦弱而活泼的沃龙错夫，他那乌黑的头发草率地往后梳着，一绺头发时常滑到前额上，他不时地用手急剧地把头发推上去，阴郁而尖锐地发表着评语，并把烟灰抖到地板上。麦任采夫把烟灰缸推到了他面前。谢尔盖觉得，他们故意不朝他这边看。

　　科斯加·格朗宁安静地听着警犬教练员特维尔多赫列波夫的话。特维尔多赫列波夫那肥胖的面孔和那厚厚的嘴唇以及发肿的小眼睛，通常总像没有睡醒似的，此刻也显得活泼起来。他正在津津有味地谈着什么，大概是在谈他那聪明的爱犬弗莱达。谢尔盖也觉得他是故意谈这些的，以便转移科斯加的注意力，而不致谈起他谢尔盖的问题。而科斯加却保持着沉默。他大概要在大会上谈些什么吧？！

　　谢尔盖看见左托夫坐在一旁，戴着眼镜，正在阅读着什么文件，动作非常迟缓，他那剃得很光的头像木球似地反着光。谢尔盖从他那阴郁的、全神贯注的神态中感到了责备的意味。

　　“快点开会吧！”谢尔盖想着。

　　终于，麦任采夫站起来了。

　　“现在就要开会了，同志们！”

　　人们开始闹哄哄地找位子坐下，并熄掉烟头，有的还从走廊外面进来。嘈杂声渐渐平息下来。最后进来的是西兰契耶夫、桑德列尔和局党委书记连姆涅夫。他们坐到了主席团的席位上。

　　麦任采夫宣布开会，让谢尔盖发言。

　　谢尔盖慌忙站起来，习惯地整理了一下皮带里面的军便服，在寂静中走上了主席团座位旁边的讲台。他异常激动，没有为自己的发言作好准备。他本来打算准备一下，但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只好谈谈自己的感受，反正又不是要他做报告。

　　现在他站在讲台上，不知道该从哪里谈起。他窘极了，慌忙地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但又生起自己的气来，水也没有喝。然后，他将眼光停在特维尔多赫列波夫那善良的、丰满的脸上，仿佛面对着他一个人似地坦白承认道：“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谈这个令人沉痛的事件。这样的发言我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还是谈正题吧！”有人喊了一句。

　　谢尔盖不禁哆嗦了一下。不，这不是沃龙错夫的声音。四周发出了不满的咝咝声：

　　“别打搅他！……”

　　“让你上去试试……”

　　“安静下来，同志们！”麦任采夫用铅笔敲着杯子。

　　谢尔盖终于克服了慌乱的心情，坚定地、清晰地、毫不隐瞒地讲起来。他把一切过错全揽到了自己身上。他说，罗巴诺夫劝过他别这样做，而他却骂罗巴诺夫是公式主义者，是官僚。又说，他后来就撇开了罗巴诺夫，自己一意孤行地干下去。谢尔盖诚心诚意地、甚至是无情地批判了自己的行为。他看见特维尔多赫列波夫的脸上忽然浮现出略带惶惑和同情的微笑，就很不痛快。他开始望着格朗宁那阴郁而神情专注的面孔。

　　最后，谢尔盖用颤抖的声音说：

　　“请相信我，同志们，这种错误今后绝不会再犯了。我愿意……我爱上了这种工作。”

　　接着是罗巴诺夫发言。他神经质地扯弄着别着共青团徽章的上衣翻领。他那激动得绯红的脸上已经看不出雀斑来了。他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谁晓得我怎么干出这种事来了！”他说，“这完全不能宽恕。我在刑事侦查局也不是一天两天啦。我应该阻止科尔舒诺夫，禁止他去，那就好了，而我自己……如果仔细分析，我的错误更大。科尔舒诺夫至少还捉住了一个匪徒，而我……唉，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添了一些麻烦，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

　　罗巴诺夫难受极了，他气恼地挥了挥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

　　大家开始发表意见了。

　　头一个发言的是沃龙错夫。

　　他走上讲台，微笑着看了看到会的人们，说道：“刚才科尔舒诺夫和罗巴诺夫在比赛，看谁的道德品质高尚。两个人都把过失往自己身上揽，真奇怪。俩人都不错！但请不必把科尔舒诺夫说成是小孩子。说什么他还不了解呀，不习惯呀，没受过训练呀，全都是废话！他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战士，一个侦察兵。他在军队里服务时很好，符合要求，到我们这里来却犯了错误。依我看来，问题是这样的：科尔舒诺夫一来这里就表现得骄傲自大、自命不凡。他总该从起初所犯的一些错误，一些大错误中学点儿什么，至少，也该变得谦逊些。可是，同志们，在这方面，错在我们，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同志，一味地放任科尔舒诺夫，太纵容他，甚至可以说，过分赏识他了。请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原谅我这样说，”沃龙错夫转脸望着桑德列尔，“他从不允许任何人在会上逞能，要是换了别人，他早就打断他的发言，叫他坐下了。而对科尔舒诺夫却不是这样。于是，科尔舒诺夫就得意了，认为他可以任意行事啦。”

　　“住口，沃龙错夫，别挖苦人！”特维尔多赫列波夫从座位上喊道。

　　“可以责备，但不能讽刺！”有人支持他说。

　　“喊些什么呀，他说得对！”

　　“不，不对！应该以同志式的态度发表意见！”

　　“静一静！”麦任采夫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说，“我没有允许任何人发言。”

　　桑德列尔面色阴沉地说：“同志们，沃龙错夫是对的，基本上是对的。一般来说，干我们这行工作所需要的，不是火热的头脑，而是火热的心。”

　　谢尔盖坐着，握紧了拳头，太阳穴上的血管剧烈地跳动着，跳得发疼。“是呀，你这样才是活该，太对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心里充满了羞愧与痛苦。

　　会议开了好一阵才结束。继沃龙错夫之后，上台发言的人虽然也批评了科尔舒诺夫和罗巴诺夫的行为，但都不由得把语气放缓和了一些。

　　最后，格朗宁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他说得简短、干脆，但非常明确：

　　“同志们，我们不能容忍无政府现象。我们不需要空洞无意义的英雄主义和冒险行为。错误用不着掩饰。沃龙错夫的话是对的。应该提醒一句：‘干我们这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当谢尔盖看见全体共青团员的脸上显出严肃、自信的神色，一致举手通过了格朗宁“对科尔舒诺夫和罗巴诺夫各记大过一次”的提议的时候，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使得他震颤了一下，以致他的整个心脏都紧缩起来。

　　在那个多雨而寒冷的夜晚，谢尔盖在街上徘徊了很久，陷入了不愉快的沉思中。他想自己单独好好反省一下，直至走到莲娜的住宅对面的那条熟识的小巷时，他才清醒过来。他朝她的住宅的窗口望了望，窗口灯光明亮。一个轻盈的身影在窗帘后面闪过，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觉得这是莲娜。谢尔盖伫立了好一会儿，然后，终因自己的缺点而感到羞愧，走开了。他忽然感到，他非常想在这个时候见见莲娜，把一切都告诉她，向她解释清楚。难道她不会理解吗？……

　　谢尔盖还明白了，这个漫长而难熬的一天对他来说并没有白过，他今后再也不会这样简单地、不假思索地以匹夫之勇去对待自己的工作了。他深信，他的工作需要的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首先是精确的估计和冷静沉着，而更主要的是对委托给自己的任何任务，对自己采取的任何决定的巨大而强烈的责任感。这种明确而坚定的想法使他的心情突然变得轻松和平静多了。

　　桑德列尔在早晨把左托夫和他的下属人员叫了去。

　　“我们以‘形形色色的案件’为代号的那个案子更加复杂化了，”他忧郁地说，“最近的一次行动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本案首犯‘老爷子’仍旧逍遥于法外，对他的追踪也毫无结果。可是这却是一个极其危险而又极其猖狂的罪犯。我们必须捉住他，必须捉住！应该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大家有什么意见吗？你先说说，伊万·华西里耶维奇。”

　　左托夫习惯地用手摸摸剃得光光的脑袋，不慌不忙地说：

　　“好。我是这样想的，卓娅·罗什金娜和茹布科夫仍逍遥于法外。他们和‘老爷子’有联系。但这里有一道难关。”

　　左托夫停下了，开始抽起烟来。谢尔盖认为应该继续监视卓娅·罗什金娜，因为不只是基特关心罗什金的命运，而且“老爷子”也很关心他的命运。大概，他也打算和卓娅取得联系。谢尔盖想到这一点时，像往常一样，感到急躁和不安，可是，他终于按捺下来了。

　　“是的，这难关就在于：”左托夫摇摇头说，“现在，‘老爷子’不会再和这两个人取得联系了。他是个老狐狸。他非常明白，既然罗什金被逮捕了，他的妹妹便也会受到我们的监视。而且，所有和她来往的人也不例外，其中自然包括茹布科夫了。现在对他来说，他们已经是‘嫁出门的女儿’了。”

　　左托夫又沉默下来，一心一意地吸着烟。

　　谢尔盖不能不同意他的说法。当然，监视卓娅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可是又该怎么办呢？怎样寻找这个难以捉摸的“老爷子”呢？因为追寻他的最后线索也断了。

　　“我为这件事绞尽脑汁，苦想了很久。”左托夫继续说，“在我看来，现在只有一个人。当然，希望并不很大。但应当试试。”

　　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看来，感到案件面临绝境的不只是谢尔盖一个人。

　　“这就是和‘老爷子’一块儿上罗什金的别墅去的那个男孩子。”左托夫结束说，“他们经常会在什么地方见面的。”

　　“对呀！”萨沙·罗巴诺夫快活起来，“简直把这个小坏蛋忘掉了！”

　　“关于他的那点材料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永远对一切事物抱怀疑态度的沃龙错夫摇摇头，“我还记得。一辈子也休想找到他。”

　　“那一点材料的确是不顶事……”左托夫肯定地说。

　　“再念一下材料吧，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桑德列尔请求说。他打开一册大记事本，并拿起了铅笔。

　　左托夫把带来的文件夹打开，抽出了几页写着罗文斯卡娅证词的记录来，戴好眼镜，把有关的部分念了一遍。

　　“原来是这样的。”桑德列尔若有所思地说，并在记事本上迅速作下了记录。“一个瘦弱的孩子。”他又着重地重复了一遍，“大体上说，当然还是毫无头绪。但是……你认为怎样，是否可以找到这个孩子呢？”

　　这个问题是向每个到会的人提出的，可是谢尔盖又忍住了，让其余的人发言吧，如果问起他来，他再发表意见也不迟。

　　“我想是可能的。”罗巴诺夫不很自信地说，“不管怎样，在每个学校里都只有一个戏剧组。”

　　“你知道莫斯科有多少学校吗？”沃龙错夫笑了笑，问他。“有好几百所。我邻居的一个小儿子就在‘七○三中学’念书。想想看，得搞上一个月呢。”

　　“应该分几个区来搞。”罗巴诺夫不甘示弱地说。

　　左托夫摇了摇头。

　　“这就是说，要让几十个人放下其它的工作。随你怎么说，花费的时间是太多了。当然，我们并不是对所有的学校发生兴趣，”他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我们感兴趣的只是那些靠近地下铁道环行线各个车站的学校。因为‘老爷子’曾经建议他坐地铁环行线的车，说是到那边再跑回去。”

　　“对，对，”桑德列尔狡黠地笑了笑，并望了谢尔盖一眼，“你有什么建议吗，科尔舒诺夫？”

　　谢尔盖点了点头。

　　“说吧，如果说得中肯，就连沃龙错夫也会对你说声谢谢的。他是个有原则的人。”

　　大家全都笑了。谢尔盖面孔涨得绯红。

　　“我觉得，可以把搜索范围缩得更小一些。‘老爷子’建议那孩子坐环行路的车，说是那样要近些。可见，还有一条较远的路：换一次车，沿轴线行驶。就是说，学校应当靠近位于环行线与某个轴线交叉点上的车站。”

　　谢尔盖津津有味地说得很流畅、很肯定。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

　　“这样的车站一共有六个，在三条轴线上。但基洛夫轴线应该除开。这个小伙子如果是坐地铁到共青团广场，或是上中央文化休息公园，坐环行路车反倒远一些。因此，还剩下四个车站：基辅站、库尔斯克站、巴维尔站和白俄罗斯站。就应该到这一带去寻找。”

　　“说得很对，”桑德列尔点点头，“我没有意见。你认为怎么样，沃龙错夫？”

　　“您怎么啦，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您为什么老是盯着问我呢？！”沃龙错夫火了。

　　“你是最严厉的评判员，”桑德列尔开玩笑地说。接着又换了一种语调说：“别计较，同志！我同意你的意见。”他转身向左托夫说：“罗什金娜和茹布科夫现在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暂时只好撇下他们，让他们清醒清醒，平静下来。就是密尔察洛夫这个家伙也一样。现在应该查明那所学校。不知那孩子是在什么地点和‘老爷子’碰头的。围绕着科尔舒诺夫指出的那几个车站进行调查的工作计划最迟在明天交给我。完了！现在可以走了，同志们！”

　　当天便开始拟订新的行动计划了。上午就从莫斯科市教育局弄来了一份全市学校分布图。经过仔细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之后，在图上画上了四个波浪形的圈儿。每个圈儿内都有着近十所学校。

　　晚上，左托夫对那幅图仔细地进行了审查，并对一个圈儿的某些地方作了修改。然后，他考虑了一下，拿起话筒，拨了号码。

　　“诊疗所吗？请找一下罗文斯卡娅同志好吗？她病了？哦，哦。她家里有电话吗？谢谢。”

　　左托夫挂上电话后看了谢尔盖一眼，说：“您明天早上到罗文斯卡娅家去一趟，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情况。现在已经是九月底了，可是罗什金娜还住在别墅里呢。”

　　“是。”谢尔盖沉着地答应道。

　　对罗文斯卡娅的访问得到了意外的收获。的确，别墅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再没有人在这儿露过面。但是，索菲亚·罗文斯卡娅生病前不久，曾在街上遇见过那个孩子。他和两个同学一道走着。长长的皮带挎过他们的肩头，系着塞得满满的军用挎包。看来，他们三个人是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

　　谢尔盖故作镇静，甚至仿佛很淡漠地问，她究竟在什么地方遇见他们的。罗文斯卡娅回答说，是在离斯摩棱斯克广场不远的地方遇见的。这一次，谢尔盖用了极大的努力才压抑住了内心的高兴：因为他估计对了，更重要的是，现在搜索范围可以比原计划缩小四分之三。

　　可是在谢尔盖向左托夫作报告的时候，却讲得简短而冷静，丝毫不带从前那种急躁的神情。这种作风是他现在所极力追求的。

　　左托夫装着没有发现他的这种改变，说道：“我们现在接到一连串的报案信号。我只好也来搞搞别的案子。我委托你把关于这个小孩儿的事进行到底。行动要谨慎些，在学校里别暴露自己的身份。每天要向我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你的意图如何也得报告。全明白了吗？”

　　“是，全明白了！”

　　谢尔盖稍微思索了一下，简短地答道：“通过区共青团委员会。”

　　左托夫赞许地点了点头。

　　谢尔盖毫不耽搁，径直上区团委会去了。他向区团委书记简略地说明来意之后，就领到了一张区团委会临时指导员的证件。他奉命了解各学校戏剧小组的工作情况。

　　离区团委会不远的一所学校首先引起了谢尔盖的注意。他到那所学校去时，正好刚上课。所有的团支部委员都上课去了。但他在教员休息室偶然碰见了一个文学教员——一位身材颀长、消瘦、面容秀雅、头发蓬松的青年。他忧郁地叹了一口气，告诉谢尔盖说，他们学校里根本就没有戏剧小组。

　　“得有熟练的领导者，这是一；很难弄到服装，而服装店里的又太贵，这是二；第三，在学生中没有有心人，没有热情和灵感，怎么行呢！缺少了这个，什么艺术都会毫无生气，戏剧也不例外。”

　　“您亲自动动手吧。”谢尔盖不同意地说。

　　“我能干什么呢……当然我能够作，但是……”年轻的教员苦恼地往桌上的厚厚一沓练习本瞟了一眼，“同时，又办不到。这就是辩证法。”他笑着说道。

　　谢尔盖抑制住了继续争辩下去的愿望。他在离开的时候，感到有些忧愁和烦恼，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我是来干什么的，那里有没有戏剧小组关我什么事呢？”他想道。

　　第二所学校里有个戏剧小组，但组长是个女孩子。谢尔盖仅仅花了十五分钟就从她那儿获得了区团委告诉过他的，作为一个指导员应该搜集的材料了。他已经打算离开了，但这时那个女孩子显然克服了某种疑虑，急促地说道：“您知道吗，我们很想排戏，简直是渴望极了。您明白吗？排一出真正的戏。可是单凭自己的力量太困难了！我们尝试过。啊，难道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吗？不，您听我说，”她激动地喊道，虽然谢尔盖根本没有想打断她的话，“我们上校长那里去过一百次了。我们也到过区委会。我们可以自己弄到一切，做好一切，整个的一切！但一定得给我们一位导演。”

　　“好，让我们研究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再向区委会提出来。”谢尔盖不太有把握地回答说。

　　在这个眼睛明亮的女孩子面前，他忽然感到很惭愧。“官僚主义！”谢尔盖忿忿地想道，然后他坚决地中断了刚说了一半的话，并说道：“我们来这样约定：在三四天之后准会有一位真正的专家来帮助你们。这是忠实的共青团员的诺言，会派人来帮助的。行吗？”

　　姑娘快活地点了点头。

　　谢尔盖走到街上，轻松地嘘了一口气，瞧了瞧表。哎哟，快七点钟了！该回去啦。但他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哪怕是再走一所学校也好。

　　街上下着牛毛细雨，黄昏来临了。好像变魔术似的，头顶上的路灯突然一下子全亮了，像黄色的宝珠般地沿着街道伸展开去。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汽车汇成的洪流，占据了整个街面。行人也多起来了。

　　学校里，第二部分的课程也上完了。教室里在开家长会。团支部正在三楼的少先队室里开会。

　　在空无一人的宽阔的走廊里，谢尔盖突然听到不和谐的音乐声。谢尔盖没走几步，音乐声突然又停止了。顶棚下面的扩音器响了起来，发出刺耳的声音。忽然，有个热情的、忽高忽低的嗓音快活地宣布：“同志们，由于一块铝片作祟，我们的广播室不能正常工作了！我再重说一遍：不能工作了！……”

　　另外一个非常快活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乐队队员们请求去玩玩……”

　　谢尔盖靠着墙，不出声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走廊里跑过来一个不知为什么发愁的学生。谢尔盖拦住了他。

　　“告诉我，这是在广播什么？”

　　“这简直是胡闹，不是在广播！”那个学生忿忿地说，“他们就爱这样试喇叭！懂吗，他们本来可以说数字‘1、2、3、4’等等，然后反过来说‘4、3、2、1……’他们却把这里当作了杂耍场。我现在就去……”

　　可是，谢尔盖拦住了他。

　　“等一等。他们已经试完了。你最好讲讲，你们学校有没有戏剧小组？”

　　“戏剧小组？没有。我们只有‘什基姆’！”孩子骄傲地回答，然后微笑着补充了一句：“不懂吗？起初谁也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谢尔盖很感兴趣地问道。

　　“‘什基姆’就是‘学校小型话剧团’。棒吧？剧团！去年我们什么也没有搞出来。但在不久以前，团市委派来了一位新的领导。一位大学生，天下难得的小姑娘！当然，她已经不是小姑娘了。‘什基姆’就是她创办的。现在我们正在准备第一次演出。”

　　“真棒！”谢尔盖赞同地说，“说说看，你们戏剧小组的组长是谁？”

　　“我不是说过，我们没有戏剧组。我们只有剧团。而剧团团长是十年级乙班的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①。老实说，这人简直是个败类。”

　　【 ①苏联的一个著名演员（1875—1948），两枚列宁勋章及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曾饰《夜店》中的巴伦。《敌人》中的巴尔金，《樱桃园》中的特罗菲莫夫等等。——译者注】

　　谢尔盖注意起来：“先等一等，别忙！我好像看见过他！是一个身材高高的、瘦瘦的人，一头亚麻色的头发，是吗？”

　　“对！就是他。”

　　“为什么叫他‘败类’呢？”

　　“我和他在一个班上学习。他是个卑鄙的、自私自利的家伙！”

　　“怎么能这样说！”

　　这时，一个男孩子向他们跟前走来。

　　“瓦尔卡，你刚才在说谁？”他好奇地问。

　　“在说别列斯维多夫，除了他还会是谁呢。”

　　“但他是一个天才的演员呀！”那孩子称赞地说。

　　“你要是和这位天才坐一张书桌，就会明白的。”

　　“哦，我不知道这一层。但他演剧演得多棒啊！喝彩的声音震动了全场！”

　　“喝彩，他就爱这个！”瓦尔卡轻蔑地说。

　　“但这是应该的，你说，应该吗？”

　　“就算是这样吧。”

　　“那就行啦！他是个天生的演员。第二个卡查洛夫。这是共青团员的老实话！”

　　“嗳，你过分推崇他了。”

　　“一点儿也没有！你瞧吧，他会出名的。”

　　“预言家！……”

　　“他和谁要好？”谢尔盖问。

　　“他和谁也不交朋友！”瓦尔卡忿忿地说，“他很需要我们的友谊。而且我们也不吝惜友谊，结果适得其反。你想想吧！”

　　“你们把他推开不管吗？”

　　“谁把他推开不管呢？我敢以团支部委员的身份正式声明：是他自己脱离大伙儿的。”

　　“他是共青团员吗？”

　　“他是个可怜虫，而不是共青团员！”

　　“那么应该开导他，让他参加工作！打听一下他爱好什么。”

　　“我们又不是保姆！谁肯和他交朋友？我是团支委，但我不能强迫同学们去和他交往。”

　　“但他是一个多么好的演员啊！”谢尔盖笑笑说，“像这样，什么样的天才都会被埋没的。”

　　“没有集体的支持，毫无疑问，他是会被埋没的。”第二个孩子又插嘴说道。

　　“好，如果你能行，那你就去挽救他吧，而我连接近他都觉得怪讨厌的。”

　　这时，扩音器又响起来了，接着是熟悉的、仍旧非常快活的声音：

　　“亲爱的同志们，经过短时间的休息之后，我又以新的力量向你们声明：没有铝片我们就完蛋了！像契诃夫作品中的一位著名主角说的：‘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只有上吊！’”①

　　【 ①契诃夫的一篇短篇小说，描写一个叫卡什坦卡的小狗的遭遇。——译者注。】

　　“这是卡什坦卡说的话呀！”瓦尔卡又急躁地说，“不成体统！不，我得跑去看看，鬼晓得他们还要瞎叫些什么！”

　　谢尔盖又哈哈大笑起来。这个男孩子带着同伴向楼梯跑去，一面跑一面向谢尔盖喊道：“我们明天七点钟排戏！您来看吧！”

　　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谢尔盖止住了笑，面孔变得严肃起来。现在，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好像是查明了。他就是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天才的演员”和“卑鄙的家伙”。谁也不肯和他交朋友。当然喽！他好的一面很少。所以，谁都不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这不消说。可是共青团的工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简单事啊。这得向区委详细谈谈。嗯，但目前应该谨慎地、十分谨慎地搜集有关依果尔的详细材料。

　　谢尔盖忽然记起了：学校里今天是“家长日”。

　　这是在存衣处值班的一位老妇人告诉他的。应该找到十年级乙班的教室。

　　谢尔盖走近虚掩着的写着“十年级乙班”的教室门时，听见杂乱的人声，从门缝里看见许多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妇女，非常滑稽地坐在极不相称的书桌后面。看不见女教员，谢尔盖只听见她那年轻而激动的声音。

　　谢尔盖不慌不忙地在走廊里踱过来、踱过去，一连三次，然后又走到教室门前，急不可耐地谛听着。不，会议根本还没有结束的意思。现在他们正在谈着学习成绩。谢尔盖忽然警觉起来，因为女教师提到了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立即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话：

　　“这话不对！他很有才能！不过得采取特别的方法教育他：他容易受刺激，相当敏感。”

　　“这是他的妈妈。”谢尔盖想道。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谢尔盖赶快从门边走开。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会议才结束，家长开始陆续散去了。一位肩上搭着玄狐皮披巾的高身材的胖妇人从谢尔盖身旁走过。她那忧愁的脸上涂着厚厚的一层脂粉。“别列斯维多娃太太。”谢尔盖目送着她走出去，微笑着想道，随后，他跨进了教室。

　　女教员身材梢瘦，穿一件朴素的黑色外衣，白色的小翻领翻在外面，头发平整地向后梳着，手中拿着点名册，正耐心地和围着她的家长们谈着什么。她用疑问的眼光向谢尔盖打量了一下。

　　“我要和您谈谈，基娜依达·伊凡诺芙娜。”

　　“请稍等一等，一会儿就有空了。”她乐意地答应说。

　　终于，最后几位家长也走了。女教员用手势招呼谢尔盖坐到一张书桌旁，她自己也在旁边坐下了。

　　“请说吧。”

　　“我是从共青团区委会来的。”谢尔盖开始说道，“打算了解一下戏剧小组的工作。想知道您班上有哪些学生参加了戏剧小组，有没有影响学习。我偶然听到你们在这里谈起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好像他是戏剧小组的负责人？”

　　“他是负责人。”女教员点点头，带着倦意补充道：“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孩子。”

　　“为什么呢？”

　　“都是由于家长啊。嗯，别奇怪。一切困难都在家长身上。他的父亲是一位大建筑师，是个骄傲自大，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您听到他母亲刚才说的话了，再听听他父亲的话看！他甚至当着孩子的面和我争吵，为孩子辩护，说话的态度十分轻蔑。看来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而礼貌和关怀——唉，一点儿也谈不上！”

　　“是吗，这种人。您真难对付。”谢尔盖由衷地表示同情，“嗯，那么依果尔自己在学校里表现得怎么样？”

　　“大家都不喜欢他。他是个骄傲自大、性情孤僻、贪得无厌的人。”

　　“他学习怎样？”

　　“学得不好。得了很多三分。但他相信他爸爸会把他弄进大学里去的，他还以此夸耀呢。”

　　“怎么会把他选为戏剧组组长的？请原谅。”谢尔盖笑了笑，“应该说是剧团团长。”

　　女教员显得很疲倦，但还是严肃地回答道：“搞剧团倒真是个好主意，是一种极好的课外活动方式。至于说，他是怎么被选为团长的吗？那仅仅是由于剧团指导员的提议。孩子们都尊敬她，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不知怎的，她相信依果尔是个天才演员。老实说，他的确善于伪装。”

　　“依果尔住在什么地方？他的父母亲叫什么名字？的确，我对他很感兴趣。”

　　“他的父亲叫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母亲叫罗莎·伊凡诺芙娜，他们住在……请稍等一会儿……”

　　基娜依达·伊凡诺芙娜翻开点名册的最后一页，念出了他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他住在别象街，怎么跑到这里来上学？”谢尔盖惊奇地问道。

　　“他们是去年冬天才搬到那里去的。所以，他们决定让孩子在本校念完十年级。他每天坐着他父亲的汽车上学。”

　　那地址谢尔盖是熟悉的。他马上记起了，舒宾斯基也住在那所房子里。

　　他们还谈了谈小组里其他成员的情况，然后谢尔盖便起身告辞了。

　　“您的到来使我很高兴，以后常来吧。”基娜依达·伊凡诺芙娜说，“光靠我们几个是很困难的，时间不够用。校长几乎是亲手帮团委会拟订工作计划。我们要出席一切团的会议，因为我校的团员们毕竟还是孩子啊。我们真得关心他们的每一个行动。”

　　“不过，我认为，这样也不行。”谢尔盖忍不住了，反驳说，“九十年级的学生难道还是孩子吗？”

　　“可是，仍得给他们出主意，”基娜依达·伊凡诺芙娜稍微有点生气地说，“他们连一个重大问题也决定不了。”

　　“你们没有培养他们的这种习惯，所以他们不会。”

　　“但您该知道。这个错误至少应该由你们和我们两下分担。区委会简直把我们忘了。去年一年中，区委会的同志只来过一次，还是因为参加改选大会。给我们打电话也只是为了团费交得不对数，或者谁没被注销的事。电话给谁打了？当然，是打给校长。请问，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很久吗？”

　　“不会的，”谢尔盖坚决地回答，“现在他们……就是说，我们决不会忘记你们。”

　　“我又卷入了争论。”他遗憾地想道，“我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不过……管他呢，我还是要把这一切直率地向区团委书记汇报。事实上，她说得对呀。”

　　谢尔盖从学校里走出来时，雨已经下大了。一阵阵迎面吹来的风把冰凉的雨点打在谢尔盖的脸上。谢尔盖翻起雨衣领子，把双手插入衣袋里，大步向无轨电车站走去。直到现在，他才感到异常地疲倦和饥饿。

　　谢尔盖在乘客稀少的电车厢里打着盹儿。他好几次企图抬起困倦的眼皮，但眼皮立刻又合上了。谢尔盖沉入温暖的蒙眬睡意之中。倦意笼罩了他的全身。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光景了。

　　第二天早晨，谢尔盖按时上班来了，他焦急地等待着左托夫的召见。

　　罗巴诺夫从门外探进身来。

　　“致以少先队的敬礼，科尔舒诺夫同志！莫斯科的学生们生活得怎样？”

　　这时，内部电话响了，左托夫叫谢尔盖到他那里去。

　　“汇报一下你的工作，科尔舒诺夫！”

　　谢尔盖像往常一样，简短扼要地用几句话就把工作的结果报告完了，并把笔记放到了桌上。

　　左托夫听到别列斯维多夫家的住址时，说道：“地址相同。又是别象街，嗯，嗯！”

　　他戴上眼镜，本想看看笔记，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把笔记放到一旁，从眼镜上方望着谢尔盖，严肃地说道：“这样吧，详细地谈一谈！你从前好像是很善于做这样的事情的。”

　　谢尔盖黝黑的双颊上泛出了薄薄的一层红晕。他勉强又说了一遍。他只尽力谈那些直接与案件有关的东西。但后来他忍不住了，忽然谈起学生们在广播室试喇叭的事来。

　　左托夫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样开怀，他那阴郁的面孔霎时变得善良而真诚了，慈祥的皱纹布满了眼睛四周。

　　“嗳，小鬼，可惜我没有听到！”他一面说着，一面取下眼镜，擦掉了眼中的泪水。他换了完全另外一种语调，信任地问道：“你打算下一步怎样做呢？”

　　“我们把别列斯维多夫找来，要他谈谈他在别墅里做了些什么，在哪儿见过‘老爷子’。”

　　“太早了。”左托夫摇摇头。

　　“我敢担保，他什么都会说的！”

　　“为什么这样自信呢？你甚至还没有和他见过一面。你对他有什么了解呢？”左托夫又皱起了眉头，“我还以为，你已经下定决心遇事不再急躁了。”

　　谢尔盖很不痛快，本想加以反驳，甚至和他争辩一番。使他不快的是，科长在这一次又表示不满意，这显然是吹毛求疵，非常不合时宜地提到谢尔盖在刑事侦查局工作初期那段痛心历史的。但他极力压住了心头的怒火，冷淡地说道：

　　“听候您的指示！”

　　“现在就告诉你！但我得首先提醒你，我们不能逮捕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因为没有证据。我想，也不会找到证据的。因此，如果讯问不成功，我们得不到供词，那就坏事了。别列斯维多夫会把这些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老爷子’的，那时，一切线索便都断了。唔，要使他自动承认，他就不至于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来了。此外，方式正确的审讯还可以在他的心理上产生巨大影响，使他走上正路。可是一切得考虑周到、准确。这一点你明白吗？”

　　“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吧，”左托夫装做始终没有发觉谢尔盖不满意的样子，心平气和地继续说道：“为了顺利地进行这种困难的审讯，就应当多多掌握别列斯维多夫的材料。应当找到这个人心中那根可以弹奏、激发他的良知的弦，这是一；其次，必须多掌握一些他在校外行为举止的材料，这一点也明白吗？”

　　“明白了。”

　　谢尔盖越听越入神。因此左托夫满意地注意到，自己论证的逻辑摧毁了谢尔盖的成见，使对方的怒气平息下来，并引起了热烈的兴趣。

　　“可以说，你把到学校去访问的情形叙述得相当生动。但没有从中得出任何结论来，你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对你极有用的人。难道你没有觉察到吗？”

　　“是谁呢？”谢尔盖不由得脱口而出，但马上又怪自己沉不住气。

　　左托夫笑了起来：“也就是你所谓的‘别列斯维多娃太太’，这还用问吗。”

　　谢尔盖只是耸耸肩头。

　　“不同意吗？其实根据她在会上的反驳意见以及她的外貌，就已经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她是个愚蠢而傲慢的人，同时，显然还是爱多嘴多舌的。她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儿子的事就更喜欢管了。总之，该上别列斯维多夫家去访问一下。观察一下那里的气氛如何。这点很重要。同意吗？”

　　“完全同意！”

　　在谢尔盖这次回答的语气中，左托夫发觉，他是很诚恳的。

　　“有问题吗？”

　　“没有！”

　　“行动吧！一共给你两天的期限。应该快一点。要记住：如果搜集不到材料那就糟了。这会使工作变得复杂起来的。并且还得记住：宁可搜集不到材料，也不能慌慌张张地把事情搞糟了。完了！执行去吧！”

　　谢尔盖回到办公室里，吸着烟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号码。

　　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喂！喂！”

　　“可以请罗莎·伊凡诺芙娜来听电话吗？”

　　“我就是呀，您有什么事吗？”

　　“我是共青团区委会。我们现在要检查各个学校戏剧组的工作情况。您的儿子是戏剧组组长，据指导员告诉我们说，他很有天才。”

　　“是呀，是呀！一点儿也不错！”

　　“因此，我想找您谈一谈，首先……”

　　“哦，请吧，好极啦！”罗莎·伊凡诺芙娜打断了他的话，“关于我的依果尔的才能，我能讲得比谁都详细。请您马上来吧！依果尔不在家。”

　　二十分钟后，谢尔盖走进了那座熟悉的楼房的明亮而清洁的前厅。他上了第四层楼，按了按别列斯维多夫家的门铃。

　　一个穿戴很朴素、腰间系着围裙的美貌姑娘迎着谢尔盖打开了门。

　　“罗莎·伊凡诺芙娜，”她喊道，“有客人找您！”

　　一扇镶着玻璃的房门打开了，罗莎·伊凡诺芙娜从门帘后面走出来，她穿了一件花绸长衫，头上披着一条薄纱头巾，头巾下面现出管状的铁发夹。

　　“请进，年轻人！”她指了指邻室的门说道。

　　谢尔盖走进了餐厅。

　　罗莎·伊凡诺芙娜马上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她首先热烈地叙述了儿子的长处，同时，他的这些长处都是她无微不至地教育的结果。

　　“要看出自己儿子的天才，真是不容易。”她装模作样地说，“连我丈夫也不完全明白这一点。他有时候对孩子太严厉了，使孩子的性格变得孤僻起来。对待有天才的孩子应该特别留心，您说对吗？”

　　“一点儿也不错，”谢尔盖为了谨慎起见，表示同意地说，“这一点您看得很清楚。”

　　“可是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就不明白这一点！”罗莎·伊凡诺芙娜痛心地吸了一口气。

　　“不可能吧？”

　　“嗳，您不信？譬如说吧：去年春天，依果尔准备上一个熟识的姑娘家去祝贺她的生日。他想送她一件礼物。他爸爸给了他五十卢布。可是，依果尔需要二百卢布，因为他看中了一件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难道不应该吗？可是，可是他父亲却大发脾气，把他赶了出去。我打算让他们和好，就去劝他父亲，可是依果尔却很倔强，他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钱。”

　　“后来怎样了？”谢尔盖很关心地问道。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依果尔就变得孤僻起来。常有人给他来电话。我甚至不知道是谁打来的。有一天，这还是在夏初，他带回了一只皮箱。他好像说，是一个同学请求把皮箱拿到我家寄放三四天。可是我觉得他在撒谎。”

　　“难道您没有想看看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吗？”谢尔盖善意地微笑着说。

　　“箱子是锁着的。而且，总有些不太方便。”她急忙改了口，接着，热烈地往下讲道：“但主要的是，依果尔酷爱戏剧！他有着异常敏感的演员的天性！您不想同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谈谈吗？”她突然振奋地说道，“他也会和您谈到这些事的。”

　　“何必呢？况且，还是谈这些事。”

　　“不，您得跟他谈谈！”罗莎·伊凡诺芙娜坚决地说，“一定得谈谈！”

　　“可是，七点钟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学校里的排演。”

　　“不要紧，现在刚过十二点。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会给您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他是怎样一个人啊！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罗莎·伊凡诺芙娜不等谢尔盖表示同意，就向邻室走去。不多一会儿，便从那里传来她压低了的声音：

　　“费舍沃洛特吗？……是我呀。来了一个年轻人，是为依果尔的事来的。什么？……他是从区委会来的……嗨，我不记得是什么区委会，这没有关系！他们认为依果尔是个天才。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讲了。你也该和他谈谈。没时间？费舍沃洛特，你必须和他谈谈！你听见我说的什么吗？”罗莎·伊凡诺芙娜尖声尖气地低声说道，“这关系到你儿子的前途呀！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今天七点以前你必须接见他。不然，不然……你就要了我的命……嗯，这才对呀，我太高兴了！吻你！再见！”

　　罗莎·伊凡诺芙娜又走进房间来，依然显得庄重而坚决，只是胖胖的双颊上微微泛起了红晕。

　　“请您在下午两点钟到我丈夫的办公室去，他要会见您。”

　　“我没说去，罗莎·伊凡诺芙娜……”谢尔盖开始说道。

　　“不行，不行！这话我连听也不愿听！您这样就太小看我们了！”

　　谢尔盖认为，现在就应该告辞了，这时候最适宜。

　　“您太好了，”分别时罗莎·伊凡诺芙娜客套地说道，“我对您非常坦白。只是别对依果尔说您到我家来过。我恳求您！”

　　“可以。可是您自己能保守秘密吗？”谢尔盖笑了。

　　“唉，为了儿子，我什么都愿意干！”罗莎·伊凡诺芙娜叹了口气说。

　　到了街上以后，谢尔盖觉得松了一口气。

　　城市上空，低垂着浓密而沉重的乌云。一阵风刮过，宽阔的林荫道旁，干枯的树叶在枝上凄凉地沙沙作响。

　　谢尔盖在街上慢慢地走着，目送着飘向路面的落叶，陷入了沉思。别列斯维多夫关于儿子会谈些什么新情况呢？

　　这位妈妈似乎已把一切都说出来了。儿子忽然有了钱，有了神秘的新交，变得孤僻起来，把赃物（谢尔盖毫不怀疑地认为，箱子里装的是赃物）带回家来。现在一切全摆得明明白白的：这个孩子参加了匪伙。

　　还有，谢尔盖几乎已经回答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这个青年会误入歧途呢？西兰契耶夫说得对，谢尔盖清楚地记得他的话：“我认为，有许多问题常常是从家庭开始的……”可是，为了弄清底细起见，还是应该和孩子的父亲见见面。当然，别列斯维多夫是位聪明、能干的人。无疑，关于儿子的事他总能够谈点什么。这时，谢尔盖心悦诚服地承认，左托夫估计得完全正确。谢尔盖搜集到的材料太少了，却又把罗莎·伊凡诺芙娜这样一个人给轻易地放过去了！最奇怪的是，左托夫正确地分析了她的性格。事实上她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正因为如此，谢尔盖才从她那里得到了许多与区委指导员的工作毫不相干、而他也不敢问起的材料。

　　“是的，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当然不会像他妻子那样。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他对孩子的教育那样糟？”谢尔盖好奇地揣测着。这时，他忽然发觉自己开始对人们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形形色色的人们——好人和坏人，全都吸引着他。现在他非常想见一见这位别列斯维多夫先生，对他作一番评价。

　　不过，谢尔盖最殷切希望的，毕竟还是见见近日来他颇为了解的、时时萦绕于他的脑际的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本人。谢尔盖决定出席学校的排演，从而结束工作的第一个阶段，然后继续深入，向主要目标前进。

　　这是一座异常宽大的，有着许多高大、明亮的门窗的崭新的楼房。谢尔盖很喜欢它那精确的线条美。他穿过宽敞的前厅，登上了二楼。走廊尽头的玻璃横隔墙内的写字台旁坐着一位姑娘，她正热烈地用电话和谁交谈着。这里还放着一张矮沙发，沙发前面是一张小桌，上面放着几只烟灰碟。一扇宽大的玻璃门通往工作室，另一扇门通向别列斯维多夫的办公室。

　　姑娘打完电话之后，问道：“同志，您找谁？”

　　“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在吗？”

　　“在。我马上就去告诉他。您是哪个单位的？”

　　“共青团区委会。”

　　姑娘好奇地向他瞥了一眼，便在门后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出来，对谢尔盖说道：“请进去吧。只是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很忙。”

　　谢尔盖走过去，敲了敲别列斯维多夫办公室的玻璃门。

　　“请进。”从里面传来了一个从容不迫的声音。

　　谢尔盖跨进了办公室。

　　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胖胖的、外貌显得很年轻的人，他的唇髭经过仔细修饰，头发很光滑地向后梳着。别列斯维多夫穿着一身样式美观的灰色衣服，带灰色条纹的黑蝴蝶结衬着他那丰润的、微微下垂的双颊。他以从容不迫的手势向谢尔盖指了一下桌前的一张安乐椅：

　　“请坐，年轻人。找我有什么事吗？哦，对了！您是为依果尔的事来的。跟您说什么好呢？总地说来，依果尔是个多才多艺的孩子。例如，他有非凡的音乐天才。是呀，是呀，我的好朋友是一位大音乐家，听他演奏过。我那朋友高兴极了！此外，依果尔还擅长绘画、雕塑、写诗。这是我对他的影响，懂吗？”别列斯维多夫非常自信地、漫不经心地说道，“但他的主要天才表现在建筑方面。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方面的才能必须发展下去。这也是国家利益所要求的。每个苏维埃公民都应该贡献出自己的全副精力，把自己的才能充分运用到创造性的工作中去，为人民造福，这终究是每个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我们的制度允许这样做。进一步说，还要求这样做。总之，依果尔应该成为一位建筑师。在这方面，我恰巧还可以帮助帮助他。”他洋洋自得地笑了笑。

　　“可是，我觉得，依果尔还有另外一种天赋——演剧，是吗？”

　　“他自己根本不懂他究竟有什么天赋。演剧……哦，是的，不久以前，他曾经醉心于马戏。您想想，最近一个节目他一连看了两次。那么，难道您要我送他去学演小丑吗？”

　　别列斯维多夫哈哈大笑起来。

　　“马戏院？”谢尔盖感到奇怪，“唔，这个爱好是不会长的……”

　　“这点毫无疑问。他甚至不好意思让我们知道。他不肯说起上马戏院去的事。是他妈妈偶然发现了两张马戏票。在他大衣里面的口袋里。他把这两张票给忘掉了。”

　　“他不生罗莎·伊凡诺芙娜的气吗？”

　　“哪里的话！她把票子又放回了原处，而且对他一字不提。她是个有经验的侦查员哩！”

　　别列斯维多夫又笑了起来。

　　“也许，他只去过一次，是和别人一道去的呢？”谢尔盖指出说，他已习惯于根据任何一个细节作结论，同时，他又竭力提出问题来对证自己的结论。

　　“不会的，”别列斯维多夫不以为然地把手一挥，“两张票的日期不一样。幸亏他母亲把什么都注意到了！”

　　“这就是说，他是很爱看马戏的了。”谢尔盖笑着说道，“也许两次的节目不相同吧？”

　　“好一个乏味的年轻人！”别列斯维多夫想道，“当然，他想和我谈谈，但又不知道该谈些什么。”于是，他仍旧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这两张票的日期，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九月三日和五日。马戏团的节目不会经常换的！嗯，总之，问题不在这里！依果尔应该成为一个建筑师。我不是以父亲的身份，可以说，是以一个公民，一个积极的建设者的身份说出这番话的。不仅是以房屋的建设者，如果把眼界放宽些来看，是以我们生活的建设者，是以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的身份说出这番话的。至于演剧吗，也是有益的活动，它能促进人的发展。”他表示赞同地补充了一句，接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形状异乎寻常的香烟盒递给谢尔盖：“请抽一支吧，这东西是我的朋友从中国给我带来的。”

　　“谢谢，我习惯抽自己的烟。”谢尔盖平心静气地回答说。别列斯维多夫的语调和举止已经开始使他感到厌烦了。

　　告辞之前，谢尔盖顺便问了一句：“奥斯莫洛夫斯基建筑工程师在你们这里工作吗？”

　　“在我们这里工作。”别列斯维多夫皱了皱眉头。

　　谢尔盖站起身来，表示谈话结束了。

　　别列斯维多夫握着谢尔盖的手，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撒种吧，青年人，撒下理智、善良、永生的种子，像涅克拉索夫老人说的那样，为人民撒下幸福的种子。这是一项崇高的，我甚至说，是一项鼓舞人心的任务。”

　　“鬼才和你一起撒种呢！”谢尔盖气愤地想道。

　　刚过七点钟，谢尔盖就上学校了。在教员休息室旁边，他忽然又碰上了那个已经认得了的学生。这次那个孩子又是愁容满面地。

　　“什么事使你不快活，首长同志？”谢尔盖笑着说，“又是为了捣蛋的广播吗？”

　　“不是，是关于团支部的事。我们吸收了两个七年级的小家伙入团。”

　　“这又有什么呢？”

　　“他们对自己的历史都弄不清楚。有一个孩子甚至把他的亲人都忘记了。例如，他竟忘掉了在我校四年级念书的小弟弟。而另一个孩子却连邱吉尔是谁都不知道，他只是根据官衔，才知道那是一个英国人。”

　　谢尔盖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们都是好孩子吗？”

　　“这倒是事实！我们的书记谢夫卡提出了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去为难他们。”

　　“你帮助帮助他们吧。”谢尔盖向他建议说，接着问道：“你们的剧团在哪里排演？”

　　“在三楼。让我带您去。您是哪里来的？”

　　谢尔盖掏出区团委的证件，孩子仔细地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他们向三楼走去。从挂着“十年级乙班”牌子的教室门内传出了乱哄哄的人声。孩子推开门，大声喊道：“叶莲娜·阿娜多里耶芙娜，区团委的指导员上我们这里来了！”

　　喧闹声停息了，谢尔盖在寂静中走进了教室，立即看见了……莲娜。

　　这半年来，莲娜有了很大的改变。她穿着一件谢尔盖还没见过的、朴素的深蓝色长袖连衣裙。她那浅色的、鬈曲的头发完全梳成了另外一个式样。她那双浅灰色的大眼睛异常严肃而专注地望着人。莲娜坐在一张书桌旁，四周围着一群孩子，她手中拿着一支铅笔，在一本摊开着的薄子上记录着。

　　“谢廖沙！”她轻声喊道，她那快活的、红润的脸上突然现出了吃惊的神色。

　　谢尔盖吃惊的程度也不下于莲娜。

　　“你好，莲娜。”他用微微有些颤抖的声音说，犹豫地和她握了握手，“你们好，孩子们！我想看看你们剧团排演，可以吗？”

　　“可以！……”

　　“请尽量看吧！……”

　　“看看我们搞些什么！……”

　　“谢廖沙，难道你是……”莲娜开口问道。

　　“区团委的指导员吗？是的。”谢尔盖打断了她的话。

　　“好吧！”莲娜忽然坚决地点了一下头，向孩子们说：“我们继续排下去。那么，我们的第一个节目就叫做‘学校的麦克风’。我们应该讽刺什么呢？喏，首先，要讽刺课堂提问时互相提词儿。沃瓦·科洛尔已经想好了这一场。下一场该是什么？”

　　“下一场吗？课间休息的纪律。”一个长着棕色头发，有着一双狡黠的眼睛的男孩子说道，“孩子们常常跳着高去摸电灯泡。我们这里常常发生这种事情。结果楼下的天花板直掉灰。那里的同学都非常生气，就派班会委员到楼上来。我们也有这样的委员。他到了楼上以后就大声喊道：‘你们在干什么呀？简直是胡闹！’那些孩子照例答道：‘运动可以增进身体健康。你看我们附近的一所学校还出现了冠军哩，他不但摸着灯泡，还够得到灯罩呢！你简直不给学校争气！’这时，楼下的孩子感到很高兴：因为把一个权威人物，群众的领导者派去之后，马上就制止了胡闹。这时，班委深思地说：‘冠军……给学校争气……’然后他忽然大喊道：‘好吧，让开些！’结果他跳得比别的孩子还高，楼下天花板上的灰土又纷纷往下落。噢，怎么样，这行吗？”

　　所有的孩子都笑了。

　　“好哇，真是我们的古列夫·瓦尔卡！”有一个学生忍不住说道，“可是怎么能够一下子把两层楼表演出来呢？”“哎，瞧你！这个很简单。”一个身材高高的、有着浅色头发的青年插嘴说道，教训般地用手指敲敲额头，“得用它来想办法呀。我们把舞台划成两半，算作两层。这半边，孩子仍在蹦跳，在另外半边，同时就往下掉灰土。”

　　从他的外貌，从他那“哎，瞧你”这一声喊叫声以及那种散漫、自信的态度，谢尔盖猜想：“这就是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

　　“不错，”莲娜一面赞同说，一面在本子上作记录，接着，抬起头来，看看周围的孩子们：“还该讽刺什么？”

　　“还该讽刺缺乏教养的现象，”另一个孩子认真地说，“例如，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谁在电车上给老年人让过座。”

　　“孩子们，我们这样来表演吧。”莲娜支持并建议说，“有两个高级班学生在谈话。他们说：‘现在的青年人多么缺乏教养呀！’一个说：‘昨天晚上我搭电车，在我旁边坐着一个年纪很小的学生，大概是五六年级的。有一位老太婆走进车厢来。你以为他肯给老太婆让座吗？他才不呢！我坐在那儿心里非常生气，等着，看他要到什么时候才想到给她让座，到什么时候才会良心发现，看看他受的教育到什么时候才会对他起作用。我等了十五分钟，他还是坐着不动！结果，那位老太婆整个路程就一直站着。这就是他所受的教育！’”

　　莲娜高兴地说着，并且热情、滑稽而又惟妙惟肖地学着男孩子忽高忽低的嗓音。孩子们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我认为，最好换一种方式表演。”浅色头发的青年又插嘴进来说，“一辆电车，他们在里面坐着，进来一位老太婆。这样会生动些，可以表演一番。”

　　“这意见很对。”谢尔盖想道。

　　莲娜也表示同意，还在本子上作了笔记。

　　“还有一个事件，”一个身材不高的黑眼睛的孩子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班上的根卡·沙加洛夫时常用火柴棍占卦，预测自己会不会被先生叫上黑板去测验。他还会为别人占卦。一些落后的同学还信他这一套。这种迷信残余应该加以讽刺。”他严肃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他会根据星辰来占卦吗？”一个学生笑着问道。

　　“哦，我想出来了！”浅色头发、高身材的青年（谢尔盖猜出他就是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的那个孩子）喊道，“我们把他扮演成一个古代星象术士，头戴高筒帽，身穿长袍，手拿单筒望远镜。同学们都来求他：‘啊，明哲的星象术士，明天的文学课测验我能得几分？明天几何老师会不会提问我？’他就用望远镜看了看，回答说……他们是怎么说的？”

　　“月亮正对着上升的木星，这预兆大吉大利，我的小兄弟，”谢尔盖忽然拖长了声音说道，并笑了起来，“怎么样？或者这样说：‘土星上的红色预兆你凶多吉少。’”

　　“对呀，对呀！……就像这样说！……”孩子们嚷嚷起来。

　　“你说得多好啊，谢廖沙！”莲娜惊异地说。

　　“我是老星象术士。”谢尔盖以手扪胸，一面开玩笑似地回答，一面为在这儿的孩子们中间遇见了莲娜而暗自高兴。

　　“然后，”原先那个青年津津有味地往下说，“他就郑重地预言自己的成功。但就在这时，有个孩子跑来喊道：‘根卡，在点名簿上你名字旁边打上了个记号！’于是根卡吓得扔下帽子、长袍、望远镜，慌忙逃走了。”

　　那个青年不仅想好了节目的内容，而且当场就指手划脚地表演出主角的姿势、动作和表情。他扮演的星象术士，看上去是那样自然、可笑，他竟这样灵巧和天生幽默地表演着两三个人的对话，以致使人看了忍不住要笑起来。

　　“棒极啦！……国际水平的节目！……”周围的孩子们喊道，“马上吧，叶莲娜·阿娜多里耶芙娜！……”

　　“我写，我写。”她笑着说，“这个节目想得很好。嗯，还有什么？”

　　“大概没有什么了。”

　　“孩子们，我向你们建议，还演这样一个节目：”谢尔盖为大伙的热情所感动，插进来说，“团支部大会进行批评，说得更确切些，是批评团支部书记谢瓦。瞧他接受团员的那个场面！一个七年级的同学站在他的面前，惴惴不安。而他却板着一张脸问那孩子：‘谈谈你的历史，要说得详细些。’而那孩子的历史非常简单，两句话就讲完了。于是谢瓦又说道：‘确定一下自己的家庭出身。’而那孩子根本还不懂这话的意思，弄得糊涂了。你们的谢瓦忽然想起，那孩子的弟弟在本校四年级念书，就严厉地问道：‘你的直系近亲之中，有得二分的吗？’喏，那孩子十分焦灼不安，越弄越糊涂，比如，就这样回答：‘说老实话，我早就把二分消灭啦。’”

　　孩子们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高兴地重复着谢尔盖想出的这些问题。

　　“对极啦！……谢瓦就是这个样子！……叶莲娜·阿娜多里耶芙娜，快写上，别忘掉了！……”

　　谢尔盖瞥了莲娜一眼，她的脸色绯红，微笑着俯身在本子上匆忙地记着。

　　然后，大家稍微安静了一些，开始分派角色了。孩子们争执起来。一切主要的角色那高个子青年都想由他来担任。当谢尔盖看到他像他父亲一样傲慢地要求担任一切节目的主角时，就完全肯定，这就是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果然，不一会儿就有人叫了他的名字。谢尔盖以为，莲娜会对他让步，可是，她并没有让步，反而非常公平地分派了角色。

　　谢尔盖观察着依果尔的时候，不由得暗暗思忖：“看来，他真是很有天才，而且非常喜欢戏剧。而他的爸爸呢？不了解儿子。依我看，他是一位天生的演员。只要拨动这根弦便可以挽救这个青年。应该到区委会商量一下这件事。”

　　谢尔盖不时看到莲娜投来的快乐而稍露惊异的眼光。这眼光仿佛在说：“你忽然来了，这非常好，可是，你是为什么来的？”谢尔盖忘记了过去的一切，醉心地瞧着她的目光。

　　终于，孩子们准备走了。教室里空了。在远处走廊上和楼梯上传来渐渐远去的孩子们的声音。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谢廖沙。”在片刻沉默之后莲娜哀愁地说道。

　　谢尔盖点了点头。他看到她那一向自信的眼光中充满了不平常的羞怯和忧愁，不由感到十分激动不安。可是他还以为他能够忘掉莲娜呢！她现在多么美丽啊！在她生平头一回这样盯着他看的眼睛里没有半点虚伪和做作的神情。

　　“我是多么想看见你啊，谢廖沙，想告诉你……”莲娜咬着嘴唇，望着窗外沉默了片刻，“想告诉你，”她坚决地重复道，“那时是我错了。我……我仿佛失去了什么似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失去了什么。我变得这样冷淡、这样孤独……”

　　谢尔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忽然想把这个姑娘抱起来，把她偎在怀里，保护她，给她温暖。

　　“遇见你，我也非常高兴。”他努力说出这句话来。

　　感情又死灰复燃了。谢尔盖猛然站起身来，走到莲娜跟前，握住她的手，恳切而热烈地说道：“你是位好姑娘，莲娜……你永远是这样的天真和可爱！”

　　莲娜用惊惧的眼光朝他望了一下。红晕笼罩了她的双颊和脖子，嘴唇颤抖起来。她挣脱了他的手，头也不回，直向走廊奔去。

　　只剩下谢尔盖一个人了。他的心脏剧跳得发痛。他的手里仿佛还握着她温暖的小手似的。“发生什么事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他幸福而惶惑不解地问着自己。

　　第二天，谢尔盖开始动手写报告了，应该把这两天来收集到的全部材料都写进去。他竭力回忆起这段时间所接触到的人，回忆起他们在言行中看似微不足道的详情细节。当然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身上。

　　谢尔盖懂得：他现在写的材料，与依果尔今后的命运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他对那青年的印象不怎么好，但力求不让这种情绪影响到自己。

　　还在不久以前，他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谢尔盖容易匆匆给人下结论，并且常常从好的方面着想。对别人的某一点很喜欢的时候，便很快地、本能地产生好感，而不愿去看看人家的缺点。他同样能忽然对另一些人感到讨厌。但是在最近半年来，他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

　　一切事实都和别列斯维多夫作对，都对他十分不利。不过，谢尔盖以一种新的嗅觉察觉出这个青年身上还有某些好的、尚未蜕化变质的成分。他尽力把这种看法在报告上表达出来，并加以说明。

　　谢尔盖在中午的时候就写完了报告。他把报告交给了左托夫之后，就上区团委会去了。

　　谢尔盖等了一个多钟头，区团委书记房里的会才开完。最后，他终于走进办公室，把自己的证件放到了桌子上。区团委书记惊异地问道：“何必等我呢？真是个怪人！把证件交回来不就完了。”

　　“啊，不，我来不是单为这件事。”谢尔盖执拗地摇摇头，“我应当向您汇报一下，听着吧。”

　　谢尔盖详细叙述了他去过的那些学校的戏剧组活动的情况。他热烈而气愤地说着，区团委书记注意地听着。当谢尔盖说完之后，书记深思地说：“谢谢，科尔舒诺夫。兄弟，你很多地方说得很对。缺点又何必隐瞒呢！应该立即纠正这些缺点。”接着他又热烈地补充说：“得赶快！你说完了吗？”

　　“不，还没说完。我需要和你谈谈有关一个青年的事。问题很严重，甚至可以说，是个原则性问题。”

　　“好，请说吧。”

　　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左右。

　　临别时，谢尔盖还一再叮嘱：“等我给你来了电话之后你们再上别列斯维多夫家去。说定了吧！否则会把我们的案件搞坏的。”

　　“说定了。好样的，科尔舒诺夫！原来，我得到了一位颇为不错的指导员。我甚至为你不能上其它那些学校去走走而感到遗憾。”

　　俩人都笑了起来。

　　傍晚，左托夫把格朗宁和谢尔盖叫来。他把谢尔盖草拟的报告交给格朗宁，说道：“看一看吧。科尔舒诺夫写得很详细。对别列斯维多夫的审讯由你来进行。”

　　左托夫沉默了一会儿，习惯地摸了摸脑袋，不慌不忙地继续往下说：“摸清楚他的性格、脾气，仔细考虑审讯计划。每一步都得考虑周到。过后向我作汇报。明白了吗？”

　　“明白了，”格朗宁回答说，“任务相当复杂。”

　　“科尔舒诺夫可以帮助你。”左托夫回答说，接着转向谢尔盖，补充说道：“你把任务完成得很好。我现在又开始对你信任了。”

　　谢尔盖一言不发，但是，怎么也抑制不住愉快的微笑，他的面孔由于笑容而变得开朗起来。这时，他不知怎的想起了莲娜。

　　“不用装样子了，还是随着本性去吧。”左托夫好意地喃喃说道。

　　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被带到了刑事侦查局。他穿着一件华贵的灰大衣，围着一条鲜红色的围巾。他那浅色的长头发马虎地向后梳着，手上拿着一顶圆圆的、几乎没有帽檐的帽子。别列斯维多夫的脸色显得忧郁而傲慢。

　　罗巴诺夫把他带进了格朗宁的办公室，那里没有旁人。

　　“坐下吧。”格朗宁冷淡地说道，同时拿出审讯记录簿来。

　　对于开始时的一些例行问题，依果尔回答得肯定而毫不在乎。但格朗宁已从他那专注而有神的眼睛里，察觉出他内心的恐惧。

　　“您好像是打算成为一位建筑师？”

　　依果尔抬起头来。

　　“没有的事！我要当一个演员。”

　　“但您的父亲说，您有着真正的学建筑的才能。”

　　“老头子喜欢说些漂亮话。”依果尔不屑地耸耸肩头，“此外，他是位十足的忙人。”

　　“忙人是不爱多发议论的。”格朗宁笑笑说。

　　依果尔自傲地反驳道：“您放心好了，老头子就是那样的人。我早就把他看透了。”

　　“为什么要说父亲的坏话呢？”格朗宁责备地摇摇头说道。

　　“我没有说他的坏话。我不过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说的。看来，一切聪明人都善于为人处世，只要他们不是幻想家。”

　　交谈采取了一种没有预料到的方式，但格朗宁决定就这样继续谈下去。这是更好地了解依果尔的良好机会。显然，依果尔企图造成一种印象。

　　“您把事情弄混了，”格朗宁耸耸肩头，“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

　　“没有？”依果尔嘲笑地反问道。“真奇怪，您仿佛也是一位幻想家。”

　　格朗宁忍不住笑了起来。

　　“也许是。老实说，直到现在我还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幻想家。可是，您早就把您父亲看透了，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意思。告诉您吧，在屠格涅夫的一本书里就说过：‘阿尔卡季，别尽讲些漂亮话。’而老头子就喜欢这一套。您知道，他喜欢谈义务呀，才能呀，原则性呀等等。话匣子一打开就没个完！……”

　　“这又有什么坏处呢？”

　　“我也没说这不好。但在工作中他就不是那样了。他懂得怎样向上爬。这有什么法子呢？生活便是斗争嘛。”

　　“因此您才认为，您的父亲是一位十足的忙人吗？”格朗宁问道。

　　“他事事只想到自己。他不想理解我，甚至嘲笑我的才能。实际上，他看不起我。可是我要当一名演员！我自己会爬上去的。我要用自己的艺术来为人民服务。”

　　依果尔有些轻视自己的交谈者，他深信，他已造成了有利的印象。但格朗宁却看到了另外一点：青年的最后几句话里包含着隐藏着的痛苦和委屈。他不由得记起了谢尔盖的报告，并为朋友的洞察力感到高兴。

　　“当然，您可以成为一名演员，”他深信不疑地说，“可是得有一个条件。”

　　“请问，什么条件？”

　　“如果您明白，您去演剧是为了什么。”

　　依果尔翘起二郎腿来，把背靠在椅子上，倨傲地朝格朗宁望了一眼：“奇怪的条件！看来，您简直是一位不懂艺术的人，戏剧对有天才的人具有极大的魔力。有一种表现自己的要求。还有，舞台的气氛……”

　　“您不是来作客的，别列斯维多夫公民，”格朗宁不动声色地打断他的话，“请您坐得规矩一点。”

　　依果尔面红耳赤，赶紧坐正起来。

　　“作个演员当然光荣。”格朗宁不慌不忙地继续说，“可是演剧只是在舞台上，而不是在生活中。这说法您同意吗？”

　　“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依果尔耸耸肩头。

　　“那我们现在就说定了：您不要弄虚作假。何况，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好处。”

　　“我懂了。”依果尔不很坚决地回答道。

　　“您猜猜看，我把您叫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

　　“想象不出来。”

　　“想不出？我们不是说好了别装假吗！”格朗宁安详地，像左托夫一样干脆地说，眼光逼视着青年人，“喂，怎么啦！您使我不得不用另一种口吻和您说话。直截了当地跟您说吧，我们知道您从今年春天起就开始和一些什么样的人接近。大致是从您弄到钱给一位姑娘买礼品的那天开始吧。我们知道您拿到家里去藏起来的皮箱，您的新交，您得到的钱，您的别墅之行，在马戏团里碰头的事。看，我们知道了多少。”

　　格朗宁发觉，随着自己的讲话，依果尔的面孔渐渐红了起来。先是耳朵发烧，然后，红晕泛到了颧骨，笼罩了双颊，红到了脖颈，只有冒出冷汗的额头变得苍白起来。依果尔坐着僵住了，手指捏紧帽子，搭拉下了眼皮。

　　“从衣袋里把票掏出来。”格朗宁突然命令说，用手做了个简短的手势。

　　“什么票？”

　　依果尔神经质地把手伸到大衣里面的口袋里，摸出了两张揉皱的马戏票。他的脸上显得那么惊诧，他那么恐惧地望着格朗宁，以致格朗宁不由得笑了，随即拿起那两张票来，整齐地贴到审讯记录里。

　　“还要记住三点，”格朗宁吸着烟，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首先，我们绝不能让您堕落下去。您应该，我们也要迫使您诚实地生活和工作下去。您想成为一个演员吗？完全可以。但演剧是在舞台上，而不是在生活中。记住这一点。其次，所有您的新交，有的已经被逮捕了，有的即将被逮捕。他们只有一条道路——坐牢。我想，您不应该和他们走同一条道路。第三，如果他们有人告诉您，要保持匪伙的团结一致，那么这纯粹是胡说。在您几乎陷进去的那个世界里，只有一条豺狼的规矩——绝对只顾自己的皮。您全明白了吗？”

　　依果尔沉默不语。

　　“看起来，您还没全明白。就是说，您想去演剧，去教育别人还早了些。您不可能把别人教好。不过，您是能做到这一点的。据说，您有才能。您真正爱好的是戏剧。那么难道您肯用自己的理想去换取肮脏、可耻的生活吗？难道您不想给人们带来欢乐而想给人们带来痛苦吗？我不信！”

　　格朗宁站起来，不慌不忙地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儿，又站到青年人面前，说道：

　　“现在您告诉我，您是要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勇敢地老老实实回答我呢？还是要像黄口小儿一般，费尽心机，东拉西扯，玩弄花招？这样不可避免地会自相矛盾，弄得面红耳赤，不敢正视，就像现在这样！”

　　他停了下来，等待回答。但依果尔垂着头，仍旧沉默着。格朗宁绕过桌子坐下，再度望着这个青年，问道：“也许，您需要考虑考虑吧？”

　　“是的！”依果尔忽然活跃起来，“我想考虑一下。明天给您答复。”

　　“我今天就需要答复。”格朗宁摇摇头，“到走廊里去，坐在沙发上，随便想多久都成。不过您得知道：您的家庭和学校都还不知道您在我们这里。只要您要求不让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知道的。”他着重地补充道：“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您就不应该在这里拖延时间。”

　　“好！”依果尔猛地从椅子上跳起身来，“我上那里去坐坐。”

　　格朗宁把他送到了门口。

　　“只要您想好了，就来找我。”他说道。

　　当房里只有格朗宁一人的时候，他打开抽屉，拿出案卷，仔细阅读起来。

　　过了半小时光景，办公室的门慢慢地打开了，依果尔探头进来了。

　　“格朗宁同志，”他犹豫不决地说，“如果我知道点什么，只是请您注意，我不能肯定地说：‘我知道。’可是如果……如果我说了，你们会怎样对待我？”

　　格朗宁抬起头来，笑着回答：“用‘树条’。”①

　　【 ①“树条”（Poзгu）一词在俄文中既可作“树条”解释，也可作“用树条抽打（一种刑罚）”解释。——编者注。】

　　“为什么要用‘树条’？”依果尔不安地问道，“哦，我懂了，是转义？很好。”他又在门口消失了。

　　“就是本义也不坏呀。”格朗宁自言自语地说，于是，又埋头工作了。

　　电话铃响了。传来了萨沙·罗巴诺夫的声音：“你的那个小伙子很烦闷。我刚才从走廊经过的时候，欣赏了一番。要知道，他脸上现出许多疑虑，简直像哈姆雷特王子似地迟疑不决：是承认呢，还是不承认？”

　　“没关系，让他多坐一会儿。给他点厉害看看就不装哈姆雷特了！”

　　这时，门开了，依果尔走了进来。

　　“我答应把一切，所有的一切，全告诉您。”他疲倦地说，“只是请您签一张保票，保证不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我们不发保票。”格朗宁大笑着回答。

　　“可是您答应过……”

　　“答应了，这就行了。我们会履行诺言的。”

　　“那好吧，”依果尔将双手一摊，说道，“我只有求您多关照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从演剧谈起。”

　　“先从‘老爷子’谈起。”格朗宁不容分说地打断了他的话。

　　依果尔打了一个哆嗦。

　　“好吧，现在我是被你们掌握在手里啦。”

　　“您该为此而感激我们呢。好，您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和‘老爷子’认识的？”

　　格朗宁准备作记录。

　　“去年春天，事情很偶然。有一天，父亲只给了我五十个卢布去购买礼物，而我却需要两百卢布。于是，我们爷俩就吵开啦。我从家里跑了，在街上走呀走呀，于是，把心一横：去他的，把这五十卢布喝掉算啦。说老实话，我认为有了钱就痛饮一顿才是演员风度和丈夫气概。这样，我就跑进‘纳齐纳尔’咖啡馆，在那里喝醉了。”

　　奇怪的是，当晚发生的一切，依果尔全记得清清楚楚：他是头一回上“纳齐纳尔”咖啡馆，独自伫立在那儿，不时换着脚，怪难为情地左顾右盼，直到女招待员给他指定一张空桌子为止。过不一会儿，他的面前摆上了一瓶白兰地和一碟奶油。依果尔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只管一杯又一杯地喝着。依果尔喝醉了，头昏目眩，差点儿把酒瓶给摔了。他发现有个人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便得意地笑了笑，又干了一杯。此后，他便无力地靠在椅背上，四周的一切都转动起来，他想呕吐。忽然间，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在做什么？”但他立刻想起了与父亲争吵的情景，以及他父亲凶恶的面容和话语：“你不配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依果尔抽搐了一下。“你在胡说，”他轻蔑地想道，“我明白你。”

　　“你在那里遇见了谁？”格朗宁直截了当地问。

　　“一个快活的、衣着华丽的小伙子坐到我跟前来。他首先谈起来。他说，他叫茹布科夫，是一处大俱乐部的管理员，和戏剧界有来往。他愿意帮助我。而我，真是个傻瓜，竟信了他的话：喝得太醉了。”

　　“嗯，后来怎样了？”

　　“他劝我到另一家咖啡馆去，他说，在那里，我们会遇见要见的人。”

　　“哪家咖啡馆？”

　　“‘小燕’咖啡馆，靠近库尔茨克车站。”

　　“原来就在那里？他给您介绍了一些什么人？”

　　“起先介绍我和一个女招待员认识。名叫卓娅，相当漂亮。茹布科夫后来对我说……”依果尔突然沉默下来，两眼盯着鞋尖。

　　“说什么？”

　　“说她喜欢我。”依果尔涨红了脸回答。

　　“她怎么样？和您约会过吗？”

　　“约会过一次。以后我就没去了。她是个头脑简单的傻姑娘。只晓得‘嘿，嘿’地笑，说说‘哎哟，我要死了’。总之，是个傻瓜。再说……和她一起很不舒服。”

　　“嗯，懂啦。以后茹布科夫没有再介绍您和别人认识吗？”

　　“当然，介绍了！”依果尔压低了声音，“介绍我和‘老爷子’认识了。”

　　“请说得详细些。”格朗宁留神起来，“这很重要。”

　　“我知道，不过那天晚上我喝得太多了。”

　　“记不得了吗？”

　　“怎么会记不得呢？记得，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的。”依果尔的声音有些发抖。

　　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天色很晚的时候，有个老头儿坐到他们的桌旁来，十分关心地询问他，对他深表同情，甚至劝他拿三百卢布去。依果尔只是坚持要老头儿拿着他的借据，并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老头儿的请求：打听一下他家的邻居舒宾斯基家什么时候上别墅去，夏天家里留下什么人，而安东·查哈洛维奇本人什么时候出差去。

　　几天以后，依果尔完成了委托。他为挣钱之容易感到惊喜。于是，便自愿效劳：他决心不再向父亲要一个铜板了。当然，他也感到事情有些蹊跷，但却胆怯地驱开了这种念头。关他什么事？他没有做任何犯罪的事。不久，他们叫依果尔收藏一只皮箱。他自己也不知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不过因此又从“老爷子”那里得到了二百卢布。

　　“后来怎样了？”

　　“我和父母到南方去住了一个夏天。那时，我以为，再不会遇到‘老爷子’了。我开始感到害怕。因为我觉得：自己给卷进肮脏的勾当里去了。但事情并没有完。他给我打来电话，叫我到别墅去。”

　　“您为什么要去呢？”

　　“被逼着去的。这是一个可怕的人，杀人不眨眼。当然，他不会自己动手的。茹布科夫说，他们杀死了一个企图和他们断绝来往的人。”

　　“您上马戏团去干什么？”

　　“到那里和‘老爷子’碰头。他叫我搜集有关某一家的情报，那一家是我家的熟人。”

　　“搜集到了没有？”

　　“没有，还没来得及。但今天该把一些情况告诉他。”

　　“唉，见鬼！看来，您还没去和他碰头喽？”格朗宁紧紧追问道。

　　“还没去。你们打搅了我。”依果尔狼狈地说。

　　“把‘老爷子’等候你的那个地址告诉我。”

　　依果尔异常流利地背出了地址。

　　“我们在那里已见过三次面了。”他补充说。

　　格朗宁作了记录。

　　依果尔没向格朗宁说，他自从遇见“老爷子”之后，便失去了平静。常常在半夜里醒来，躺在床上，长久地大睁着充满恐惧的眼睛，考虑以后会怎么样。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些沉重的、忧郁的念头。他忧愁地渴望能遇见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一切向那人倾诉，那人会完全理解他，并给他指出该怎样生活下去。现在他忽然感到，他终于遇见了这样一个人。

　　审讯结束了。依果尔痉挛地在审讯记录上签了字，恳求地向格朗宁说：

　　“现在我的命运就操纵在您的手里了。别泄漏了我的事，他们会杀死我的。”

　　“您放心。”格朗宁回答，并微微一笑，“谁也不敢杀死您。别再这样想吧。您将成为一个演员。只是要做一位真正的演员。我敢肯定，一定能成。”

　　“谢谢，格朗宁同志，我会成为真正的演员的！”依果尔快活地说，“为这一切我再向您表示感谢。”

　　“但是我得警告您，”格朗宁又一本正经地说，“无论遇到大事小事都得诚实。我们今后会时刻注视着您，不会再原谅您的过失了。”

　　依果尔的面孔微微变得苍白起来……

　　当天晚上，侦查员们在左托夫的办公室里开了会。格朗宁详细报告了审讯结果，然后认真地把审讯记录念了一遍。

　　“嗯，”左托夫一面满意地哼了一声，一面摘下眼镜，习惯地摸摸头说，“这次工作胜利完成了。我想：我们会把这个孩子从罪恶世界里拯救出来的。现在我们要继续前进，来搞‘老爷子’碰头的那所住宅。我的朋友们，这事越发紧急了，我们要抓紧办啊。”

第六章 奇怪的房客

　　萨沙·罗巴诺夫在高尔基大道上走着。这是十二月初的一天，太阳照耀在明朗得不像冬天的蓝天下。昨夜落的一阵雪已经融化了。园丁早已把融雪扫到人行道下面去了。天气暖和而湿润。

　　萨沙绕过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在离白俄罗斯车站不远的地方拐进了一条小巷子。不久，他在一幢高大而阴森的楼房前停了下来。这幢楼房大约是在本世纪初建筑的，是一种所谓的出租楼房。

　　萨沙推开狭窄的木板门，走进宽敞而昏暗的前厅。前厅里的壁镜因年久而昏暗无光，电梯升降口四壁萧条。近旁是宽大、黑暗的楼梯，梯级高低不平，残缺破损，它表明这所楼房建筑的年限已相当可观了。在电梯间那一边，有一条狭窄的小楼梯通向下面，通往挂着“房屋管理处”牌子的房门。萨沙向那里走去。他走进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两边尽头各有一个门。萨沙站住了，不知道该往哪头走才是。这时，有扇房门打开了，跑出来两个男孩。他们的大衣、帽子上沾满了泥土，而脸上却是喜气洋洋的。这是萨沙·罗巴诺夫在这所阴森的大房子里所遇见的头两个人。

　　“孩子们，房屋管理处在哪里？”萨沙问道。

　　“在那边。”一个孩子指着对面的那扇门回答。

　　“你们是从哪里出来的，怎么这样‘漂亮’？”萨沙好奇地问他们。

　　“从贮藏室里出来的！”一个孩子快活地回答说。

　　“我们带着电筒、绳子和干粮上那里去探险的。”第二个孩子接过话茬儿说。

　　“这些贮藏室怎么啦？”

　　“嘿，真是一座地下迷宫！有条通道进去，差不多有两公里长。两旁是煤坑，还有别的什么。没有经验的人进去，那是相当可怕的。”

　　“哦，我看，你们都是有经验的人喽。”

　　“那还用说，我们研究了一个夏天，甚至还拟了一个计划呢！”一个孩子郑重其事地说，“有一次，他，沃洛奇卡，就跌到坑里去了，我们用绳子才把他拉了上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吗？叫舒利克。我和他是邻居，住在二十七号里。”

　　“喂，探险家同志们，你们这个样子少不了挨妈妈一顿说！”萨沙摇摇头，“好，祝你们成功！”

　　房屋管理处设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面孔狭窄、脸色苍白的姑娘，她穿着一件深色外衣，正在迅速地数着什么收据。两个穿棉衣的男人坐在破旧的沙发上吸着烟。另外三张桌子是空着的。

　　“你们好！”萨沙打了招呼，随即走到姑娘跟前，问道：“您是这里的办事员吗？”

　　“是的。您有什么事？”

　　“我是从社会救济处来的。”萨沙一面用公事公办的口吻回答，一面掏出证件来说，“我要检查一下你们这儿某些领救济金的人。请把户口簿给我。”

　　姑娘看过证件，向旁边桌子上的一本蓝封面、贴着白色标签的簿子点了点头。

　　“请吧！您要找哪一号房间？”

　　“嗯，就从这里开始吧。”萨沙用手指指天花板说。

　　他坐到一张空桌子旁边，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揉皱了的小本子，又翻开了户口簿的第一页。

　　萨沙尽力抄下领救济金者的姓名，终于写到使他感兴趣的那一所住宅了。哈，这里住的也是领救济金的人。真有意思。这所住宅总共住了四个人：瓦列芙斯卡雅·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一八八七年生，领救济金者，从一九二五年起就在这幢楼里住。在她这儿临时寄宿的是斯维特洛娃·叶卡杰琳娜·瓦西里耶芙娜，一九三二年生，女大学生，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好，这儿就是他，这个坏蛋，姓库普采维奇，名字和父称是雅可夫·费多罗维奇，一九一四年生，原来也是个领救济金的人，哪儿也不去工作，从一九四九年起便在这儿住了。最后是他的妻子绥切娃·安东尼娜·巴甫洛芙娜，一九一二年生，理发师。这便是该住宅全部居住者的大概情况。

　　萨沙抄写完毕，交还户口簿，道过别，便走了出来。他在出口处站住，点燃一支烟，若有所思地向一面昏暗的壁镜望去，瞧了瞧自己的影像。出口处仍如来时一般阒无一人。在高高的天花板上，一盏电灯发出昏黄的光辉。

　　库普采维奇居住的那所住宅在一楼。一位高身材的胖老太太打开了门。她仪容端正，只是显得肥胖了一些，有着一双黑眉毛和一对富于表情的大眼睛——这表明了她年轻时是很漂亮的。她的肩上披着一块绒布花头巾。

　　“您是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吗？”萨沙问道。

　　“我就是。”老太太出人意料地用低音回答说，“谁打发您上我这里来的？”

　　“我从社会救济处来，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我想和您谈谈。您生活得怎么样？还缺什么？”

　　“太感谢了！”她快乐地说，“请进，孩子，请到我房间里去。十分欢迎。”

　　瓦列芙斯卡雅住着两个不大的房间。房里摆满了笨重的旧家具。墙上挂着彩色头巾、照片和几张小油画。在铺着漆布的桌上还放着吃剩的早点。

　　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请萨沙在一把不很舒适的深圈椅上坐下，随即往桌上瞥了一眼，仿佛解释似地说：

　　“今天我和卡佳早饭吃晚了。她是我的房客。她的父母和哥哥都在伊尔库茨克，而她却在这里念书。她今天没有课，所以白天听音乐会去了。我也是忙活了半天。梦里面我看见自己的脖子很脏，所以今天一连洗了三遍。”

　　她在圈椅上坐下，展平裙子上的褶子，津津有味地接着说：“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准是着了凉！孩子，我可能是得了流行性感冒。”

　　“您睡得好吗？住宅里不吵吧？”萨沙关心地问，他谙熟和老太太谈话的技巧。

　　“我和卡佳是挺安静的。各自往床上一躺，马上就睡着了。可是只要我们的‘老爷’和‘太太’一发作呀，那你就听吧，那个叫嚷，那种咒骂，祖宗八代什么都不要了！”

　　“这是个什么样的‘老爷’哟？”萨沙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但还是问了一句。

　　“一个邻居，”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挪叹了一口气说，“称他‘老爷’是因为他什么事也不干。中午十二点钟光景他才睁开眼睛，起来吃吃东西，吹吹口哨，听听广播，如果没有客人来的话，他就又躺下了。他看起来就像一头养得又肥又壮的水牛，夏天到他自己的别墅里栽种水仙和芍药，只是干吗还要给他发放救济金呢？”

　　“他家常有客人来吗？”萨沙笑着问。

　　“说不上来，孩子。最近这些日子一个也没有见着。以前可是不断有人来。到这里来住宿、洗澡，时常把浴室弄得那么脏，过后给他们刷都刷不干净。我什么气味都闻到过，真叫人恶心。”

　　“他对您怎么样，没有欺负您吧？”

　　“他刚来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都要吵吵闹闹。厨房、走廊、浴室，什么地方都要两家分开。这两年不知怎么倒安静下来了，甚至都不大肯露面了。”

　　“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他是一九四九年在疗养所与安东尼娜认识的，在索奇或是在加格拉，我就弄不清楚了。喏，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就把她缠上了。她吗，年纪已经够大的了，挑挑拣拣已不可能，好歹总算找到了一个丈夫。而据说，”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狡黠地笑了笑又说：“后来他们在一张什么申请书里写着，说他们是在战场上认识的，她是他的战友，这不是蒙人吗，给自己脸上贴金。”

　　“那么，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又愚蠢又吝啬。嘿，可吝啬啦！连自己的亲妈都不肯帮一把。跟我们总是套近乎，喜欢上我家来，东张张，西望望，回去再跟他丈夫叨叨。唉，老天爷怎么会弄来这样的邻居呢！”

　　很显然，波里娜由于客人的造访并有机会和他闲聊而感到高兴。她畅谈自己的疾病，做过的梦以及讨厌的邻人，并带着一种特别的温情谈到自己的房客卡佳。在她的谈话中，萨沙注意到了一个情况：邻居的“客人”见不着了。这使他很扫兴。

　　正在和老太太谈得高兴的时候，萨沙忽然听见隔墙有人大声地打了一个呵欠，还拖着重重的尾声，接着推开了房门，于是走廊里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老爷’起床了。”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皱起眉头说，“他马上就要吹口哨了。”

　　又过了约摸二十分钟，萨沙起身告辞了。

　　“现在上您的‘老爷’那里去拜望拜望。”他笑着说。

　　“他可最不喜欢旁人上他家去。”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说，“他总要从门缝里先把你打量一番。”

　　“没关系，老太太，他会让我进去的。”萨沙快活地回答说，“我们可是他所需要的人。”

　　萨沙走到过道里，敲了敲邻室的门，屋里传出拨动收音机的声音。

　　“是谁？”门内响起了粗暴的男低音。

　　“我是找您来的，社会救济处的检查员。”萨沙回答说。

　　房门没有立即打开。看来，库普采维奇在考虑：要不要让这不速之客进屋。不过，门终于打开了。

　　萨沙看见面前站着一个又高又胖、外貌还年轻的男人。那人穿着汗衫和睡裤，袒露出肥胖得下垂的大肚皮，松软的胖手臂像一对没洗刷过的火腿似的。滚圆的大脑袋上长着稀疏的棕黄色头发。一双小心翼翼的亮眼睛阴沉地打量着来人。

　　明白了救济处检查员的来意之后，库普采维奇立刻换了一副脸色，哈哈大笑，亲热地拍了拍萨沙的肩头，说：“哎呀，老弟，鬼知道我把你当成什么人了！快进屋！现在我们先想想弄点什么吃的，还可以听听走红的唱片，如果你愿意，还可以玩玩牌。依我看，你是个自己人，大概也当过兵吧，对吗？”

　　“对呀！”萨沙快活地答应说，“都是自己人，自己人。”

　　他跨进了房间。

　　一股沉闷的、浑浊的空气向他迎面扑来。

　　在这个宽大的、昏暗的房间里堆满了东西。冰箱旁边放着一只又笨又沉的大箱子，再过去是一个镶有穿衣镜的衣柜。在衣柜后面，电视机的荧光屏闪着暗淡的绿光。在抽屉柜上放着一架金黄色刻度板还亮着的大收音机。房间中央的圆桌顶上，吊着一盏贵重的枝形吊灯。

　　铺好桌布的桌子上，摆着一把茶壶和一个启封的罐头，一包茶叶和一块切成两半的带葡萄干的长形面包。萨沙还看见靠近房门放着一张宽大的、还没整理的床，床上的褥单既皱又脏。

　　库普采维奇气喘吁吁地探身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没喝完的白酒，接着又从床下拖出一架崭新的留声机。

　　萨沙推托不会饮酒，库普采维奇便一面开动留声机，一面自斟自饮起来。

　　萨沙开始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健康状况和日常工作。库普采维奇兴高采烈地回答，一会儿发怒，一会儿嘲笑，还夹杂着骂人的话。从他的谈话看来，他仿佛是个淳朴、善良的人，身患重病，热爱大自然，没有朋友。

　　“啊，您受过伤。”萨沙看了库普采维奇的救济金领取簿以后说，“您在谁的手下服过役？是在哪个师团？”

　　“在各个师团都服过役，记都记不住。老弟，我在各处都流过鲜血呀。”

　　“您是在部队财务部门工作的，怎么会跑到前线去了？”

　　“你想不到吗？会的，什么事都会发生的。最好还是来吃点东西吧。”

　　“谢谢，吃饱了。唔，战前您干什么工作？”

　　“你怎么啦，老天爷，这么吹毛求疵的？你们那里不是有我的登记表吗？上面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咳，官僚主义玩儿到我头上来了。”库普采维奇发火了。

　　“不过是随便聊聊吗，我干的是这种工作。”萨沙息事宁人地说，“瞧您酒喝得多多，也许您的朋友都这样？没有人劝过您吗？”

　　“我哪有什么朋友！扯谎！大概是他们跟你瞎说的吧？”库普采维奇向邻居那边点了点头，“我要让他们……你想想，一年里不过来个一两次人。”

　　“是战友吗？”

　　“嗯，怎么说好呢……很明显……”库普采维奇慌乱起来，他又朝邻室瞅了一眼说：“我是得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

　　“我劝您还是别这样。民警会来的……”

　　“我才不怕呢！他们没有权力抓一个战士，一个残废人……我把他们全买通……我许是受过内伤吧？”他突如其来地说道。

　　萨沙发觉库普采维奇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显然有些事情隐瞒着不肯说出来。他还发现库普采维奇脾气暴躁，容易动怒。而脾气一发作便可能乱骂一通，动手打架。在那种状态下或许会失言说出些多余的话来。萨沙决定证实一下自己的观察，反正他也没打算和库普采维奇建立友谊。

　　“我见着你就想，”他叹息一声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病，该找点工作做做。”

　　“哼，你知道什么！”库普采维奇一下子就冒火了，“你管不着，我有证明！”

　　“什么证明？你该扪心自问。干吗当寄生虫，靠着老婆过活呢？”

　　库普采维奇顿时气得两眼一翻，毛茸茸的拳头在桌子上重重地捶了一下，含糊不清地破口大骂，叫喊着说，他坚决不去工作，只要他本人不愿意，谁也不能强迫，连他老婆也不例外。

　　“她那个劳动者，我多稀罕哟！”他嘲讽地叫道，“她自己才是靠我过活，骑在我的脖子上呢！六百卢布的工资！哼，我才看不上眼呢！”

　　他满脸的汗水，鼻子发白。

　　“钱要会赚才行！你还想教我怎样生活吗？可我……”

　　库普采维奇突然闭口不说了，不安地看了罗巴诺夫一眼。但对方的脸上只露出了善意的惊异表情。于是库普采维奇急忙补充说：

　　“从前，我有些积蓄。复员的时候又领到一笔钱。所以现在理当休息休息。这是用在前线作战、受伤流血换来的啊。苏维埃政权对我非常关怀。哎哟，伤处又疼起来了，疼哪！……”

　　萨沙看出库普采维奇被他自己发的脾气吓坏了。吓得什么也不敢再说了，只是竭力为自己作辩解。

　　“好，随你的便吧。”萨沙站起身来，善意地打断他说，“你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

　　库普采维奇劝他再多坐一会儿，萨沙托辞说自己还有公事，便走了出来。

　　在回刑侦局的路上，萨沙在脑子里把这次费力的访问过程仔细过了一遍：库普采维奇这个人显然是不大清白的。有许多令人生疑之处。

　　他就这样走完了整个路途，直到刑侦局的门口。他习惯地在进去之前先不露形迹地向四周张望一下。他突然看见，刚才走过的巷子那头出现了一个又高又胖、身穿灰大衣的男人。

　　萨沙凭直觉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于是依然慢吞吞地向前走着，经过刑侦局，来到大街上。他在拐角转弯的当儿，瞥见穿灰大衣的人也走得很慢，仿佛散步似地尾随着他。萨沙看不清那人的面貌，这更加重了他的疑心。

　　“应当等他走近些看看。”他拿定了主意，于是转弯之后便不慌不忙地拐进一家大门。萨沙指望那个来历不明的人会从这里走过。但他白等了十五分钟，那人始终没有过来。萨沙当即穿过大门和屋后的小门，走进一个院子，再穿过院子和另一座房子，走进相邻的一条胡同（萨沙非常熟悉本区的情况）。这儿有一座新的可以穿过的院子，直接通向刑侦局，不过完全处在另外一个方向罢了。现在萨沙坦然地走了进去，不过心里还在为始终没有弄清楚的那个穿灰大衣的人是谁而感到遗憾。

　　傍晚，左托夫仔细审阅了罗巴诺夫写的报告。他用红铅笔在“贮藏室”、“客人见不着了”、“穿灰大衣的人”、“卡佳·斯维特洛娃”等字句下面画上了横线。

　　对库普采维奇的住宅实行监视的头一天毫无收获：没有人上他家去过，库普采维奇本人也只到附近商店去过两趟。可是，在第二天，库普采维奇住宅的窗口内，忽然闪过一个陌生人的身影。这太蹊跷了，因为任何人上他家去都不可能不被发现呀。这个新情报引起了左托夫的重视。

　　当天晚上，他和桑德列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只有格朗宁一个人参加了这次会面。

　　商谈终了时，格朗宁接受了一项任务：搜集有关卡佳·斯维特洛娃的详细材料。

　　同时，谢尔盖也接到命令，自当天起就不到刑侦局上班，并且要尽量少离家外出。好像是要让他去参加一次复杂的特别行动。不管怎样，一连好几天谢尔盖老是摆脱不掉某种忐忑不安的感觉。

　　正当他处于迫不得已的无所事事之中的时候，第二天，莲娜找他来了。

　　从他俩吵嘴时起，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但对莲娜来说，仿佛已过了好几年。奇怪的是，自打谢尔盖离开之后，莲娜也不再与阿尔诺尔德交往了。她忽然用新的尺度重新衡量他的言行举止：“谢廖沙是不会这样说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做。”这使得她和阿尔诺尔德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也感到了这一点，百思不得其解，非常着急，不明白莲娜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她对他越来越感到怀疑了，处处拿他和谢尔盖相比较。

　　这样一直持续到七月末，她终生难忘的那一天。这时，考试已经全部结束，阿尔诺尔德邀她晚上到自己家里去。

　　“一些最亲近的朋友要到我家聚会，他们同意我邀请你也参加。”他甜言蜜语、故弄玄虚地补充说。

　　“怎么，你请人上自己家里去还要得到他们的允许吗？”莲娜惊奇地问。

　　“我们的规矩很严。”阿尔诺尔德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外人会妨碍我们的。”

　　莲娜本想拒绝，但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

　　“好吧，我来。”她答应说。

　　阿尔诺尔德的房间半明半暗。桌上摆着一瓶瓶的葡萄酒。使莲娜感到惊奇的是：她在这里遇见了几个同年级的男女同学。她没有料到，这个“经过挑选”的小组成员也包括他们在内。莲娜从来没有看到他们穿得像今天这样刺目和乏味！小伙子系着五颜六色的领带，穿着天蓝色或鲜黄色的丝质上装，下面是窄腿裤。姑娘们穿上粗制的敞胸服装，也是五颜六色的。

　　每个到会者的胸前都有一枚金属十字胸章，小伙子们用它别住领带，姑娘们用它代替胸针。当莲娜询问时，阿尔诺尔德很神气地回答说：

　　“这是我们的徽章。”

　　过不一会儿，胖子卡莫夫站起来献诗，诗句怪异难懂：“我是隐秘世界之神……我要那世上没有的奇珍……黑衣天使做着幻想的飞行……。”诗里还有“爱情的仙笛”、“先知的预言”、“哀怨的提琴的祈祷”等诸如此类的胡诌。但卡莫夫念诗时，双手虔诚地贴在胸前，陶醉于诗句中。

　　莲娜看着、听着，一点儿也不明白。

　　卡莫夫朗诵完毕之后，她的另一个同学拉斯加盖耶夫站起来了。他开始叙述他看过的一本书的内容。大家又害怕又尊敬地听着他讲。他压低了声音，用恶毒的口吻说：“本书的作者认为，劳动是可耻的，是奴隶的命运。为权力而斗争是一切生物的本性。只有老爷们才能统治世界。”

　　“他在说什么？”莲娜结结巴巴地低声问。

　　“一切正常，小姑娘。”阿尔诺尔德放肆地把手搭在莲娜的肩上，自鸣得意地说。

　　她惊讶得甚至没有察觉他的动作。“正常？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莲娜感到恐怖，嫌恶得喘不过气来。她干吗要上这儿来？现在该怎么办？她现在就离开。离开？这样就算了吗？可是她还能做些什么呢？假如是谢尔盖，他会怎么做呢？

　　莲娜猛地从座位上跳起身，奔向房门，迅速打开了电门开关。霎时间大放光明，在强烈的电灯光下，这些人显得既可怜又可笑，令人厌恶。

　　“你们在这儿干的全是卑鄙勾当！你们懂吗？卑鄙勾当！”她愤怒地叫嚷着，接着跑向前厅。

　　莲挪用颤抖的手戴好帽子，从衣架上取下外衣，向走出来的阿尔诺尔德喊道：“用不着你送！”随即跑到了门外的楼梯上。

　　第二天，莲娜来到学校团支部办公室。团支部书记科利亚·鲁得涅夫注意地倾听着她的叙述，不禁一面皱起眉头，一面不安地吸着香烟。然后便把莲娜领到党支部去了。

　　两天以后，在不公开的团员大会上，莲娜首先发了言，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全体一致通过：将阿尔诺尔德、卡莫夫、拉斯加盖耶夫以及他们的同伙全部开除出团。

　　会后，阿尔诺尔德走到莲娜跟前，装出异常冷淡而又文质彬彬的样子，直视着她的眼睛，低声透过牙缝说：“我们要报仇。”

　　莲娜坚强地经受住了这充满敌意的眼光，不移开视线，镇静地回答：“蠢货！”

　　阿尔诺尔德面孔涨得通红，说：“走着瞧吧，有你后悔的时候。”

　　莲娜轻蔑地笑了起来。

　　从这天起，她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了，原来她是个勇敢的姑娘。她愉快地察觉到，从小学时代就已熟悉的那种信任集体、依靠集体、热心各种社会活动的感情又回到了她心里。

　　到了秋天，学校刚开课不久，团市委委托莲娜领导莫斯科一所中学的戏剧组。她欣然同意了，从此几乎再也没有和阿尔诺尔德见过面，对他那愚蠢的威胁也早就置之于脑后了。现在她越来越多地想起谢尔盖，一到这种时候，她那泛起淡淡红晕的脸上便会突然掠过一丝深思而忧伤的微笑。后来，他俩在学校里相遇了……

　　两天以后，谢尔盖给她打了电话，而今天，她自己来到了他的家。

　　谢尔盖仁立在窗旁，眺望着街道布满积雪的远方。那边，行人、车辆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对于某种新的、难以预测的事件的惦念和等待纠缠着他，使他坐卧不安。最近两天令人苦闷的无所事事不仅没有使他平静，反而使他变得更加急躁、心绪不宁、缺乏信心了。现在，当他早就盼着的与莲娜的会面已成为现实时，他却显得那样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此外，更使他压抑的是：他甚至不能、也没有权利告诉莲娜真相，无法与她分担自己的烦忧。她能理解他的处境吗？

　　莲娜习惯地坐在沙发里，用她那纤细的手指拨弄着靠枕的花边，时不时将额前的一绺头发撩到耳后去。她穿着朴素的深蓝色外衣，胸前别着团徽。

　　他俩的谈话颇为拘谨。在重大而难熬的考验之后，他们再度相见，两个人都变了，而现在仿佛是重新结识似的。

　　莲娜忽然从沙发上起身，走到谢尔盖跟前。

　　“你有什么事，这么焦虑不安。”她小声说，并偷偷地望了谢尔盖一眼。

　　“倒不是焦虑不安，莲诺奇卡，但是……”谢尔盖口吃地回答说。

　　莲娜碰了一下他的手。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你做什么事都会符合要求，恰如其分的。”

　　这句话说得如此真挚、肯定，以致谢尔盖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他试探性地望了莲娜一眼，他们的视线顿时交织在一起。谢尔盖忽然意识到，莲娜是对的，他确实会按照要求，恰如其分地去完成任何使命。

　　关于这一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再说，但是彼此之间的拘谨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早晨，谢尔盖突然离家不知去向了。

　　卡佳·斯维特洛娃是个身材不高、生性活泼的姑娘，拖着两条深棕色的短辫子，一对灵活的褐色眼睛里闪着调皮的光芒。她是团小组的灵魂。她对大家都一视同仁，而且总是那么愉快，朝气蓬勃，的确是个好同志。但是她的女友们却不肯和她分享自己的欢乐和烦恼。她们认为：卡佳不会理解，她会笑话的。

　　卡佳就这样快活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直到那一天……

　　实际上，这事发生得还要早一点。那天，从表面上看，与往常的日子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晚上，卡佳忙着回家。“今天一切就要开始了。”她思忖着，把头靠在无轨电车结了霜的窗玻璃上，“今天应该收到信了。不过用不着心慌意乱的。”

　　怀着一颗怦怦剧跳的心，卡佳打开了自家套间的门，进入了前厅。从厨房里传来了谈话声。“安东尼娜今天在家，这样很好。”这想法在卡佳的脑中一闪而过，她匆匆脱掉了被撒上一层雪花的大衣和带护耳的皮帽。

　　“大概是卡佳回来啦，现在我让她高兴高兴！”这是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的声音。

　　但到走廊上来的不是老太太，而是一个身材矮胖、面孔粗糙、穿一件黑长衫、系一块脏围裙的妇女。她看见卡佳后，肥厚的嘴唇上浮现出做作的微笑。

　　“您哥哥给您来了信，从伊尔库茨克来的。”

　　“信在哪里？”卡佳连忙问。

　　“您的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整天拿着它不松手，生怕有人偷走似的。”

　　“快让我们念念信吧。”卡佳叫了起来。

　　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郑重地把信交给了她。卡佳撕开信封，大声念起信来。哥哥在信末写道：“今年冬天，出人意料地给了我假期，我想到首都走走，来看看你。动身前我会给你发电报的。估计，可敬的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不会拒绝我住上两个星期的……”

　　信念到这儿时，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生气地嚷嚷起来：

　　“不害臊的家伙！这还用问！”

　　安东尼娜一字不漏地听着，把一双红色的大手藏在围裙下面。

　　迎接客人的第一个步骤是进行了一次大扫除。

　　傍晚来了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起初落到了库普采维奇手中，他四顾无人，便把它拿回自己房里，小心地拆开封边，读了一遍：“科利亚今天起程，八次列车，四号车厢，吻你，父字。”电报绝对是真的。处处戒备的库普采维奇从不久前起对什么都疑虑重重，害怕危险，现在终于完全安下心来。

　　库普采维奇虽然无赖成性，又有一把蠢力气，但他却是天生的懦夫、胆小鬼。这一点在他所有的活动上——包括卑鄙无耻的活动——都打下了烙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坏蛋、贪婪的小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出生于一个普通官吏家庭。他家顺利地度过了战争的暴风雨和种种苦难，以及革命和国内战争等兵荒马乱的年月。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库普采维奇的父亲成了当时一家资金雄厚的私人公司的忠实职员。公司经理的名字在库普采维奇家受到了极大的尊敬，这与他家对该公司强烈而又无奈的妒羡是分不开的。可是不久，公司倒闭了。在这次不幸事件后，老库普采维奇压抑住内心的不满，转到某苏维埃机关工作。几年之后，他那长大成人的儿子，梦想着发财致富，也走上了会计之路。小库普采维奇下意识地酷爱金钱，从训练班毕业后，很快就走上

　　了工作岗位。他以贪婪的直觉选择了各种贪污盗窃分子最易下手的地方——莫斯科的一个商店。

　　半年之后，他被雍容华贵、两鬓斑白、具有英国爵士风度的主任会计师所赏识。在那人面前，高高的、身体过早开始发胖的库普采维奇像是一只小鸡雏。库普采维奇总是心甘情愿、甚至带着某种陶醉的心情去做好他的保护人所吩咐的一切。后来就不顾个人风险做得超出一些。于是他有了钱，过起阔绰的生活来。他衣着华丽，出没高级宾馆。在家中更是备受赞扬。因为他们家里，钱是衡量人的价值的准绳。然而，猛地晴空里一声霹雳，库普采维奇坐上了被告席。

　　他在“劳动改造所”度过了几年光阴，但并未被改造过来。库普采维奇仅仅得出一个结论：像他从前那种做法是既愚蠢又危险的。他翻破了刑事法典，终于替自己选择了一个危险较少而获利不少的活动范围。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当个“从犯帮凶”。在劳改所里库普采维奇结交了“有益的”难友，获释后不久，他就出现在“老爷子”面前了。

　　他玩弄鬼蜮伎俩逃脱了审判。不久，战争爆发了，库普采维奇被征入伍。因为他视力差，领导上便按他的专业把他编入了部队财经部门。起初，由于军队中制度严格，他又生性怯懦，所以工作还比较认真。后来，库普采维奇随苏军进攻部队之后进入罗马尼亚，不禁贪心复发，与罗马尼亚的投机商发生了短期的“买卖”关系。

　　战争结束后，他从军队里复员，娶了妻子，并以丈夫的合法身份在安东尼娜的住宅里定居下来。他把自己说成是一名战士，不知从哪儿弄到了受伤证明书，以及心脏病、眼病证明书，跑到各有关机关吵闹不休，终于领到了救济金。

　　很快，库普采维奇恢复了与“老爷子”的老关系。他的这所住宅由于具有某些特点，被用来作为“接头地点”。库普采维奇认真执行了自己的任务。他接待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收藏赃物，转达“老爷子”的指示。这样，直到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吩咐你暂时冻结起来。”来人嘶哑地说，“情况不妙。”

　　“出了什么事？”库普采维奇吓得浑身发冷，忙问。

　　来人提心吊胆地望望房门，压低声音，不安地耳语说：“围上来啦，母狗们！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啦！格列洛夫落网了，罗什金也一样，如今连那个毛孩子也失踪了。”

　　“哪个毛孩子？”

　　“上你家来过的那个。‘老爷子’还在这儿和他聊过天。”

　　“还有从社会救济处来的那个鬼东西。”库普采维奇沮丧地补充说。

　　“对，对！‘老爷子’对这一点特别伤脑筋。”

　　“不过，这事还没弄清楚。”库普采维奇嘟哝了一句。

　　“别瞎嘀咕了。‘老爷子’的眼力能透地三尺。什么事都瞒不过他。懂吗？现在，把信号台摆上以防万一。好，我走啦……”

　　从这天起，库普采维奇的心上笼罩了惊恐的阴影。眼前那位姑娘的哥哥又要来，他郁闷地瞧着忙得不可开交的邻人，和妻子吵架的次数比往常更多了。库普采维奇酒也喝得更多了。遗憾的是，总是孤身一人，自斟自饮：再没有人上他家来了。库普采维奇本能地等待着事件的来临，准备随机应变：作殊死的斗争或是玩弄狡猾的手腕。

　　……这时，卡佳正在不安地等待那一时刻，以便去车站迎接来自西伯利亚的列车。

　　最近这两天过得真是慢极了。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操持一切，满脸是关切的神色。每到傍晚，安东尼娜也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热心地参与各项准备工作。偶尔，面带愁容的库普采维奇也从房里出来走走。

　　尼克莱到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卡佳和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准备上车站去。卡佳注意到安东尼娜炽燃着的好奇目光之后，突然邀她一同前往。安东尼娜高兴得双手一拍，便赶紧跑去穿衣服了。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惊奇地看了卡佳一眼。

　　火车进站前二十分钟她们就来到了车站。洒满雪花的月台上空无一人，迎接的人全聚集在候车室里。

　　终于，扩音器里传出了火车即将进站的消息。

　　不久，火车头的黄色灯光穿过了风雪的帘幕，传来了熟悉的车轮的当啷声和轰响声：西伯利亚特别快车进站了。

　　迎接的人们奔向各节车厢。乘客们手里拿着各种物件从车厢里出来，搬运夫白色的围裙在眼前闪来闪去。周围到处是欢叫声。

　　第四节车厢的车台上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穿着一件皮大衣，衣领竖起，头戴一顶大皮帽，脚穿毡靴，手里提着皮箱和圆提篮。他往四面顾盼了一下，当看见卡佳的时候，快乐地挥动着篮子，急忙下到月台上来。卡佳立刻跑上前去。年轻的兄妹当着异常感动的波里娜和安东尼娜的面，热烈地拥抱起来。他们一面笑着，一面愉快地开始交谈着，像通常的情形一样，头几句话总是激动而不太连贯的。

　　卡佳把哥哥介绍给自己的同来者们。他立刻毫不拘束地同她们交谈起来，对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的态度异常亲切而尊重，对待安东尼娜也非常随和，这使得她们俩人赞叹不已。

　　他们乘坐出租汽车回家。一路上青年人贪婪地仔细观看着首都的街道和广场，向妇女们提出许多问题。到家之后，安东尼娜跑在前面，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住宅的门。客人拿着东西稍微踌躇了一下，调皮地向卡佳投了一瞥，喘了一口气，坚决地跨进了门坎。

　　从此，谢尔盖·科尔舒诺夫便开始执行一件危险而不寻常的新任务了。

　　原来，一星期前，卡佳·斯维特洛娃意外地被召唤到团委会去了。书记办公室里坐着一个魁伟的陌生人。卡佳立刻感到他那专注的目光正盯在自己身上。

　　“是这么回事，斯维特洛娃，这位同志需要和你谈一下。”团委书记严肃地说，“好吧，我不妨碍你们了。”

　　他离开后，陌生的年轻人站起身来，从容不迫地锁上门，然后将钥匙放在桌子上。

　　卡佳讽刺地问道：“做得这么神秘干什么？”

　　“要谈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就请谈吧。难道还有必要把门锁上吗？”

　　“有必要。”

　　“真有意思！”

　　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斯维特洛娃同志，我倒是已经认识您了，不过您还不认识我。请您看一下证件。”

　　他把一个红色的工作证递给了她。

　　卡佳刚瞟了一眼，便惊愕地注视着自己的交谈者。

　　“刑事侦查局？”

　　“一点也不错。”

　　“那么……您是格朗宁？”

　　“也对。”他笑了笑。

　　卡佳的眼睛里突然迸射出快活的火花。

　　“您怎么啦，想要我和您一起去抓罪犯？可是，您知道，我学的是另外一门专业呀。”

　　“不，我们自己会去抓他们。”格朗宁沉着地回答说，“可是，您应该帮助我们。”

　　“我？！”

　　“对，就是您。”

　　“我怎么才能帮助你们呢？”

　　“请听我说，卡佳，您从来没有执行过战斗任务吧？”格朗宁十分认真地问。

　　“没有。”卡佳惶惑地说，“那又怎么呢？”

　　“我们想给您这样一个任务。不要打断我！”格朗宁看见卡佳急着想说什么，就抬手制止了她，“您先听完。好啦，老实说，任务很艰巨，不过我和同志们经过商量、考虑，认为您是能够胜任的。您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姑娘，而任务又紧急，完成它——是您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一个公民的天职。”

　　“唔，好吧，离题近点儿！”卡佳迫不及待地说。

　　“马上您就会弄清一切的。不过我应当先提醒您，不管您是否有胆量来完成这个任务，在任何情况下，您没有权力把我们的谈话泄露给任何人，能保证吗？”

　　“当然喽，我以共青团员的名誉保证！”

　　“这点很重要。现在我告诉您，我们正忙着破获一个庞大而危险的盗匪团伙。盗匪的踪迹落到您的住宅里了。”

　　“您说什么？！”

　　“对，我是指您的邻居说的。就在这儿我们遇到了阻碍，为了把问题搞清楚，得让我们的侦查员住到您家里。他应当和这些人认识，而且不引起任何怀疑。现在明白了？”

　　“明白了……现在。”

　　卡佳觉得要打寒噤，不由得怕冷地耸了耸肩。

　　格朗宁凝视着这个长着褐色眼睛的可爱的姑娘，注意到了她那明亮的目光中的一丝慌乱的神色，刹那间，心中闪过一种怜惜的感觉。

　　“您可不要害怕啊，”他柔和地说，“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怕的。要求您的只是沉着，以及一点所谓的……演员技巧。”

　　“我根本就不怕！”卡佳自尊地反驳说，接着不大自然地笑了起来，“您这是从何说起呀？”

　　“那就好极了！您说说看，您的家不是在伊尔库茨克吗？”格朗宁出其不意地问。

　　“是，在伊尔库茨克。”

　　“您还有一个哥哥，在工厂做技术员，叫尼克莱吧？”

　　“对，这一切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格朗宁温和地笑了笑。

　　“我不过对这次谈话准备了一下罢了。好吧，卡佳，计划是这样的……”

　　格朗宁讲得沉着而从容，可是卡佳感到她的心愈跳愈激烈，再也不能抑制住那侵袭着全身的寒战了。不连贯的思想在脑海里旋风似地翻腾着。为什么要把她卷到这种事情里来？这人对她有些什么想法呢？他很镇静，看来还很勇敢。而她呢？不，她也是勇敢的人，如果需要的话。对，既然如此需要，难道她不能吗？他是怎么看她呢？好像什么都理解。他的目光很好，那么坦然、诚恳，可以信任他。可是假如告诉他，说她不能，那会怎样呢？不，不，无论如何也不！她能！这的确是战斗任务。不过，在战争时期共青团员做的还不止这些。例如：丽沙·蔡金娜，卓娅……而且他很相信她——卡佳，信赖她。瞧，他的神情很严肃，眼睛却在微笑，笑得这么美。天啊，她是怎么啦？这和他的眼睛有什么关系？！

　　“您认为我不行，是吧？”突然间，她挑战地问，“您以为我会胆怯吗？”

　　“不，我没有这么认为。”格朗宁非常朴实而认真地反驳说，“我了解您。”

　　“您怎么了解我呢？”

　　“反正我没有弄错，对吧？”他抑制不住地微笑着说。

　　格朗宁忽然觉得，他喜欢这个姑娘，非常喜欢，以致他不想结束这次谈话，不想离开她。这是绝对没有想到的事，甚至连格朗宁那一贯明确、干练的语调都变了味儿，因此他不由得自己生起自己的气来，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就算没弄错吧，”卡佳冷淡地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还……还有，您说说，我还得拥抱他，是吗？”

　　“那是当然喽！”格朗宁肯定地说，“明天您就和谢尔盖认识一下，这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也是我的朋友。”

　　卡佳微微一笑。

　　“这还是说明不了什么。不过既然需要，那就这么做吧。”她叹了一口气。

　　“这就是说，您决定完成我们的任务了。对吧，卡佳？”

　　格朗宁提问题的语气与原来的要求完全合不上，以致他又生起自己的气来。

　　“是，格朗宁同志，准备完成任务。”卡佳矜持地回答。

　　谈话就此结束了。格朗宁带着一种莫名的遗憾，握了握卡佳的手。

　　最初几天，库普采维奇尽力回避和新房客见面。当安东尼娜下班回来时，夫妇俩就像有了默契似的，打开收音机，小声交谈起来。从他们的房间里，已经听不见通常的叫喊和争吵了。两个人都因为住宅里有了外人而感到拘束。不过，库普采维奇尽力装得无声无息，而安东尼娜正相反，在厨房里比平常还耽搁得久，或者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找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英娜和卡佳聊天，如果可能的话，也和谢尔盖闲扯。

　　谢尔盖举止十分自然和快活，喜欢交际，很乐意而且大声地和安东尼娜闲聊，但从来没有企图认识她的丈夫。如果是在走廊上谈话，库普采维奇就会走到门口，小心地偷听。

　　可是终究发生了这样的事：有一天早上，他们在走廊上碰面了。库普采维奇默默无言地向后退了一步，让谢尔盖过去。可是谢尔盖又惊奇、又高兴，他站住脚，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嘿，我还以为走到尼姑庵里来了呢。原来，谢天谢地，这儿还住着男人！是邻居吗？”

　　“邻居。”

　　“那好极啦。我们认识认识吧。尼克莱·斯维特洛夫。来探望妹妹的。总之……”

　　谢尔盖伸过手去，库普采维奇不十分乐意地握了握。

　　“库普采维奇·雅可夫，领抚恤金的残废军人。”

　　“那么说，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闲人喽。妙极了！可是我怎么没有看见过您呀？”

　　“医生叫我多在户外活动，我常出去闲逛。”

　　“哦，可是，我希望，他没有禁止您这个吧？”谢尔盖极富表情地弹了弹喉咙说，“也许，我们总还可以祝贺一下相识吧？要不然我真得在这个女人国里闷坏了。”

　　“没有，为什么要禁止呢？”库普采维奇活跃起来，“这个东西能医治百病。而且无论如何总算是迎接大驾呀。”

　　“那就请到舍下来吧。”谢尔盖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指着房门说，“妹妹在学院里，我们可敬的老奶奶逛商店去了。这正是该我们快活的时候。”

　　库普采维奇认为，他和这个客人认识一下，并不是一件多余的事。

　　交情在谢尔盖所“组织”的伏特加酒与小吃的基础上，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半小时后，他们已经互相称“你”而不是“您”了。谢尔盖津津有味地谈起了西伯利亚，库普采维奇则高兴而又极其概略地回忆着前线生活。

　　第二天一清早，库普采维奇就在走廊上徘徊，等待着谢尔盖出来，他不敢直接去敲门，因为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在家。可是，谢尔盖却从从容容地，毫不匆忙。

　　最后，当这一对新结交的朋友终于碰了面时，库普采维奇搂住谢尔盖的肩膀，把他拖到自己家里去了。桌子上又出现了伏特加酒。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喝它，库普采维奇猛然跳起身来，跑到窗前，无缘无故地将窗台上一大盆万年青搬到了桌子上。谢尔盖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注意到的样子。然后，库普采维奇决定泡茶，就拉谢尔盖和他一起到厨房去。显然，他不愿让谢尔盖一个人留在屋内。谢尔盖也没有反对。

　　两个人坐下来玩牌，库普采维奇很快就赢了。

　　“哎啊……哈……哈……哈。”他一面胜利地狂笑，一面噼噼啪啪地拍着他那肥胖的大腿。

　　后来，谢尔盖说，他想到特列契雅可夫斯基陈列馆去看看，同时逛逛莫斯科，并约库普采维奇作陪。但后者拒绝了。

　　晚上用餐的时候，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用不大满意的口吻说：“你，科利亚，白白地去和这种人交朋友，真是多余。前几天我梦见吉里奥特洛普在刑场上喊叫！这可不是好兆头呀。”

　　“他是个什么人呀？”谢尔盖惊奇地问。

　　卡佳快活地大笑起来。

　　不论卡佳和谢尔盖怎样努力，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得出答案，不知道这个神秘的吉里奥特洛普究竟是个什么人。

　　“总之不是好兆头。”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固执地重复说，“而且你也不必去和这个家伙交往。”

　　谢尔盖好心地挥挥手说：“他是个平平常常的人，只不过爱喝酒罢了。可是，谁也喝不过西伯利亚人。”

　　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叹了一口气，不赞成地摇了摇头。

　　“连社会救济处来的那个男人都认为他这个人不怎么样，瞧着吧，孩子。”

　　谢尔盖突然想起来，还没有把输给库普采维奇的钱还清，于是就去敲他的房门。隔着门坎稍谈了一会儿，谢尔盖已经注意到，万年青又放在窗台上了。

　　当天晚上，谢尔盖比平常更加苦思冥想，而且很早就去睡了。

　　至于卡佳，这些日子以来，她发现自己不知怎么老是在等电话。她一面生自己的气，尽力驱除着这种想法，一面说服自己：他当然不会给她打电话的，一切都已说清，商量妥当了，他们今后不会再碰面了，应当把这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可是，每天早上还没有睁开眼睛，她已经想象着，走廊上的电话如何马上就响起来，她怎么从床上跳起身，披上外衣，跑向门口，又怎么在话筒里听见那熟悉的声音了。卡佳甚至晚上就下意识地将外衣放在固定位置，以便能尽快地将它穿上。她惊奇而又害怕地感觉到，自己是如何地倾心于这个身材高大、外表憨厚、极其亲切的青年。

　　第二天一早，谢尔盖就逛大街去了，然后照旧是和库普采维奇玩牌、喝酒，而且库普采维奇也和上次一样，急急忙忙地收拾了窗台上的花。

　　现在谢尔盖在库普采维奇家已经感到比较随便了，他站起身，在房里蹓跶一下，转动收音机的开关，仔细观看电视机。在收音机的上面挂着一架子书。谢尔盖稍稍浏览了一下，他的注意力立刻被一本破旧的厚书吸引住了。这本书里夹着一封旧信，谢尔盖控制住自己没有去拿它，而是猛然转向库普采维奇，提了一个问题，以致那个家伙竟没有来得及移开自己戒备的目光。“监视着哪。”这念头在谢尔盖脑中一闪而过。

　　他们继续玩牌，过了一会儿，谢尔盖打了个冷战说：“你们这个房间要比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家冷得多。”

　　“这是因为她的房间下面是锅炉房，我们下面却是地窖，地板漏风。”库普采维奇一面解释说，一面专注地看着牌，考虑下一步出什么牌。

　　后来，库普采维奇到房间外面去了一会儿，谢尔盖迅速起身，走到放书的架子旁，从厚书里抽出那封信，匆匆将里面的信纸取出来，把信封塞回原处，把信夹到了另一本书里。这一切必须在一分钟之内做好。一切就绪后，他仍在原位坐定，把牌拿到手里。

　　两小时后，谢尔盖准备离开时，顺便说道：“借本书给我看看吧，无聊得很。”

　　“跟你妹妹要吧，她那儿大概有好书，长学问的书。”库普采维奇冷冷一笑说。

　　“哼，算了吧，什么好书！我最好看点轻松、有意思的东西。”

　　“拿吧，难道我还舍不得！”库普采维奇装出不在乎的样子答应着说，可是当谢尔盖向书架子走去时，他又担心地声明：“只是那一本，最大的，别拿，我自己在看。”

　　晚上，当谢尔盖忙着摆弄那一堆书，寻找夹在里面的信时，卡佳上他这儿来了。她一面在柜子里找着什么，一面好像无意地问：“你的那个同志怎么啦？就是那个……格朗宁，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了？”

　　“有事吗？”谢尔盖一本正经地问。

　　“不过随便问问。”

　　“哈，不是随便吧。”谢尔盖笑了起来，“不是随便的，亲爱的小妹妹。”

　　卡佳皱起了眉头。谢尔盖站起身，友善地搂着她的肩膀，压低声音说：“你可别生气，他不能打电话到这儿来。不过老实告诉你，他才盼着有借口给你打电话呢，要是能见面就更好了。但是没有机会，又有什么办法呢！”谢尔盖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

　　“这都是你编造出来的吧？你承认吧，”卡佳笑着反驳。

　　“我可以起誓，这绝不是编造的！”谢尔盖满腔热诚地叫了起来，接着又俯身对卡佳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可是你马上就要有这种机会了。”

　　“我根本不需要什么机会。”

　　“但是工作需要呀。”谢尔盖认真地说，“你先去陪陪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吧，我得一个人待会儿。”

　　卡佳会意地点点头，满心喜悦地跑出了房间，随手紧紧地关上了房门。

　　谢尔盖等到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就小心地用两个手指从床下取出一个空伏特加酒瓶。两天之前，他就是用这里面的酒请库普采维奇喝的。他仔细地审视着瓶子上油脂的指印，又从箱子里找出两块不大的方形胶合板，一块托住瓶底，另一块盖住瓶口，再用绳子紧紧地把胶合板系住。在这以后他用一张报纸把它包了起来，现在报纸已经碰不到瓶子了，所以也就不会把那上面的指印擦掉。捆好包裹，谢尔盖将它放在床下，又重新翻弄起由库普采维奇那里拿来的书来。他终于在其中的一本书内，找到了藏在里面的信。

　　信很旧了，用软铅笔写的字母多半已经被擦沫涂污掉了。要读它是不可能的。谢尔盖勉强才认出个别的词来。可是字母的写法，特别是标题大写迫使谢尔盖沉思起来。这是一种少有的，而且不知为什么相当熟悉的笔迹。谁这么写字呢？谁会这么仔细，笔划十分端正地写每一个单独的字母呢？谢尔盖又埋头到信上，终于模模糊糊辨认出几个字。有两个字，那是最后两个，竟使他哆嗦了一下。这是“小庙”两个字。

　　“罗什金！”谢尔盖的脑子里突然一闪。当然喽，只有沙伏龙·罗什金这个老相识才这么描画字母，也只有他用过这两个字！谢尔盖回忆起他在罗什金那儿找到的信，莫非那时罗什金就是准备到这个“小庙”来？莫非是给库普采维奇写的信？查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必须比较两封信的原文，这是第一；其次，谢尔盖应当回忆起头一封信的内容。就是说，不得不请格朗宁把副本给他送来。

　　谢尔盖又拖出自己的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个不大的照相机，然后着手工作。罗什金的信被仔细地拍摄下来，胶卷经过特别包装也被放到装酒瓶的小包裹里。这之后，谢尔盖开始给格朗宁写信，他的信写得那样含蓄，即使万一落到别人手里，那人也不会懂得信的真正意图。这种写信方法正如其它许多东西一样，是谢尔盖在莫斯科刑侦局的工作中学会的。

　　工作结束后，谢尔盖把信封好，然后召回卡佳。

　　“是这样的，小妹，仔细听我说，明天早上你在学院里用这个号码给格朗宁打个电话，要他立刻上你那儿去。他有通行证。你把这个小包和信交给他，要他明天晚饭前把回信给你送去。明白吗？”

　　“可是我先和他打电话有点不方便吧。”卡佳茫然失措地回答说。

　　谢尔盖闷闷地望了姑娘一眼，说：“现在，活见鬼，可不是讲礼节的时候！”

　　“对！是我说了蠢话！”卡佳省悟过来。

　　第二天清晨，谢尔盖醒得很早。他听见了卡佳怎么起床，收拾东西，准备上学院去。又听见她和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轻轻的谈话声。谢尔盖躺着，思考着。面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想起了萨沙·罗巴诺夫写的报告，以及左托夫在上面划出来的字句：“贮藏室”、“来客不见了”、“穿灰大衣的人”。而在库普采维奇的房间下面确实有地窖啊，对，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查清楚。

　　谢尔盖起了床，打开小通风窗，开始做早操。他决定就是在这儿也不改变自己的习惯。然后将一块毛巾搭在肩上，走进了浴室。过了一会儿，库普采维奇门也不敲，就把他那睡意未消的脸伸了进去。

　　“科利亚，我们再喝一杯醒醒酒吧。”他哑着嗓子说，“一个娘们儿也没有，真是好运气！”

　　谢尔盖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把罗什金的信放到口袋里，便上库普采维奇家去了。库普采维奇已经在等他了，桌上放着一瓶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满是水汽的伏特加酒。

　　过了一会儿，库普采维奇微微摇晃着身体，走出了房间。刹那间，谢尔盖直起身子，倾听起来。沉重而沙沙作响的脚步声向厨房那边渐渐远去了。谢尔盖敏捷地抽出厚书里的信封，把信塞了进去，然后将它放回原处。这时，忽然响起了仓促的脚步声。谢尔盖已经来不及恢复原来的姿态，因此就装出仔细审视放在收音机上的小花瓶的样子。

　　库普采维奇猛然推开门，怀疑地看了客人一眼。

　　“放回去，听见没有？”他看见花瓶在谢尔盖手上，立刻严厉地说，“这可是个交好运的小物件，匈牙利制造的，也可以说是件战利品。”

　　花瓶是用彩色水晶做的，确实很美。不过使谢尔盖奇怪的是，花瓶底座的下面贴着一块圆形的花布块。他甚至用手指去摸了一下。

　　“这是为了不让它滑倒用的。”库普采维奇看见谢尔盖的动作就解释说，“在匈牙利经常都是这么做的。欧洲，可不是别的什么地方！”

　　谢尔盖到过匈牙利。在平民百姓的住宅里，在贵族富豪的高楼大厦里，他见过不少器皿，可是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贴块。“在撒谎。”他对库普采维奇下了一个结论，同时又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撒谎？”

　　“东西很平常。”他一面淡淡地说，一面把花瓶放回原处，以后就再也不看它一眼了。

　　库普采维奇又开始发牌……

　　晚上，卡佳从学院回来得比平常晚一些。

　　“为什么耽搁了？”谢尔盖迫不及待地问。

　　“我等格朗宁来着。”卡佳回头看了一下门，连忙又说：“这里是回信。”

　　她从皮包里抽出一封封了口的信。姑娘的窘态并未瞒过谢尔盖的眼睛，可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回到隔壁房间里，他急忙撕开信封，里面装着格朗宁的便条和罗什金的信件副本。“一切都很好。”科斯加写道，“卡佳真是好样的，什么都做得恰如其分。我早就知道她不会让我们失望。我等待着新的材料。”读着那些对卡佳热烈而又无必要的赞词（特别是此时此处），谢尔盖简直忍不住要笑。

　　在罗什金的信中，谢尔盖特别注意到最后一句话：“我将从地底下出来。”如果这真是写给库普采维奇的，那意味着什么呢？这倒要好好考虑一下。

　　早上，谢尔盖又到库普采维奇那儿去了。他预先小心地在自己手指上滴了一点胶水，有气无力地伸了个懒腰。他建议说：“吃点东西吧，怎么样？”

　　“哎呀！那太好啦！”库普采维奇高兴地喧闹着说，“一眨眼就可以弄妥，而且还有伏特加。”

　　“还是先弄点茶吧？”

　　“好得很！眨眼就得，走，上厨房去吧。”

　　“不，我先开罐头。”谢尔盖一面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罐头，一面说，“而且还有一瓶酒要开。”

　　“好吧，你弄你的，我这就来。”库普采维奇抓起茶壶，就跑到走廊上去了。

　　他身后的门刚砰地关上，谢尔盖便一纵身到了收音机旁。他拿起花瓶，一面注意着不把手指上的胶水抹掉，一面扯开贴在上面的圆布。原来这下面是雕刻的题词：“柳芭契卡·阿莫索娃留念，一个远方的朋友赠。记住并等着我。波里斯于布达佩斯。一九五二年。”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柳芭·阿莫索娃！”刹那间，谢尔盖记起了自己参与的头一件大案子。他迅速把小圆布贴好，将花瓶放还原处，然后着手开罐头。

　　两个人一声不吭地喝着闷酒。这天的谈话不大投机。后来库普采维奇声称要到社会救济处去，随即开始穿衣服。谢尔盖立刻注意到了他的灰大衣。萨沙·罗巴诺夫在报告中曾提到穿灰大衣的人。“没的说，完全正确，那天‘护送’萨沙的正是库普采维奇。”

　　谢尔盖回到房里，在窗口坐好，开始给格朗宁写信。情报是很重要的。

　　突然间，谢尔盖的注意力被院子里孩子们刺耳的呼叫声吸引住了。他抬起头来，几个孩子正在兴致勃勃地堆雪人。谢尔盖不由得想起萨沙报告中的一些话：“……我碰见二十七号房间的舒利克和瓦洛加，他们是‘贮藏室专家’……”贮藏室！他的记忆里又浮现出罗什金信中的最后一句话：“我将从地底下出来。”难道是从地板下面出来？从贮藏室里出来？

　　谢尔盖连忙将未写完的信放到口袋里，披上外套，走到院内。

　　孩子们没有注意他，喊着，笑着，继续自己的工作。谢尔盖在院子里踱了一下，然后站到孩子们身边。起初默默地观察他们，后来开始建议，终于自己也加入了活动。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他的帮助。原来，舒利克也在这儿。谢尔盖不知不觉地把谈话引向贮藏室，这孩子立刻充满了骄傲情绪，自告奋勇地要带他去看。

　　“不过需要火柴。”舒利克担心地说。

　　“有比火柴更好的东西。”谢尔盖一面回答，一面从口袋里抽出电筒来，“喂，拿着。”

　　“哎哟！妙极了！”

　　他们从后门走到停车处，再由那儿穿过一个小门，钻进一个昏暗的长廊里。舒利克扭亮了电筒。

　　凹凸不平的泥地上撒满了煤屑，走廊的墙是用旧的、发黑的木板做的，有些地方用粗大的柱子支撑着腐朽了的天花板。周围不时可以碰到歪斜的、脱榫的门。

　　“贮藏室。”舒利克解释说。

　　有一边的墙忽然用生了锈的薄铁皮隔开了。

　　“那边是我们的锅炉房。”

　　“旁边是什么？”

　　“旁边是地窖。”

　　谢尔盖记得，锅炉房旁边的地窖正在库普采维奇的房间下面。

　　“我们来瞧瞧！”他建议说。

　　舒利克乐意地答应了，立即推开了小门。

　　整个地窖直到天花板，塞满了成堆的旧木箱、木板和垃圾。“这儿你想藏什么都行，一辈子也找不到。”谢尔盖想着，拿过舒利克手上的电筒，照亮了头顶上的天花板。长长的、发黑而开裂的木板向黑暗中延伸着。谢尔盖暗自忖度着库普采维奇房间的位置。如果地窖有通道，那多半是在库普采维奇放大箱子的地方。箱子既可严密地遮住入口，同时在必要时又很容易挪开。谢尔盖大概地确定了一下方向，对舒利克说：

　　“来，我们钻到那边去，就像侦查员一样。好吗？”

　　“好的，走吧！”孩子兴奋起来了，“我还没有去过那里。”

　　他们悄悄地继续向前潜行，攀登着箱子和木板，越来越靠近天花板了。所有的东西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煤灰。沉闷、窒息的空气使行动十分困难。谢尔盖一直照射着天花板，但是什么可疑的印迹也没有发现。他们就这样钻了半小时左右，谢尔盖听见了身后舒利克的喘息声，不由得怜惜起孩子来。他心想：“应当回去了，何必折磨孩子呢？我现在自己也找得到路。”谢尔盖小声耳语着，仿佛在继续游戏似地，命令溜下去。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结果两个人都弄得疲惫不堪了。

　　“嗬，太好玩了！”当他们回到走廊上时，舒利克喘着气说，“喂，怎么样，叔叔，还向前走吗？”

　　“我们能走到哪里呀？”

　　“想去哪里都行。可以到邻近的街上，也可以再向前走。”

　　“瞧你！”谢尔盖惊奇不已，“好，那就到邻近的街上吧。”

　　他们又在那阴暗的、灰色的走廊里穿行了一段时间，越过了一连串的贮藏室和支撑天花板的大柱子，抓住了凹凸不平的墙壁，绕过了地上的深坑。最后，舒利克终于打开了一扇矮门，隔几步又是一扇门，他们就真的走进了某个大楼的陌生的停车处了。他们从那里来到了街上。他们在这里尽心尽力地互相扑打了一阵灰尘。谢尔盖将电筒送给了孩子。分别时他们彼此都十分满意。

　　一小时后，谢尔盖带上家中备用的电筒，又到地窖里去了。现在他心中把整个巨大的、其下面堆满破烂杂物的天花板分成了好多正方块，然后就着手搜寻。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谢尔盖曾几次立足不稳，摔了下来，在木箱的尖角上撞得很疼，双手擦伤累累，喉咙被灰尘呛得发痒，不时迷住了眼睛，他只能用手背擦去脸上的汗水，顽强地继续攀登。

　　到了后来，当谢尔盖已经准备无功而返的时候，他终于看见了所要找的东西：在一个高高的、极其笨重的大木箱后面，在天花板上有个出入孔。他费尽力气将这个箱子推到一边，才露出了这个孔。谢尔盖重重地喘着气，坐到一块木板上，用电筒照着亮，仔细检查了出入孔的边缘。对，这个出入孔有人开过，而且经常开。这下好了，一切都清楚了。现在可以向后转了。

　　就这样揭开了库普采维奇接头地点的秘密。

　　晚上，谢尔盖继续写完给格朗宁的信。他请求下一步的指示。所有的任务都已完成。根据收集的材料，现在已能轻而易举地揭发库普采维奇，并迫使他招供了。以后的审讯工作已不需要谢尔盖继续在库普采维奇家蹲点了，何况这已是他来后的第二周了，他的“假期”行将结束。

　　在信尾，谢尔盖推测说，接头地点已经冻结，他在这儿什么“客人”也等不到了，显然，“老爷子”已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从而采取了措施。只有逮捕库普采维奇，才能弄清他的藏身之所。对此已有足够的根据，而且应当立刻行动。

　　当然，所有这一切在信中都是用寓言的方式写出来的，只有收信人才懂得这一切的含意。

　　卡佳把信带到学院去了。

　　可是就在这一天，同时发生了两件事，转瞬之间改变了一切计划，使谢尔盖困难的处境更加复杂化了。

　　谢尔盖和平常一样，在库普采维奇处度过早晨。这花了他不少的意志力。嫌恶使他窒息。此外，近些日子经常的紧张状态已弄得他筋疲力尽。

　　过了两三个小时，谢尔盖装病回到自己房内。他在屋里蹓跶了一下，便躺到了沙发上。他的神经要求安静。他躺着，闭起眼睛，竭力什么也不想。由于他每天不得不喝伏特加酒，因此嘴里可憎的苦味尚未消去。胃里一阵阵地向上翻酸水。

　　隔壁传来库普采维奇的鼾声。

　　谢尔盖早就注意到墙壁的传音性很强。刚来的第二天，他探索这一点的原因之后，才知道声音是从连通两个房间的门那儿传过来的。不过现在门的两面都糊上了壁纸。当时谢尔盖小心地切开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房间内的一小块壁纸，将它扯开，里面还有一层胶板。他把胶板也抽了去。晚上，等到安东尼娜下班回来，夫妇俩开始低声谈话的时候，谢尔盖决定试一下自己的发现。结果很好：全部谈话听得清清楚楚，内容都是最普通的家务琐事。以后谢尔盖再也没有重复类似的试验。

　　库普采维奇的鼾声刺激着谢尔盖，正同他这个人本身一样，那无耻的、自满的脸，眼镜下突出的、发白的眼睛，在走廊上吹的口哨，牛鸣般的狂笑，肥胖的从腰带下凸出来的大肚子，处处使人嫌恶。谢尔盖感觉到自己仇恨库普采维奇，仇恨他，就好像他欺负、劫掠了谢尔盖自己。他只能用意志力强迫自己安静，甚至融洽地和这种人谈话，并与其同坐在一张桌子旁。

　　谢尔盖长久地躺在沙发上，但倦意并未消失。

　　走廊上出乎意料地响起了门铃声，犹豫而短促。谢尔盖睁开眼睛，仔细谛听。铃声又重复了一次。这时他勉强起身去开门。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不在家。“大概是送电费单或煤气单的。”他这么想着。为防万一，谢尔盖走到门口，问了一声：“是谁呀？”

　　“我找库普采维奇同志。”传来了不大清晰的嗓音。

　　谢尔盖警惕起来，打开了门。他看见站在门口的人，刹那间吃了一惊：面前正是谢尔盖早在“小燕”咖啡馆注意到的那个小伙子。那时他笨拙地企图追求卓娅。好像她叫他米佳。

　　米佳比起谢尔盖最后一次看见他时的样子大大地改变了。胖胖的、玫瑰色的脸微微消瘦了，面色发黄，眼睛下面显出青黑的印迹，上唇上多出了一撮小胡子。米佳穿得豪华而刺目：蓝绒毛大衣，围着宽宽的腰带，方格子的绿色围巾下面露出鲜艳夺目的领带，戴着黄色皮手套。米佳那漆黑、灵活的眼睛业已失去了神采，脸上凝结着厌倦的表情。

　　但是谢尔盖仍然立时认出了他，于是淡漠地说：“请进来，敲那扇门，要使点劲，他在睡觉哪。”

　　谢尔盖把米佳留在过厅，拖着懒洋洋的步子回去了。他随手关好门，急奔到内室，迅速移开那块壁纸，抽出胶合板，把耳朵贴近墙壁。

　　这时，米佳已经第三次用力捶门了。终于，从房间里传来库普采维奇睡意未消的、极不满意的男低音：“真倒霉！是谁在那儿？”

　　“开门，有事情。”米佳回答说。

　　库普采维奇惊奇地叫了一声，打开了门上的锁。他认出了米佳，把他让进屋里，紧紧地掩上门，转回身，恶狠狠地低声问：“见鬼！你到这儿来干吗？”

　　“信号台不是在原定的位置上吗。”米佳冷冷一笑，向窗子那面点了点头。

　　这句话激怒了库普采维奇。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卖进去吗？你这个害人精！你到这儿来得到允许没有？”

　　“住口吧。”米佳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也不脱大衣，就重重地坐到安乐椅上说：“我绕遍了你这个窝，没有什么垃圾。谁也没有给你站岗放哨。现在要用你！”

　　“那个社会救济处的红头发鬼呢？你当他是白来的？他从我这儿就一直上莫斯科刑侦局去啦！”

　　“那是路过，你自己说的。”米佳仍然那样不慌不忙地反驳，“我们后来查对过这件事。”

　　“好，算了，说吧，干什么来了。”库普采维奇一面沉重地坐到床上，一面说，“或者，我们喝一杯吧，既然来了。”

　　“没有兴致。不喝就够恶心的了。最好听着，是他自己派我来的。懂吗？要我预先警告你，他明天到你这儿来。”

　　“是吗？干什么？”

　　“鬼才知道他呢。”米佳耸耸肩，又说了一句：“还有一个朋友向你致敬。”

　　“他不是不知去向了吗？”

　　“嘿，他又出现啦。”米佳撇嘴冷笑一声，“哈，真是个饱经风霜的家伙！从哪儿都能出来。”

　　“这可真不简单。”库普采维奇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说，“棒极了！”

　　“总之一句话，明天三点钟等客人们吧。完了。祝你好运。”

　　米佳慢吞吞地站起身来。

　　“对了，给我开门的那个家伙是什么人？”他突然又问。

　　“是找女邻居的。是她哥哥，他从西伯利亚来。”

　　“不是瞎扯吧？我有印象，不久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副脸相。人长得黑黑的，眼睛是蓝色的。”

　　“不可能。”库普采维奇连连摇头说，“我们家安东尼娜亲自到车站接的他。在这之前，我还琢磨过他从伊尔库茨克拍来的电报。”

　　“好吧，再摸摸底吧。反正为了保险起见，我得向他老人家预报一下，让他明天探探这位老兄的来历。如果有什么，就干脆收拾掉，万事大吉。他的手可快得很。”

　　“那个小伙子好像挺安静的。虽说，知面不知心……就这样，我的眼睛也老盯着他呢，放心吧。”

　　“好，好，那我走啦。”

　　库普采维奇亲自送客人到门口，直到深信那一位已经平安地通过正门，到了街上，才关上门。而后他回到房内，开始不安地从一个屋角踱到另一个屋角。

　　米佳和库普采维奇刚跨出过厅，谢尔盖立刻匆匆地将胶合板插回原处，用壁纸盖好。然后他坐到桌旁，迅速记下全部偷听来的谈话。结束后，谢尔盖又补写了几句自己的意见，这才疲倦地靠到椅背上。

　　这么说，明天究竟谁到库普采维奇这儿来呢？嘿，当然是“老爷子”喽！除了他，他们还会像这样谈论谁呢？就是说，“老爷子”自己到陷阱里来了。这才是运气，从未有过的好运气！明天三点钟……对，不过外面又出现了什么人呢？“朋友”是谁？从何处来？唉，米佳呀米佳！看来这么单纯、诚实的小伙子，怎么会误入歧途……难道就因为卓娅·罗什金娜那个姑娘吗？见鬼，会爱上这么个人！而当时谢尔盖没有发信号，多么失策呀，真是活见鬼了！现在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小伙子呢？他是谁？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但是，眼下主要问题不在他身上，也不在那个来历不明的“朋友”身上。眼下最主要的是“老爷子”。一只最大、最危险的野兽即将送上门来……千万不能放过他……必须马上通知格朗宁。怎么通知？不能离开，谢尔盖不是说自己病了嘛。再说，他本来就疑心，现在自然更提防着了……哦……有办法了！

　　谢尔盖来到走廊上，给卡佳那个系的办公室挂电话。女秘书接了电话。

　　“姑娘，您认识卡佳·斯维特洛娃吗？”谢尔盖有气无力地问。

　　“当然认识，有什么事吗？”

　　“有件事求您。请转告她，让她给家里打个电话，给她哥哥，我病了。”

　　“您病了？”姑娘的声音中流露出同情的语气，“请稍等一下，现在是课间休息，卡佳好像就在附近，在团委会，我去看看。”

　　“那好，麻烦您看一下吧。”谢尔盖的口吻完全像病人。

　　一分钟后，他听见话筒里卡佳焦的不安的嗓音：“科利亚，是我，你怎么啦？”

　　“卡佳，我病了。快来吧！给我买点药。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连个影子都没有。我难受得很。”

　　“可是我要上课呀。”卡佳犹豫地回答，但立刻就省悟过来，喊着说：“我讲的什么呀！当然喽，我马上就来！”

　　谢尔盖挂上电话。就在此刻，库普采维奇到走廊上来了。显然，他在偷听。

　　“你这是怎么啦，忽然想起生病来了？”

　　“唉，别说了！头发烧，浑身都要裂开了。”

　　谢尔盖精疲力竭地倚到墙上，擦了一下额头。

　　“哎，病夫！”库普采维奇轻蔑地冷冷一笑，拍了一下谢尔盖的肩膀，使了个眼色，说：“走吧，我马上给你治好。”

　　“我不行，最好还是躺一下。两条腿简直走不动。”

　　谢尔盖步履蹒跚地回到房里，库普采维奇专注地目送着他的背影。

　　一小时后，上气不接下气的卡佳跑了进来。

　　“科利亚，你怎么啦？”

　　谢尔盖躺在沙发上，招呼卡佳到身边来，耳语说：“仔细听着，我一点也没有病。不过你还是到药房去一趟，带点药回来。然后再回学校去。看见格朗宁了吗？”

　　卡佳点了点头。

　　“好吧，再给他挂一次电话，告诉他，有紧急情报。要他立刻上你那儿去！这一点非常重要！”他看看表说：“快五点了。你可以在六点左右给他打电话。这还不晚，但是你最好快一点！”

　　“好，好，你放心吧。”

　　卡佳从沙发上跳起身，放下书包，赶紧跑了。过了一会儿，她带了一堆小纸包回来。

　　“喂，你自己看吧，我走了，把信给我吧。”

　　在封好信封之前，谢尔盖又读了一遍自己对谈话的笔记。似乎一切都准确无误了。

　　的确，一切都记得很准确，一切……除了一个字。米佳说的是“等客人们吧”，而谢尔盖却听成了“等客人吧”。

　　像往常一样，一天要结束时，科斯加·格朗宁便到左托夫那儿去汇报了。随后，他就根据上级的指示给谢尔盖写回信，再把信送到学院去，交给卡佳。

　　就只有他们俩在办公室里坐着。左托夫习惯地搓擦着自己的光头，从容不迫而又节俭地吸着一天的最后一支烟。格朗宁慢慢地讲述着，偶尔用手在空中划一下。

　　“收到了中央档案局的回信。从库普采维奇的指印查明，他过去曾被判过罪。也就是说，他隐瞒了这一点。再有，我今天去过社会救济处，看了库普采维奇的材料。显然是伪造的。这是两件事。我认为已经有根据逮捕他了。搜查能使我们没收他的花瓶。自然，阿莫索夫老头和果利科娃能认出它来。花瓶和罗什金的信可以揭发库普采维奇与罪犯有联系的事实。谢尔盖说得对：他是个懦夫，第一次审问就会招供的。”

　　“那么接头地点呢？”

　　“接头地点已经冻结了。等候‘客人’是徒劳无益的事。”

　　这时，内部电话响了起来。左托夫取下了听筒。

　　“我是左托夫……这就来。”

　　他站起身，匆忙收拾了桌上的文件，将它们锁在保险柜里，便走了出去。

　　科斯加也走了。他想着，今天晚上将和卡佳见面，并且，这次战役即将结束，现在他可以任意和这个可爱、快活、美丽的姑娘碰头了。如果他们终于能够一起到什么地方去，那该多么好啊！不过她愿意吗？而且怎么建议呢？无缘无故地请她去玩，未免有些不好意思。真的，如果是在另一种场合下，科斯加会毫不费力地去诸别人，可是现在……

　　科斯加困窘地笑了笑。

　　……

　　左托夫走进了桑德列尔的办公室。上校的面色非常忧虑。

　　“刚刚得到通知，”桑德列尔锁着眉头说，“昨天夜里罗什金逃跑了。在离莫斯科两百公里的一个车站上。”

　　“是吗……这么说，今天他已经在莫斯科了。”

　　他们聚精会神而又默默无言地待了好一阵子。后来，桑德列尔说：

　　“情况有了急剧的变化。如果罗什金突然去拜访库普采维奇的话，那他就可能破坏我们的行动计划。他在刑侦局见过科尔舒诺夫，马上就会把他识破的。”

　　“对，”左托夫点点头说，“处境很危险。我看，今天夜里就应当把库普采维奇抓起来。”

　　“我同意。而且现在就从伊尔库茨克给科尔舒诺夫拍个电报，让他明天一早走。必须赶紧办。”

　　“是！”

　　左托夫拿起电话筒，拨了号码。

　　“格朗宁？……怎么，走了。上哪儿了？……不知道。好吧，算了。沃龙错夫，有这么一件事，立刻用电话和伊尔库茨克联系，让他们马上给科尔舒诺夫拍即刻飞回去的电报。明白吗？……执行吧。”

　　“还有一件事。”等左托夫打完电话后，桑德列尔又说，“应当加紧搜索罗什金。他是个非常危险的家伙。库普采维奇一定会交出某些地址来的。”

　　“当然会交，不成问题。”

　　就在这一刻，气喘吁吁的格朗宁跑进了办公室。

　　“科尔舒诺夫的紧急情报。上校同志。”

　　他把信交给桑德列尔。桑德列尔大声读了谢尔盖的报告。刹那间，办公室里一片寂静。而后，左托夫猛地拿起电话筒：

　　“沃龙错夫？……撤回电报！情况有变。”

　　“让他通知全体工作人员，”桑德列尔随即补充道，“十分钟后在我这儿开会。”

　　他用手擦了一下额头，又沉思着说：“这么说，接头地点解冻了，明天将有‘客人’造访。科尔舒诺夫说得对，这个人当然是‘老爷子’了。”

　　“是呀，我们差一点大大地失算了。”左托夫摇摇剃光了的头，把两个拳头支在膝盖上，极其注意地看了桑德列尔一眼说，“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呢？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

　　桑德列尔微微一笑说：“做什么？应当准备迎接吧……”

　　第二天，十二点整，两辆小汽车驶离了莫斯科刑侦局的大门。十分钟后，他们驶过一幢高高的、正面整个是砖墙的旧式住宅，停在胡同尽头的拐角处。

　　格朗宁和两个工作人员从第一辆车上下来，从容不迫地向所需要的停车处走去。他们进入停车处后，沿着狭窄的台阶下到走廊上，从这儿起就是贮藏室。格朗宁用电筒照着谢尔盖画的贮藏室草图，满有把握地向前走着，很快便不太费劲地找到了锅炉房旁边的地害。他们仔细搜索了各个地方，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格朗宁在靠近天花板出入口的地方，让同志们隐蔽起来，然后回到停车处。沃龙错夫和他们科里的另一个同事查别林已经在那儿等他了。他们三个人走近库普采维奇的住所。每个人的右手都放在口袋里，紧紧握着手枪把儿。

　　格朗宁按了门铃，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开了门。

　　“我们找库普采维奇同志。”

　　“请吧，那是他的门。”

　　格朗宁谨慎地用指关节敲了一下门，没有反应。他又敲了一下，房里响起了仓促的忙乱声。

　　“谁在那儿呀？”传来库普采维奇小心翼翼的声音。

　　“找您的，同志。”格朗宁的声音显得很苍老，“是社会救济处派来找您的。”

　　“真讨厌，找我有什么鬼事？”

　　“拿收据来了，要填写一下。”格朗宁仍用那种语调说。

　　库普采维奇开始摆弄锁。沃龙错夫和查别林听从格朗宁的手势走到了一边。

　　门微微打开了一点，格朗宁左手猛地一下把门推开，右手抽出手枪，威胁地说：“举起手来，不许动！”

　　就在这一刻，门旁出现了沃龙错夫。只听喀嚓一声，库普采维奇的双手被戴上了手铐。

　　所发生的事情使库普采维奇如此震惊，以致起初他竟没有感到右手上的剧痛。原来钢铐的簧舌碰巧夹住了手上的皮肤，所以钢口没有完全关上。库普采维奇惊魂稍定后，注意到了这一点，又略微振奋起来。

　　警犬教练员特维尔多赫列波夫带着自己的警犬弗莱达走进房间来。

　　库普采维奇被带到远离窗子的屋角坐下。

　　“看住他！”特维尔多赫列波夫向狗点头示意。

　　在弗莱达凶恶而警觉的目光下，库普采维奇不由得愣住了。警犬监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格朗宁环顾室内，首先将桌上的一盆花搬到窗台上。这时，沃龙错夫注意到，阴影一下子掠过了库普采维奇的脸。

　　格朗宁转身对库普采维奇说：“您不是正在等‘一个客人’吗？现在我们等一等吧。”

　　“一个客人？”库普采维奇嘶哑地问了一句，向格朗宁投了一瞥试探的目光，不乐意地透过牙缝说：“我等……一个人。”

　　一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弗莱达便威胁地咆哮一声，后颈上的毛竖立起来，它微微欠起身，露出一排白色的利齿。库普采维奇赶紧闭上了口。

　　格朗宁把沃龙错夫和查别林叫到走廊上。

　　“同志们，计划是这样的：查别林，你站到大门对面去，如果‘老爷子’从街上走进屋来，就给我们一个信号。我们从窗口盯着你。然后你也进大门来，拦住‘老爷子’的去路。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会替他开门。明白吗？”

　　“明白倒是明白。可是万一他不来呢？”沃龙错夫和往常一样疑惑地说。

　　查别林只是笑了笑，便向台阶走去。格朗宁和沃龙错夫回到了房间里。

　　格朗宁冷谈地对库普采维奇说：“当您的‘客人’敲门的时候，您就对他说：‘进来，是开着的。’要安安静静地说，假如您不想找不痛快的话。明白吗？”

　　库普采维奇不乐意地点了点头。又响起了弗莱达抑制不住的咆哮声。

　　“假如‘客人’从地窖下面敲，您也这么说，说大声一点。至于箱子，我们自己会搬，这一点明白吗？”

　　当提到地窖时，库普采维奇浑身一哆嗦。

　　“明白了。”他涨红了脸，用勉强听得到的声音说。

　　这一次弗莱达没有叫：特维尔多赫列波夫对它做了警告的手势，意思就是“别出声”。于是狗就一声不吭。过了一小时，它就这样默默地履行了自己最后的职责。

　　以后再也没有人说过一句话。格朗宁看看表：到三点只剩下二十分钟了。“也许，他真的不来呢？”格朗宁锁着眉头，忙将这想法驱散。

　　在一片寂静的笼罩下，只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谢尔盖侧耳倾听着住宅里的每一个小动静，手里紧握着枪，站在自己的门旁，屏息不动。

第七章 一个叫乌特金的人

　　夜，漆黑漆黑的，而且是稀有的寒冷。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呼啸下恐怖地尖叫着，互相撞击着。森林里充满了刺耳、神秘和骇人的声响。

　　冻死的灌木丛枝和多刺的小松树枝，隐蔽在黑暗中，就像是怀有敌意似的，狠狠地撞击着罗什金的脸，刺伤了他向前伸出的手，阻挡着他的去路。他的双腿不时陷进松软的雪堆里，绊倒在埋在雪里的树根上和被砍倒的树干上。

　　从他脱逃的那一刻起，那恐怖而快活的一刹那，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多小时了。当最后一节车厢由他头上轰轰地过去时，他仍然躺在枕木上，脸埋在泥污的、洒满了机油和秽物的雪堆里，还不相信他活着，不相信他没有被碰伤，而且已经获得了自由。罗什金时时偃伏到地上，一面和暴风雪进行搏斗，一面向树林深处爬去。只有在那里，他才敢直起身来，喘一口气，接着再跑。

　　忽然，左边某处出现了两个黄色的圆眼睛，马达低沉的隆隆声隐约可闻。一辆货车沿着被雪覆盖了的道路在林间穿行。

　　罗什金躲藏在一条浅沟里。汽车很快过来了。它的轮廓已经模模糊糊地显露出来，车厢里的木箱堆积如山。

　　在离罗什金几步远的地方，汽车突然停住了。有个人从驾驶室里跳出来，检查了货物，用脚敲敲轮胎，然后向司机室喊道：“没有问题！现在可以直接开到车站上去啦！火车还有二十分钟就要到了！”

　　紧接着他跳上驾驶室，啪地一声关上了车门。

　　就在这一刻，罗什金跳到路上，抓住了结上冰的汽车后车帮。他倒进车厢里，头狠狠地碰在一个箱角上，刹那间失去了知觉。

　　在火车还没有来的时候，罗什金隐蔽在车站建筑物后面。然后，当火车已经开动时，他抓住了最后一节车厢的扶手。

　　罗什金醒过来时，火车已经驶近莫斯科了，车轮撞击着转辙器当啷作响。窗外忽隐忽现的灯火照亮了门廊，光彩变幻不定，微微发黄。

　　现在罗什金必须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如果他像这么一副打扮出现在莫斯科街头，碰见第一个民警岗哨就会引起怀疑。但过久地在车站逗留同样很危险：因为通缉他的专电一定会发到这儿来的。

　　罗什金沉思地用指甲搔了搔棉袄里面的胸部，伸开麻木了的腿。唉，必须尽快地在车站里，哪怕弄到点衣服也好！

　　几分钟后，罗什金混在旅客群里，到了盖着玻璃顶的月台上，他开始从容不迫地向候车室挤去。

　　庞大的候车室笼罩在黎明前朦朦胧胧的静寂里。在行李杂物之间的长椅上，人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睡觉。

　　罗什金一面蹒跚地穿过大厅，一面悄悄地、锲而不舍地打量着四周的情况。

　　一个睡在大厅尽头椅子上的男人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人身旁放着一个坚固的、装得鼓鼓的皮箱。罗什金那老练的眼光一扫，立刻看出形势非常有利。男人坐的位置只有两个睡在对面椅子上的女人看得见。他的脸藏在竖起来的大衣领子里，微微偏向箱子的另一边。

　　罗什金拿定主意，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走过睡觉人身旁，用脚轻轻地碰了他一下。那人一动也没动。罗什金与那人并排坐到椅子上，仔细听了一下，那人呼吸均匀，发出咝咝的声音，甚至在梦中咂唇作响。十分明显，他正在酣睡之中。这时，罗什金用脚稍稍把箱子向自己跟前勾了一下，等了一会儿，又勾了一下，再勾一下。然后他又用胳膊肘相当有力地碰了碰这位邻人。可是那人只是在梦中嘟哝了点什么，接着便完全扭到一边去了。

　　于是，罗什金不慌不忙地从坐的地方站起身来，漫不经心地提起箱子向厕所走去。中途他暗自回顾一下，那男人仍在睡觉，只是姿态略有变化。

　　走进厕所，罗什金立刻钻入一个单间插上门，敏捷地打开了箱子。

　　当他已经使劲穿上黑色的新西服时，单间门猛地被撞开了。门口出现了皮箱主人的高大身姿。那人靠在门框上，一面用明亮的微微发红的眼睛嘲笑地看着罗什金，一面彬彬有礼地问道：“我来得可能不是时候吧？您还没有打扮好吗？”

　　但是罗什金并没有惊慌失措。他转瞬间认清了形势，明白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一脚踢开箱子，准备向陌生人扑过去。然而对方急剧地从口袋里抽出手来，罗什金立刻看见他手中紧握着一把形式特异的手枪。

　　“不要急吗，我的朋友。”陌生人威胁地说，“我是这儿的主人。”

　　罗什金一下子呆住了。

　　“看你这副倒霉相，”陌生人继续说，“就知道你既不是从休养所来，也不是去看巡回演出的。”接着他口气一转，干巴巴地命令道：“把衣服穿上！”

　　“这要看是为了什么。”

　　“看吗，可以放到以后再看，如果你合适，那就为我工作，否则就回你来的地方去。不过，现在我劝你赶紧收拾好。这儿随时可能来人。”

　　罗什金一面开始匆忙地穿衣服，一面斜眼看着那把手枪，陌生人似乎根本不打算将它收起来。两个人都不吭声。

　　在箱子里找出了厚呢大衣和皮帽子。当罗什金明白了，这出乎意料的邂逅对他并未构成直接的危险时，他终于稍稍安下心来。恐怖的感觉一转而为好奇了。“这个走运的家伙倒真够精明强干的！”他看见，这个人的举止如此安详、果断、老练，心中不由得赞美起来。

　　“现在到理发馆去，快点！”那人打量了罗什金一眼，用命令的口吻说，同时把一张十卢布的新票子塞到他手上。

　　又过了一小时，他们已经坐在高尔基大街的咖啡馆里了。罗什金在自己同伴的严密监视下，尽量吃得不那么贪婪。

　　他们很快就谈妥了。陌生人所提供的一切，包括一大笔钱在内，对罗什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外快。他已不能幻想比这更好的事了。即使罗什金没有处于这样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个陌生人是自己的全权主人。何况他现在已落到毫无选择的地步呢。“除非是最大的笨蛋，才会放过这种机会。”罗什金已经认定了。但是，陌生人的最后一个要求——给他找一些可靠的人和住所，又把罗什金难住了。“只好把他带到‘老爷子’那里去了。”他提心吊胆地思索着，皱起了眉头，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勉强说道：

　　“好吧，管他呢，我这儿倒是有这么个人。”

　　“你要记住！我的枪是弹无虚发的。所以给我做事可得老老实实的。”

　　“我沙伏龙·罗什金的话坚如铁石，到死不变。我就是到了阴间也……”

　　“行了。现在给我说说那个人吧，要详详细细的，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吧。”

　　罗什金惋惜地瞥了桌上的空盘子一眼，煞有介事地用纸餐巾擦净嘴，然后接过一支烟，点燃，随即开始叙述：

　　“这是个很能干的人。为了做幌子在马戏团里当检票员。实际上是个极有经验的老贼。圈子里威信很高。弟兄们全听他的。他现在已经不亲自出马作案了，可是组织工作棒透了，把所有的人都掌握在手心里。他那脑袋真是万有宝库，联系又广。他的地址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其他人谁也不准上他那儿去。需要的话，就在马戏场里，或是别的什么住宅里见面。再不然到我们那儿的一个咖啡馆里碰头。他叫伊诺根基·库兹米奇，姓格里高利耶夫。这一点也是任何人都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的。曾经有个扒手发生了兴趣，结果肋上挨了一刀，见阎王去了。天啊，愿上帝保佑。瞧，就是这么一个人，对我们那是非常有用的。”

　　罗什金在此处特别强调了“我们”两个字，以此示意，现在除了主人的利益外，他再也没有别的利益了。其实，这种利益究竟是什么，在他的想象中是相当模糊不清的。

　　“那么好吧，我们现在就去把他掌握过来。”陌生人一面坚决地说，一面叫来服务员，付了两个人的账。

　　当皮特睡下的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旅馆也好，列车的包厢也好，他都会时而做一些“狂梦”——他自己这么称呼所做的梦。这是由许多城市、人物和事件搅在一起的，不可思议的荒诞故事。

　　经过这种“狂梦”之后，太阳穴上的血管总要重重地敲打好几秒钟，心里充满了恶毒的怨恨。这时的皮特恨不得让别人遭受到不幸和痛苦。啊，例如，他现在要是能向同车厢的邻座——那个快活的小伙子，开一枪该有多惬意呀。这青年正激动地对一个穿蓝色连衣裙的、淡黄色头发的漂亮姑娘说着什么。他那么安逸、快活，可以追求姑娘，甚至同她结婚。不过，假如现在皮特掏出枪来对准他，那他准会吓得大叫起来。

　　皮特不由自主地朝嵌在车厢房门上的镜子望了一眼。哈！尽管他脑子里满是坏主意，而脸上的表情倒挺安详、和善、亲切而睡意未消。仿佛他刚梦见了亲爱的老祖母，她正在花园里请他吃果酱哪。皮特的情绪一下子又变好了。是呀，难怪他被称作是一颗“新星”。他能把工作干得挺出色。而且，他的一切都在将来，没有任何牵挂。他没有祖国，不受过去的束缚，也不受人们一切成见和弱点的束缚。他的心目中没有国界和签证，没有法律和思想，也没有任何障碍！他在任何地方——不论是什么国度、什么民族，都是秘密的主人。他自己是自己的前途和荣誉的创造者。他自己享有一切！他这颗“新星”将要穿过软弱和娇嫩的人的痛苦而升起。必要时，穿过鲜血、尸体、以及熊熊的烈火而升起。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他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他将成为一个有名的人物。他，皮特，也要写一本描写自己的书。他将给它起一个动人的、神秘的、引人入胜而又确切的书名。例如“一个间谍的自白”，或是“皮特的真面目”，他在书里将描述自己的生平。啊，真值得一写呀！

　　皮特将脸扭向板壁，装出睡着的样子，开始编写起自传来。

　　他有时就这样瞎想一阵。这是一种预防神经紧张的休息。他的神经常常处于紧张状态，因为工作需要，也不能算是弱点。斯克沃林卓神父本人也推荐过这种方法。他是一个干瘦的高个老头儿，有一双生动的黑眼睛，是耶稣会会员，有名的心理学家，在卡尔丹学校执教，而皮特是该校的优等生。

　　就这样，皮特沉浸在幻想中约摸一个小时，编撰了自己的“自白”。这是一部美丽动人的小说，充满了不平常的危险和殊死的搏斗。小说描述了一个坚强勇敢的人，单枪匹马去和一群愚昧、胆怯、贪婪的人进行残酷斗争，取得胜利的故事。

　　然而，他的真实生活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不错，他出生在苏维埃俄罗斯，在一个外国人听来觉得可笑的名叫“平扎”的城市。他的父亲是一个钟表厂里的技师，是一个能干的好技师，也是一个意志薄弱、胆小怯懦、优柔寡断的人。他喜欢喝酒、酗酒，母亲拿他毫无办法。他一喝起酒来，便由一个软弱、羞怯的人变成了一只野兽：打老婆，揍儿子，抓着什么就用什么打，把母子从家里赶出去。瓦西卡①常常由于害怕和束手无策的愤怒而发抖。父亲酒醒以后就低声下气、害臊地请求宽恕，双手直哆嗦。母亲痛哭一场之后就原谅了他，瓦西卡却办不到。他怀恨父亲，也轻视母亲。

　　【 ①瓦西卡或瓦西里都是皮特的名字。——译者注。】

　　在学校里人们都同情瓦西卡。年轻的女教师像询问病人似地细心地询问他，进行家访，满脸怒火地责备父亲，安慰母亲，并为学习一贯落后的瓦西卡补课。同学们起初对他很好，但瓦西卡性情孤僻，自尊心强，不爱说话。他不喜欢学校：这儿的一切都使他记起家中的不幸。他把对父亲的愤恨发泄在幼小的同学身上。他总爱挑衅，对老师粗野无礼，对同学蒙骗欺压。

　　每年夏天，瓦西卡都上少先队夏令营去。但在那里他也不和别的孩子来往，每逢星期日他总是忌妒地看着别人的父母来看望孩子，给他们带来糖果和玩物。孩子们要和瓦西卡分享，而他却轻蔑地拒绝了：他宁愿暗地里把别人要明送给他的东西偷走。有一次，他的这种行为被发现了，于是他被赶出了夏令营。

　　就在这年夏天，他为了延缓回家的时间，尽量晚一点见到那总是吵吵嚷嚷的母亲和可恨的父亲，情愿在尘土飞扬的平扎街头游荡，于是结识了绰号叫“阿列哈鼻子”的小伙子。

　　瓦西里学会了抽烟、喝伏特加酒、破口大骂和蛮横无礼地瞪人。他开始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去，跟父亲动手打架。有一次，甚至对母亲也挥起了手。那一天他头一次夜不归宿，第二天也没有回家。

　　从此，瓦西卡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罪恶、肮脏而可怕的生活。他手上有了钱，有了刀子，有了淤斑和伤疤，这是“自己人”跟他算账留下的。他的身体上出现了猥亵的“图画”。瓦西卡变成了贼。

　　他忽然认定，他是“扒手之王”，是捉不住的贼，人们都怕他。他真的学会了掏兜。有一次犯了案，他又是叫喊，又是挣扎，又是在马路上打滚，弄得别人厌恶地挥手而去。另一次，当他摸一个女公民的提包时，被一个姑娘发现了，他向那个姑娘亮出刀子，吓得她没敢吭声，从此以后，瓦西卡便自诩为“英雄”了。

　　但很快他就被捕了。法院考虑到他年纪还小，只是象征性地惩治了他一下。

　　战争爆发了，瓦西卡仍不工作，继续偷窃。在祖国处境艰难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她的敌人，一个渺小、愚蠢而凶恶的敌人。

　　半年后他又被捕了。法院判定他在劳改所里劳动两年。刑期满后，许多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都下定决心，“扎住”自己的罪恶生活。前所未有的大战炮火和惨重损失的无限痛苦唤醒了他们的良知。过去的罪犯也开始诚实地劳动，英勇地战斗了。

　　瓦西里回到了寒冷而又空落落的家：父亲住在工厂里，母亲在农庄工作。几个月之后，他接到军事委员会的通知——他被征入伍了。

　　这时，瓦西里已经彻底堕落了。他仇恨制度、纪律、艰苦的军事训练，在战斗中害怕和敌人交锋。他不仅不勇敢，而且厚颜无耻，本能地指望本国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军队此时正在和残暴的外国敌人作战哪！

　　瓦西里巧妙地瞒过了所有的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准备潜逃，终于当了逃兵。他弄到了别人的证件，开始了卑鄙、隐秘的两面派生活。他在乌拉尔的一座小城里定居下来。为了打掩护，还在某个事务所找了份工作。他写得一手好字，为人机敏，读过八年书。

　　他成年累月怀着鬼胎过日子，生怕真相被揭露。偷窃的勾当他不想再干，也看不上扒手生涯了。瓦西里发现了自己新的才干，现在急于寻找一种比较“体面”而又有利可图的工作。他幻想干一番大事，好“出人头地”。

　　这时，瓦西里遇见了专门在旅馆里作案的小偷约尔卡·普林茨。约尔卡衣着华丽，举止风雅，生着一对稚气的天蓝色眼睛，爱好极为广泛。这一切都正中瓦西里的下怀。他开始经常出差，旅途中便伙同约尔卡搞那种下流的营生。瓦西里很快就超过了他的师傅。

　　民警局相当迅速地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但瓦西里巧妙地让同伙落入法网，自己则逃之夭夭。他决定离开城市，不料，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又接到了军事委员会的通知：顶着别人的姓名再度被征入伍。

　　他认为现在这对他有利，便去军事委员会报了到。这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主要的危险——前线，已不复存在。他钻营到了团军需部门文书的位置。

　　熟悉了新环境后，瓦西里和粮库管理员交上了朋友。不久，在定期清理库存时，发现缺了很多粮食，那人伤透了脑子也无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瓦西里得意地微笑着接管了那份工作，同时也接受了这项当之无愧的新任命。

　　过了一些时候，他所在的部队被调往德国。

　　瓦西里厌恶占领部队的严格制度。现在，当他把经济报表的制度、种种秘诀都彻底摸清，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却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活动了，因为城里没有帮手。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女帮手，是部队雇佣人员中一个多嘴多舌的年轻德国女人。他们只是在提货单和其它单据上耍了些并不复杂的花招，便从仓库里弄出来一些食品，通过她落到了投机商的手里。

　　瓦西里按照这个女帮手的建议，在她家存放了一套便服，每逢有任务进城时，必然到这个名叫吉尔达的女人家去，换上衣服，同她一道上附近的饭馆去吃喝玩乐。反正他回去后总能编出一套谎话，为自己的耽搁辩解。

　　有一天，吉尔达提议到西柏林某区一家豪华的酒店去。诱惑实在太大了，瓦西里同意前往。地铁转瞬间就把他们送到了目的地。大厅虽是半空的，但那豪华的气派，菜肴的精美，使瓦西里惊叹不已。吉尔达激动兴奋，此时此刻竟然变得美丽动人了。的确，她不知怎的有点匆忙，他们在酒店逗留的时间也比往常短一些。

　　两个穿便服的人突如其来地在街上把他们拘留了。他们的汽车就停在人行道边。

　　几分钟后，瓦西里初次会见了卡尔丹。矢口抵赖是毫无意义的。瓦西里最初只是奇怪，卡尔丹对仓库历次被盗的情况竟然一清二楚，后来他明白了：这全是吉尔达！其实，瓦西里本来也不打算拒不合作。仓库的事情越来越危险，他显然已经豁出去了，而且早就考虑过，只要有钱，他在哪儿都好过。瓦西里只有一个条件：立刻藏起来，躲开苏维埃政权。在回答这一点时，卡尔丹得意地微微一笑，随即十分内行地指出，到每月清查库存的时候，也就是说，到瓦西里被揭发的日子还有两个星期。如果他想让别人帮助他逃走，那他就必须完成一项任务。卡尔丹三言两语阐明了他需要什么。瓦西里略加考虑，便同意了。

　　他很快就完成了卡尔丹的要求。可是，被他用诡计骗到西柏林的那个人却拒绝做叛徒。这人被杀害了，他的复员证件也落到了敌人手里。而瓦西里则到了僻静的巴德·维利斯果费尔城，进了卡尔丹所主持的学校。这样，他摇身一变，成了皮特。

　　学校不仅对他进行了技术训练，而且还进行了思想教育。在教他摄影、无线电操纵、通讯、发展谍报组织、化装、跳伞、使用秘密武器和毒药、爆破和纵火等本领的同时，还教了他一些别的东西。他们教导皮特如何巧妙地利用人们最小的弱点和癖好，控制他们，使之为我所用。教导他相信自己的独特性，相信自己的“福星”和前程。激发他的虚荣心，断绝酗酒，灌输他对祖国对人民的仇恨。最后，教他虚伪做作，最逼真的虚伪做作，以及冷酷无情的精打细算。

　　皮特学习卓有成效，极受器重。

　　终于到了这一天，他穿上了领边缝有毒药玻璃管的衬衫。就如卡尔丹所夸耀的，意味着皮特“跨上了征途”。他绝不能活着落到敌人手里。只要轻轻地咬一下衣领的边缘，他生活中的一切恩怨便都将付之东流。

　　皮特预先在各项重大的任务中经受了考验，辉煌地完成了使命。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到过欧洲各国，获得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意志，他终于彻底相信自己的“福星”了。

　　新任务涉及他过去的祖国，同时也证明着一点，即人们重视他这个有才能的间谍，准备让他去完成丰功伟业。

　　用不着皮特去进行破坏和收集苏联军队或军事目标的情报。也不用他去物色间谍，把苏联公民引出国境警戒线，或是进行一般性的冒险活动。不，这些事自有其他人来做。为了开张，皮特只需完成一些比较安全的任务。卡尔丹需要各种各样苏联最新式的证件，如此而已。皮特只要去偷就行，像从前那样直截了当地去偷，或是到别的小偷那儿去收买证件。让他不要挑剔：党证和房屋管理处的证明，公民证和盖有钢印和图章的工艺合作社表格，毕业文凭和死亡证明书，以至民事登记处发的离婚证明，工厂出入证和商店的提货单，军官身份证和地质协会的会员证。总而言之，一切证件，卡尔丹对一切证件都感兴趣。任何一种真正的在苏联通用的证件，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黄昏时分，皮特在卡尔丹的陪同下来到了飞机场。汽车在飞机旁边停了下来，没有像平常那样鸣叫。皮特注意到了这一点，微微一笑，把头向飞机那边点了一下，对卡尔丹说，不按喇叭是对的，因为“贼在潜入到别人的房子里去时，永远也不会把铃铛带在身边的”。卡尔丹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很好，这小伙子真是个罕见的人物，既然在这种时刻还能开玩笑，那就说明，他的神经像铁一般坚强。

　　……现在，皮特已经在苏联国土上漫游了两个月了。他口袋里放着早在柏林时就已获得的证件。带着这些证件他在任何地方都万无一失。任何地方，只是除了平扎和……莫斯科。在首都，那儿还住着一个人，能证明皮特并不是他所冒充的那个人。这人就是在柏林被杀害的那个苏联士兵的母亲。不过，皮特根本用不着到莫斯科或平扎去，就这样他的任务也完成得极为出色。这段时间以来，他已有四次把偷来的证件一厚包一厚包地交给驻列宁格勒的某外国领事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其中甚至还有三张党证。

　　一切都很顺利。皮特从来没有这样自信过。

　　现在皮特再次上列宁格勒去。上级召他是为了某件紧急的，或者如通知所说，是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可能是什么事呢？”皮特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思索着。他的情绪又好了。早上的“狂梦”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于荣誉和“自白”一书的幻想恢复了皮特的信心，他又对自己的力量和“福星”深信不疑了。坐在下铺的快乐青年和姑娘已不再刺激他了。那青年显然正在追求着姑娘，皮特一面用和善、感动的目光瞧着他们，另一面却不露形迹地摸着口袋里的无声手枪和“铁的”证件。

　　……火车吱啦地响着，靠近了列宁格勒车站的月台。旅客们开始准备下车。

　　皮特决定检查一下自己的外表，于是走到镜子面前。从镜子里望着他的是个高高的、有点消瘦的男人，三十岁左右年纪，瘦削的脸上有几颗雀斑，固执、突出的下巴，浓密的、稍微有些发棕色的眉毛，棕灰色的眼睛，眼神显得安详、厚道、略有些漫不经心。他身上穿着肥大的带黑色羊毛皮领子的厚呢料冬大衣，头戴黑色的有护耳的羊皮帽，手上提着皮箱和一个磨旧了的、锁着两把锁的棕色皮包。皮特对自己的外表深感满意。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次上级究竟又给他准备了什么样的任务呢？真见鬼！

　　皮特在列宁格勒仅仅逗留了两天。出差证明帮助他在“阿斯多利亚”旅馆极好的套间里安顿下来。因为它证明了证件持有者在哈萨克斯坦某冶金工厂里的高级职位，以及这次出差的重要性。

　　在这两天里皮特会见了上级。

　　任务的确是非常复杂的，它要求皮特发挥出所有的聪明才智，竭尽全力进行工作。“任务完成后，您将在特别间谍班里占有一席之地。”上级这么说。这就意味着，皮特在自己的功名前程上大大高升了一步。这一级的间谍屈指可数，他们拿着巨额津贴，受到高度重视，有最实际的机会，去攀登皮特所梦寐以求的荣誉和地位的高峰。

　　临到最后，上级给了皮特两个可靠的莫斯科接头处的地址。这两处联络点从建立后从未使用过，因此被破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皮特在执行任务时应当依靠它们，这是整个行动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他个人安全的保证。特别给他两处地址，是为了让他可以随机应变，掩盖自己的行踪，同时更加信心十足，万无一失。

　　这样，他又重新上路了。特快列车一夜之间把他送到了首都。

　　莫斯科以呼啸的暴风雪迎接了皮特，雪片一刹那间糊住了他的眼睛，猛扑他的胸怀。皮特站了几分钟，忿忿地用手帕揩净脸颊，竭力想透过飞旋的雪幕看清车站旁辽阔的广场。这儿充满了电车的铃声，汽车的鸣叫，以及在泥泞的人行道上沙沙的脚步声。

　　首先要操心的自然是住宿问题。皮特在这里，在莫斯科，暂时还不敢冒险运用他那“铁的”证件，去住旅馆。因此他又急急地返回车站，经过向服务员多方的打听，轻而易举地在二楼找到了专为来往旅客开设的服务处。女值班员一边腼腆地应付着来客那诱人的微笑和快活的饶舌，一边检查了他买的到喀山的票，乐意地在登记簿上记下他的姓名，随即将皮特带到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去了。这儿整齐地放着几排铺好了的单人床。她当即从中给他指定了一张空铺。

　　此后，皮特把自己的皮箱交到寄存处，总算将一切琐事料理停当了，便立刻着手办理正事。

　　他走进一间最近的电话亭，拨了所需要的号码。回答他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可以找一下伊万·华西里耶维奇吗？”皮特问。

　　与接头地点联系的第一步是通过约定的电话交谈来进行的。在谈话时应该说出暗号和答词。而且这暗号和答词必须适合任何一个月份，准确点说，这是一串特定的词句，甚至就连说话时的语调和情绪也都是预先定好了的。在这里，只要稍微有一点不合调，就得停止交谈。如果一切都很正常，就约好在人多热闹的地方会面。那时，当面联系的法则就要起作用了。

　　只有经过特别训练的人才能经得起这一切考验，这儿差不多根本没有乔装作假的危险。因此，皮特认为，搞好与接头地点的联系是简单而又毫无危险的事。可是，电话交谈却突然采取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另一种格调。

　　“伊万·华西里耶维奇已经不住在这儿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皮特说。

　　“怎么会不住在这儿？他给我的就是这个号码。我是他在罗谢利斯纳布工作时的老同事。”

　　“他离开莫斯科已经一年了。”

　　“请问，他到哪里去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到别的什么城市去了。带着家眷一起走。”

　　“带着家眷？他是个多年的老光棍儿了。”

　　那女人笑了起来。

　　“这在你们中间还不是常有的事。”

　　“但是，我到底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我一点也不能帮您的忙。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地址。说是：‘不用留地址了。我要开始新生活啦。’”

　　“真是个怪人！好，麻烦您了，请原谅。”

　　皮特极其镇静地挂上了电话。

　　他丝毫未感到茫然、沮丧或是烦恼。久经锻炼的意志迫使他大脑清晰而冷静地估计目前的形势，从容不迫地斟酌这突然产生的困难。

　　这就是说，间谍跑了，显然由于过分怯懦而逃跑了。在这种时刻，这的确是一个严重损失。皮特的处境变得复杂起来。现在他不可能随机应变，施展手段了。那又怎么样呢，将就对付吧。只希望还有一个可靠的藏身之所，有一个可靠的接头地点就行了。

　　晚上，他给第二个地址打了电话。

　　“可以找一下伊万·彼得洛维奇吗？”

　　“我就是。”

　　“您好，伊万·彼得洛维奇。我是索波列夫·依利亚·查哈罗维奇。记得吗？”

　　“当然，当然，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一起在罗谢利斯纳布工作过的。您生活得怎么样，亲爱的？”

　　一场活跃的交谈开始了。皮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检查着每一句话的语调。这样，时间愈长，他就愈加相信自己的两点判断：毫无疑问，这的确是他所需要的那个人。可是这人心中有些不大平静，好像被什么事情弄得慌张不安。照规矩，现在不能相信他。瞧，那人一次又一次地力求把话说得正确无误，但结果却很糟糕。皮特一点儿也没有露出自己的怀疑来，为防万一起见，约定了第二天的会面。那人同意了，显得很乐意，很喜欢。实在是有些过分乐意，过分喜欢了。

　　谈话结束后，皮特果断地对自己说，一切决定留待明天再作，现在所必需的只是休息。这样的规劝，正像往常一样，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回到车站，津津有味地在餐厅里吃了晚饭，看看晚报，为可爱的女值班员买了一盒糖，然后就回到二楼的旅客住房去了。

　　什么也没有妨碍皮特好好地睡眠。所以早上他感到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仍然在那个餐厅里用过早饭，然后打开报纸，抽起纸烟来。这时，他一面暗自欣赏着自己的这股沉着劲儿，一面才终于让自己仔细考虑目前的形势。

　　那么，他是不是去赴约呢？电话里的交谈不论在语调上或心理上，显然都是不合乎要求的。可是，也许应该再作进一步的审查，要知道，这是最后一个、仅有的接头地点呀。而且归根到底，人总不应该害怕自己的影子。当然喽，假如这影子淘起气来，举止有些反常的时候，也应该怕它。老实说，这副牌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但是，没有可靠的接头地点，要实现那深思熟虑过的活动计划是不可想象的。可靠的？难道能把这样的接头地点说成是可靠的吗？不过，现在的确急需一个接头地点，一个，哪怕一个也好。没有它，在这该死的莫斯科是绝对行不通的。

　　皮特感觉到，汗水微微地打湿了他那平静、安详的脸。那还消说，处境已经到了紧急关头。

　　到底怎么处理这次约会呢？去吗？可是有一种内心的声音反对这个决定。皮特已经习惯于相信自己的直觉，这种直觉从来没有欺骗过他，既然如此，那就意味着……意味着，他不去赴约。

　　虽然，皮特面临的处境变得既复杂又危险重重，但当他打定这一主意之后，立刻如释重负，感到松了一口气。有谁知道呢，也许正是此时此刻，他逃避了一场灭顶之灾。

　　如今应该决定，往后怎样行动。见它的鬼，甩掉这个接头地点吧。皮特自己也能对付得了。只不过他的任务现在又加了一项：建立新的接头地点。事情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儿需要一个人，他外表上过着苏维埃人的平常生活，不受任何怀疑，深得别人信任。同时当然还要符合一切另外的，皮特非常熟悉的要求。这样的人很难找到，实在是难以置信的困难。可是既然需要，皮特无论如何总要找到这样一个人。

　　皮特断然收起报纸，叫来服务员，付了账，然后向衣架走去。

　　皮特回到车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他又到餐厅去，饱饱地吃了一顿，在那儿喝咖啡，看报纸，直坐到十一点，然后才不慌不忙地回到二楼，关照女值班员说，他今夜住在熟人家里，而后又到行李寄存处取了箱子。他横过广场，走进了去喀山的列车候车室。这里的长椅上挤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其中有许多等车的人在打瞌睡，另外一些人在吃东西、看书，或是低声地谈着话。

　　骤然看来，皮特在这儿的举止是颇为古怪的：他找到一张空长椅坐下，漫不经心地将他那个很好的、相当大的皮箱放在地板上，然后竖起大衣的衣领，把背靠在椅角上，开始打起盹来。箱子就孤零零地放在旁边。

　　为了避免入睡，皮特一次又一次地考虑着所接受的任务。这任务涉及一系列的行动。

　　首先出人意料的是目前的活动地区——莫斯科。不久前，领导乌拉尔某重要工程的苏联著名建筑工程师舒宾斯基才回到这儿。这一工程，根据卡尔丹的术语来讲，是属于最重要的工程——“甲级”范畴的。工程师手中应该藏有关于工程特点和技术问题等等的宝贵资料，那是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情报机关跟踪这位工程师已达半年之久，但暂时尚无结果。有一个间谍已经惨遭破获。皮特无论如何应当弄到文件。万一找不到文件时，就必须将舒宾斯基干掉。

　　与此紧密相连的还有第二个同等重要的任务：必须在莫斯科建立新的谍报组，而且是特种的，由刑事犯组成的谍报组。皮特对这一阶层的人物恰巧是非常熟悉的。皮特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新建的谍报组来劫持这位工程师。

　　于是，这天夜里，皮特抛下了“诱饵”，现在他正等待着他所需要的人“上钩”。但是，他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小偷，而是一个“饱经风霜”、“确有价值”，能够与他共事的人。这种人只要一出现，皮特便可以在刹那间将他辨认出来。

　　连着两夜没有“当之无愧”的人，直到第三夜皮特才找到了所要找的帮手，甚至比预想的还要好些。他认为，这足够补偿他在莫斯科所受到的损失了。同时，这也是对他沉着冷静的态度所给予的奖励。

　　就在这一夜，皮特遇见了罗什金。

　　这条路原来相当远：先乘地铁到伊斯马依洛夫斯基公园，从那儿又坐了几站电车，随后在狭窄的胡同里绕了很久。路上他们差不多没有交谈。罗什金提着皮箱在前面走，他的同伴腋下挟着皮包紧跟着。

　　罗什金终于推开了一堵高板墙的小棚门，墙上还写着“谨防恶犬”几个字。他们来到了一个洒满雪的小院子里，院子深处耸立着一幢木造的旧式房屋，旁边有两个小台阶。一条蓬毛大狗向他们迎面扑来，恶狠狠地狂吠着。但一认出罗什金，便立刻摇动起砍去半截的尾巴，驯服地走开了。

　　他们穿过院子，登上嘎吱作响的阶梯，罗什金用很特别的方式敲了敲门。门上包着旧漆布，下面露出灰色的破毡片。稍等了一会儿，罗什金也不着急，又敲了一下门。靠着台阶这边的窗帘抖动了一下：显然，主人预先打量了一下来的两位不速之客。

　　门上的铁锁终于哗啦啦地响了起来，门慢慢地打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儿，蓄着花白的、低垂的胡子，用微微突出的、失神的大眼睛死盯着来人。老头儿穿着旧蓝绒布睡衣，戴着一顶小圆帽，揉皱了的裤子说不出是什么颜色。

　　“上帝保佑你健康，诸事顺遂，‘老爷子’！”罗什金谄媚地说，“看在基督的面上，把我们留下吧。”

　　“老爷子”见了罗什金，没有露出一点惊异或是高兴的神色，他只是咬着嘴唇，深不可测地看了皮特一眼，低声回答说：“请吧，阁下。”

　　然后他转过身，让罗什金锁上门，自己沿着狭长的、堆满破烂家具的走廊向前走着。皮特跟着他，他们登上摇晃的、咯吱发响的楼梯，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这儿立着一个高大得遮住整个墙壁的古式食橱，上面有许多小门，而且雕刻着复杂的花纹。一张铺着漆布的圆桌，几张普通椅子和屋角上一张可折叠的窄床，构成了屋子的全部陈设。

　　老头儿点了点头，示意让皮特坐在一张靠着桌子的椅子上，自己则谦让地坐到旁边的床上。

　　一会儿，罗什金进屋来了。

　　“怎么样，祷告祷告就开始吧。”他规规矩矩地坐下来说，椅子在他的重压下，呻吟般地尖叫起来，“瞧，这个人是来找你的，老爷子，有重要的事情。具体是什么事，等他自己跟你说吧。”

　　现在，老头儿和罗什金都凝视着皮特，两个人都同样兴致勃勃而又不动声色地等着，看他说什么。

　　但是，皮特却毫不着忙。他安详地解开大衣，取出香烟，燃起一支，然后隔桌把烟盒扔给罗什金，随即脱了皮帽，抚平稀疏的浅色头发，终于意味深长的低声说道：“我不准备谈整个事情。到时候你们会逐步弄清楚的。现在我可以交一些定金。”

　　他从容不迫地打开皮包，把三沓厚厚的、封贴住的一百卢布一张的钞票扔到桌上。

　　“请点一下吧，有银行的封签。每沓是五千。”

　　罗什金满意地哼了起来，可是老头儿的脸上没有一点动静，只是右眼下面蜿蜒而凸起的青筋抽搐了一下。

　　“头一回只有两件事。”皮特继续说，“我需要找一个人，另外还得掏空一个人。就是这样。”

　　“先做哪一件呢？”罗什金迫不及待地问。

　　“先找人吧。我要的是一个特别的人。”他看了罗什金一眼说：“和你完全不一样的人。他要有地位，有信誉，有最清白的各种证件。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总得有什么把柄，可以将他攥住，置于死地。明白吗？”

　　“那有什么呢，上帝保佑，我们一定会找到的。不过，这事可不那么好办。”罗什金撅着下唇，郑重其事地摇了摇头说。而后他双眼盯着钱又问：“这个我们怎么分呢？”

　　皮特还没有来得及答话。

　　老头儿轻手轻脚地走到桌旁，不动声色地抓起所有的钱，猛地扔进了食橱的一个抽屉里。可以听得见，钱沓向深深的底部落去。

　　“哎呀，等一等，老爷子！”罗什金威胁地喊。

　　老头儿甚至没有向他那边看一眼，仍然用那种低低的、几乎是不关痛痒的语调说：“我身边有个人，敬爱的。既然如此吗，我把他给你吧，我自己怎么也能对付过去。”

　　“那好，妙极了。”皮特安详地回答道，“不过既然收了钱，那就立个字据吧。”

　　他从皮包里抽出一张折成四折的纸，一个自来水笔，和一个平底盒子。他把纸递给老头儿，老头儿走到窗前，让纸离眼睛远一些，开始聚精会神地看起来。等他看完，皮特默默地把笔指给他。

　　可是老头儿好像没有看见这个手势，把纸折整齐，摇了摇头说：“阁下，我自己的事已经多得堆成山啦，没有时间。再说，我去给别人当差也嫌太老了。我把那个人给你，也就够意思啦。”

　　皮特听了只是耸耸肩，冷笑一声说：“悉听尊便，悉听尊便。只是得考虑考虑，即或不是我，也会有别人，马上就会对马戏团的某个检票员格里高利耶夫·库兹米奇产生兴趣的。到那个时候，您的那些事情反正都要寿终正寝。我看，您的朋友也是这样想的。”

　　老头儿听见自己的名字，脸色阴沉下来，看了罗什金一眼。罗什金只是肯定地点点头，表示回答，眼睛里隐藏着幸灾乐祸的笑意。

　　这时候，老头儿那原本安详的、令人敬重的、眼旁堆着亲切的皱纹的脸突然变得不可捉摸了：嘴唇变得细薄，微微向嘴角收缩，露出稀疏、锐利的牙齿，眼睛深陷，充满凶险的寒意。

　　“您好像是在威胁我。”

　　“可惜我没有别的出路。”皮特摊开双手说，“您也不用后悔，任何事情都不会给您带来这么大的利润。您可以从定金上判断一下嘛。”

　　老头儿稍稍抖动了一下双肩，又坐到了床上。他的脸上也恢复了原来那种温厚、安静的神色。

　　“怎么啦，罗什金，就是说变节跳槽喽？”他责难地问罗什金。

　　“老天爷在上。”罗什金调皮地反驳说，“我和你是用一根绳子拴起来的，可是绳头在他手上，而且不论怎么说，还是很合算的。”

　　老头儿无声地咬着嘴唇，用手指搔了搔耳根，恶意地瞥了罗什金一眼。罗什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难道他从前就敢这样和“老爷子”说话？但是现在……罗什金瞧瞧皮特，整个早晨头一次心中起了疑云。万一他错了，失算了呢？那可就完了。“老爷子”满怀恶意，这陌生人未必应付得了他。罗什金不自在起来。关于“老爷子”的事，他实在讲得太多了。最主要的是说了他过去的绰号！就是“老爷子”自己也不知道罗什金掌握了这个绰号。只要将它向有关部门一报，“老爷子”这一辈子就彻底完蛋了！为什么这个人闷声不响呢？

　　但皮特仍然安安静静地抽着烟，好像全然不懂，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紧张时刻。

　　罗什金恐怖起来。他坐在椅子上惴惴不安，意味深长地咳了一声。“老爷子”用冰似的眼光扫了他一眼，仍然无声地咬着嘴唇。

　　这时，皮特果断地把烟头在桌上压灭，笑着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老爷子，”他表示和解，“我不想威胁你。其实，你的情况我知道得比他还多。”皮特向罗什金这边点了一下头。

　　“这家伙真老练！”罗什金脑中一闪，“只是他想干什么呢？”

　　但是“老爷子”听了这些话后，仍然无动于衷，只不过右眼下的青筋又抽搐起来。

　　皮特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察看这几句话的反应，但什么也没有捉摸到，他便继续用善意的语调说道：

　　“我，老爷子，需要你的友谊。但我们是实事求是的人。因此在友谊上要附加利益，厚利，最后才加上这么一点儿风险，最小的一点儿。这就是我们的原则，适合一切口味。”他狡狯地眯缝起眼睛。

　　可是老头儿并不打算开玩笑。

　　“敬爱的阁下，想收买我的人多得很，而且还不是一般人。”他冷淡而颇有深意地说着，薄薄的嘴唇上滑过一丝冷笑，“结果都落了空，所以我劝你不要尝试，否则是只会亏本的。就是这样。”

　　老头儿最后的几句话，分明含有威胁的成分。

　　“至于他，”老头儿把头向罗什金点了一下，继续用原先的语调说下去：“我们是老朋友啦，有账自己会算，不用外人插手。”

　　“他想离间！”皮特看了沉默不语、茫然失措的罗什金一眼，不由得恶狠狠地想，“碰到了这么个老油子，必须把他的爪子拔掉！”同时，他仍然爽朗、和善地微笑着。

　　的确，罗什金已经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感到后悔莫及了。是的，是的，他忘了，和“老爷子”玩这一套是很危险的。非常危险！

　　“可是我们，老爷子，是不怕亏本的。”皮特接着对方的话茬往下说，“现在时代不同了，不要放弃我们的交情，它会有用的。我认为，只有在我们的帮助下，你才能得以善终。要不然，会有苦头吃的。现在来谈谈利益吧，你说，你的活儿够多的，就算是吧，但是就在你最顺手的活儿上，你也赚不到我付的那么多定金。再谈风险吧……”

　　“够了，阁下，”老头儿懒洋洋地打断了他的话，“我劝你别吓唬人吧，那只能哄哄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他站起身，转向大柜子。罗什金惊呆了，恐怖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老头儿从容不迫地把手伸到一个抽屉里，那儿有什么东西黑黝黝地一闪，立刻响起了干脆、短促的枪声。

　　在这一眨眼间，皮特张开双手，仰面跌倒在地板上。“老爷子”发出洋洋得意的干笑声，枪口一转，对准了罗什金。

　　“哼，下贱的东西……”他嘶哑地说。

　　可是老头儿没有讲完，不知怎么，奇怪地噎住了，他干瘦的身躯断裂般地向床上倒去。皮特用一只手紧扼住他的咽喉。“老爷子”开始哮喘起来。

　　罗什金现在才醒悟过来，伸出战栗的手，挥去额上的汗珠。

　　“唉……”他轻松地叹出一口气。

　　皮特敏捷地站起身，将落在老头儿身旁的手枪塞到衣袋里，仍然微笑着说：“人老了，老爷子，眼睛不如从前啦，手劲也差了，所以脾气也该改改啦。”

　　老头儿双手抱住胸，嗓子仍然呼呼作声，然后坐到床上，开始使劲地咳嗽，脸涨得通红。他喘过一口气来，毫不掩饰地称赞说：“这个骗子，真够狡猾的。在这种谈话之后，还能活着留下来的人是头一个。”

　　“我们学的还不止这些呢。”皮特快活地回答说，他坐回原来的地方，极其安详地抽着烟，又说：“可是我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呢。”

　　老头儿微微做了个忍痛的怪相，揉搓了一下喉咙，怏怏地问：“关于我还知道些什么？那就都倒出来吧。”

　　“行。”对方挺乐意地答应说。

　　皮特压低声音，就好像不相信罗什金似的，屈指数起他从罗什金那儿所打听到的一切来。老头儿的脸色愈益阴沉了。特别是当对方提到他旧日的绰号时，竟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看了罗什金一眼。但那一位却故意装得对他们的交谈毫无兴趣。然后，老头儿习惯地咬着嘴唇，勉强说：

　　“算了吧，我们真是拴在一条绳子上了，我也豁出去啦！把纸给我吧，阁下。”

　　他洒脱地签了名，然后照皮特的指示，把手伸进平底盒子，在签名旁留下了五个手指的手印。

　　“现在该为这件事干两杯了。”心花怒放的罗什金立刻宣布说。

　　老头儿点点头，开始从他那巨大的柜子里取出几瓶伏特加酒、几碟小菜和一些食具。罗什金积极地在旁帮忙。这时，皮特趁乱悄悄地从衣袋里取出个小药瓶，踱到一边，喝了几口。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老头儿便邀请大家入席。

　　他们喝了很多酒，用的是大玻璃杯，几乎没有怎么吃菜。好像力求用酒来消除一切秘密的疑虑、委屈和担忧。罗什金的眼睛布满了血丝，青铜色的脸被汗浸得发光，他一直想唱赞歌。老头儿的双颊和鼻子都成了浅红色，他无声地嘻嘻笑着，露出歪斜的、锐利的牙齿，时不时向罗什金挥手示意。皮特一点儿也没有醉，但尽力表示出他也很快活。

　　他们喝了整整一天一夜。后来就伏在桌上睡着了。

　　午夜，“老爷子”一觉醒来。罗什金打着鼾，时而咂一下嘴唇，从他那半张的口中，不时发出嘶哑的喊声。皮特静静地躺着，呼吸均匀而轻快。“老爷子”轻轻起身，像影子似地滑到大柜子跟前。他已经抓住了一个抽屉的把手，忽然，在他背后响起了低沉的、命令式的喝斥声：

　　“我劝你别开玩笑！”

　　“老爷子”惊得向后一跳，离开了柜子。皮特的嗓音十分清晰，似乎他根本就没有想睡觉。

　　“我还要劝你记住，”他继续说，“我的眼睛不会放过你的。此外，凡是我对你说的话，假如有第三者知道了，以致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该你倒霉。老爷子，我们是实事求是的人，该是明白的时候了。”

　　这时的“老爷子”早已掌握住了自己，懒洋洋地回答：

　　“你想到哪儿去了，阁下，我不过打算挪到床上去。”

　　“这点请便吧，”皮特讽刺地说，“你得保重老骨头哟，还会有用的。”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老爷子”睡到床上，久久地揣测着他的客人睡着没有。结果始终也没有弄清楚，自己却进入了梦乡。

　　次日清晨，他们坐下来谈正事。

　　“你所说的这个残废军人，抚恤金领取人，甚至是勋章佩戴者，他叫什么？”皮特问。

　　“库普采维奇。雅可夫·费多罗维奇·库普采维奇。”老头儿因为头疼，皱着眉头回答说，“是他的朋友。”他向头发蓬乱、睡意未消的罗什金摆了摆头。

　　“我的！”罗什金惬意地伸了个懒腰，笑笑说，“我把他连同他的抚恤金和别墅一起买进、卖出。哎哟，老天爷！”

　　“凭什么卡住他呢？”皮特又问。

　　“卡住他？”老头毒辣地说，“岂止是卡住他，还可以把他的心肝五脏一起掏出来，送到阎王爷那里去。喂，算算吧。”

　　他开始弯下细细的手指头，算起账来。等到十个指头都数完后，他问：“怎么样，你觉得够了吗？”

　　“够了。”皮特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不过，现在那儿出了件怪事，敬爱的。”老头儿又说，声音里流露出疑惑不解的语气，“老实讲，我把那个地方给冻结了。先是有个什么人到那儿去了一趟，这家伙好像说了些什么，要他去……现在他面儿也不露，钱也不要，电话也不打。我琢磨，不可能有什么事追究到他身上：他什么案子也没有参与，很清白。他自己也不会主动投案。可总归有些……”

　　皮特一声不吭地听着，似乎也有些犹豫不决。

　　“我们这样吧，”他终于宣布说，“你和罗什金还是到那儿去一趟。只是要等到明天。今天应当从各方面把这所房子嗅一下，派一个人去。如果一切正常，明天你们再去。”

　　“既然这样，我派米佳去吧。”老头儿不大乐意地说，“小伙子很机灵，什么都嗅得出来。”

　　就这样他们作出了决定。

　　后来，老头儿走了，罗什金和他那神秘的“主人”又躺下来睡觉了。

　　他们直到傍晚才醒，老头儿已经回来了。他转达米佳的话说：“一切都很干净，没有‘垃圾’。库普采维奇明天三点等待客人们。信号台亮着。要摸一下邻居。”

　　“好吧，我们摸一摸！”罗什金意味深长地笑笑说。

　　第二天，皮特给他们作了最后一次指示。

　　老头儿默默地听他把话说完，披上一件脱了毛的旧皮大衣，一只手抓住了门把手。

　　这个时候，在白俄罗斯车站附近的一幢高砖墙楼房里，全部埋伏已经准备就绪。

　　格朗宁一动不动地坐在桌旁，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沃龙错夫双手塞在衣袋里，不耐烦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大家都默不作声。

　　谢尔盖站在自己的房门旁，紧张地倾听着。早就熟悉了的那种搏斗前的感觉抓住了他。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一阵阵思潮在脑海里像旋风似地翻腾着：“野兽要入陷阱了……是最危险的……千万别把它放过……”谢尔盖焦灼地等待着预定的信号。表上的短针已逐渐接近三点。

　　“老爷子”在门旁踌躇了一下，然后放下手，转身看着陌生人说：

　　“敬爱的，我看，我还是不去吧，不值当的。”他低声说，“心里觉得不对劲。”

　　“你这是什么意思……”皮特本来已经准备威胁他了，但是眼光碰见了老头儿那冰冷、呆滞的眼睛，猛然省悟过来：“他是对的。”他当即打定主意：“不能让他这样的人去冒险。”

　　两个人都闷声不响地看了罗什金一眼。

　　“你去吧。”老头儿冷淡地对他说。

　　“行，我从来还没有害怕过。咱们可不是这样的人。”罗什金挑衅地回答。

　　皮特点了点头。

　　“去吧，要丝毫不露形迹。万一被蒙住了……”

　　“蒙谁？我？”罗什金恶狠狠地露出牙齿，“哼，不会的，才不会活着就擒呢。我们这种人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扣上大衣，自信地补充说：“对于上帝的仆人罗什金是开不了追悼会的，阿门。”

　　“不，还没有到说阿门的时候。”皮特摇摇头说，“你别再回到这儿来了。我要住在这儿，可是明天要找个地方碰碰头。上哪儿去呢，老爷子，嗯？”他转身问老头儿，“或者上你们的咖啡馆去？”

　　“何必上咖啡馆呢？”老头儿立刻活跃起来，提议说，“你们，敬爱的，上马戏场见面吧。瞧，我给你们出的主意。嘿嘿，同时还可以看看野兽，顶好玩的东西。我这就来。”

　　他拖曳着脚走近柜子，拉开了一个抽屉。

　　“这给你，罗什金，票，明天的。星期天，我们马戏场里真是人山人海。非常方便。”

　　罗什金微笑着接过票来。

　　“嘿，真有你的，糟老头子！”他迁就地说，“你身上的诡计足足抵得上一百个人的。真的，只是变得有些缩手缩脚的了。”

　　“老爷子”和皮特互相使了个眼色。

　　“瞧，罗什金，现在该念阿门了。”皮特说，“走吧。”

　　罗什金走后，他极富表情地看看老头儿，说：“喂，怎么样，老爷子，我们也走吧。我要在莫斯科找我的妈妈。也许天公不作美，还让她活着。”

　　“这话怎么讲？”

　　“是这么个意思，并不是每一个妈妈都经常被人需要的。”皮特意味深长地回答，“有时候，老爷子，最好是没有这样的见证人。不过既然活着，那就得找一找，也可以打听打听有关自己的情况。”

　　“那有什么，行，阁下。”老头儿同意地说。可是，转眼之间他忽然叫了起来：“哎哟，我差一点忘了。要挪一下地方，一定得挪挪地方。”

　　老头儿急急地走到柜子面前，拉出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小盒子。

　　“喂，瞧瞧，敬爱的，看我弄到了什么宝贝。”他赞叹地说道。

　　在一块黑天鹅绒上，放着古式的、做工十分精致的金颈饰。

　　“有一百年了。”他欣赏着颈饰，继续用那种语调说，“原本是乌娃洛娃伯爵夫人的东西，法国名匠久瓦尔的活计。”

　　皮特冷漠地扫了金颈饰一眼，问：“你要这个破烂儿干什么？钱没地方花了？”

　　“这可是无价之宝，阁下！这是久瓦尔本人的活计！”

　　“好吧，见他的鬼，去你的久瓦尔吧！快收起来，该走啦。”皮特一面恼怒地说，一面向门口走去。

　　……

　　这时，罗什金竖起大衣领子，不时偷偷地环顾着四周，匆忙地在街上走着。他对于眼前的拜访的确有自己的一套计划。

　　表上的短针已接近三点。

　　科斯加·格朗宁坐在房子中间的桌旁，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胡同对面的住宅停车处从这里看得很清楚，查别林就藏在那里。库普采维奇在角落上呆然不动，提心吊胆地瞟着躺在面前的弗莱达。特维尔多赫列波夫也坐在那儿，警惕而慎重。他胖胖的脸上已没有平常那种温厚的表情，小眼睛冷酷、机警地四面瞧着，右手放在衣袋里。沃龙错夫在房内踱来踱去，步伐敏捷而富有弹性，双手放在背后。他不如别人那样能隐藏住自己的激动情绪。

　　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

　　表已经过了三点，但查别林没有发出预定的信号。三点半……四点……

　　科斯加斜眼看看沃龙错夫。“太沉不住气了。”他不满意地想。就在这时，他看见了查别林发出的信号，片刻间猛吃一惊。这信号表示来了三个人。三个而不是一个！而他们现在这里只有……

　　科斯加站起身，丝毫未显露出自己的不安，走向门口，示意沃龙错夫跟着他。他们身后弗莱达威胁地哼了一声，显然，库普采维奇做了个什么动作。

　　“来了三个。”当他们走进前厅，将身后的门牢牢地关好后，科斯加勉强抑制住激动，通知沃龙错夫说：“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就三个一起抓吧。去把谢尔盖叫来。库普采维奇看不见他的，而这些人会以为他是和我们一起来的。快去。”

　　“去叫吗，我是可以去的，”沃龙错夫不满地说，“不过是不是有用嘛……”

　　但谢尔盖已经自己微微打开房门，期待地看着同志们了。科斯加默默地把衣架后面的位置指给他。沃龙错夫站在柜子后面，科斯加走到大门的侧边。这样，门打开的时候正好把他挡住，进来的人开始的时候看不到他。

　　“他们是三个人。”科斯加低声重复说。“我对付第一个，沃龙错夫第二个，你，谢尔盖——第三个。查别林断他们的退路，同时根据情势帮助我们。谢尔盖，去警告女邻居一声。”

　　谢尔盖转过身去，迅速回到房内。

　　“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马上门铃要响了，您就去开门。”

　　他尽量安详地说，“然后就马上离开。至于我呢，人家请我帮一下忙。”

　　“这可了不得，科连卡！”老太太双手一拍，说，“千万别去干预别人的事，孩子，万一有个好歹……”

　　她忐忑不安，不知所措地坐在沙发上，害怕到走廊上去。

　　“我不能袖手旁观呀。”谢尔盖急忙反驳说，“人家请了我，懂吗。何况我是共青团员，战士。”

　　“可是，孩子……唉……天呀，结果会怎么样呢……”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惊恐万分，喃喃自语着。

　　这时，前厅里的门铃响了起来。

　　谢尔盖迫不及待地挥挥手，跳出门来。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紧跟着他急急地往外走。

　　当她举手开锁的时候，科斯加对她耳语说：“镇静点，老妈妈，镇静点。问起您的邻人，就说：‘在家，进来吧。’只是说话要镇静，老妈妈，我请求您。”

　　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点点头，打开了门。

　　她面前站着的是罗什金。他不跨门坎，粗鲁地问：“开个门为什么这样慢？谁把脚给绊住啦？”

　　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生气地撅起嘴，声色俱厉地回答说：“我开了门，你也该说声谢谢。瞧，这个样子……找谁吧？”

　　“哦，好吧，好吧，老大娘嚷嚷起来了。”罗什金用和解的语调说，“你的邻居可在家？”

　　“他能到哪儿去？在睡觉呢，去吧。”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说完，随即转身回房去了。她的举止安详得使谢尔盖深为惊讶。

　　“好，我们现在就把他叫醒，这个放荡鬼。”罗什金一边微笑着说，一边跨进前厅。他后面跟着另外两个小伙子，在这之前他们站在一边，在楼梯口的平台上。

　　当三个人都已走进屋内，罗什金正准备开库普采维奇的房门时，科斯加扑到他身上，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腕。罗什金拼命挣扎，但无法脱身。于是，他向地板上倒去，随身将科斯加也带倒，并乘机用牙齿咬住了他的肩膀。

　　同时，沃龙错夫扑到一个小伙子的脚跟前，将他摔倒，刹那间把他的右手扭到了背后，用枪贴近他的太阳穴，厉声喝道：

　　“躺下，不然我要开枪了。”

　　谢尔盖离搏斗的地方最远，因而迟到了几分之一秒。另一个小伙子竟然抽出刀子向沃龙错夫扑去。谢尔盖没有抓住他，于是挥手一拳击在他的下腭上。那人倒下来，刀子切开了沃龙错夫后背的上衣。他倒下来的时候，用一只空手抓住了谢尔盖的脚，以致谢尔盖支持不住，压倒在他身上。

　　这时，疯狂的罗什金像狼一样用牙撕咬着科斯加的肩膀。科斯加痛得稍稍一松手，罗什金乘机一抽身，刹那间拔出匕首，向科斯加胸前一刺，立刻血流如注，科斯加倒了下来，但没有放开罗什金。那家伙举刀准备再刺。这当口儿，台阶处出现了查别林。但在他赶来帮忙之前，科斯加已抬起身，全力扑向罗什金，将匪徒压倒在地上。罗什金企图挣脱，可是科斯加已经捏住了他的咽喉，下死劲一扼。罗什金呻吟一声，失去了知觉。而科斯加由于精疲力竭也昏迷了过去。查别林连忙跳向他身边。

　　谢尔盖继续搏斗。匪徒狂暴地自卫着。他抓住机会，用脚把谢尔盖蹬到一旁，跳起身来，开始猛挥匕首，不让谢尔盖靠近身边。手枪落在他们之间的地板上。匪徒挥舞着匕首，向前逼近，显然企图掌握武器。谢尔盖明白了他的意图，这一点绝不能让他得逞。谢尔盖虚向旁击，然后左手猛地抓住匪徒持刀的那只手的手腕，以急剧的动作将它扭向背后，同时紧压他的肩胛骨。匪徒疼得呼号起来，跌跪到地上。现在谢尔盖成了形势的主人：他在莫斯科刑侦局操练的自卫摔跤起了作用。他一面用空出来的手拾起手枪，一面向四周扫视了一下。

　　沃龙错夫仍然骑在自己的对手身上，将枪靠着那人的太阳穴。查别林在负伤的科斯加身边奔忙。

　　这时，库普采维奇房内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撞击声。显然，那儿有什么笨重的东西翻倒了。房内传来弗莱达狂怒的吼声，而后是它短促的尖叫、惊呼和扑打声。

　　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把脸扭向那一边。被沃龙错夫压住的匪徒利用了这个机会，抓住了沃龙错夫握枪的手，扭到一旁，按了枪机。砰然一声枪响。沃龙错夫由于意外竟放开了敌人倒扭着的手，那个家伙立刻用空出来的手夺过手枪，对准沃龙错夫。这时沃龙错夫脸色惨白，下意识地用手护住胸膛。

　　就在这时，谢尔盖开枪了，他以极其沉着冷静的定力开了一枪，这种沉着冷静往往在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在他身上反应出来。他开枪后，匪徒紧握枪把的手当即流满了血，像鞭子似地垂了下来。沃龙错夫惊魂方定，清醒过来，抓起从匪徒手中落下的自己的枪，又把那家伙摔到地上。

　　第一声枪响的时候，罗什金睁开了眼睛，感到谁也没有抓住他。他的右手仍然紧握着刀。身旁躺着的科斯加昏迷不醒，查别林忙着擦去他那越来越苍白的脸上的血迹。周围正沸腾着搏斗。

　　罗什金振作精神，向门爬去。他已经到了门坎旁，谢尔盖发现了他。

　　“抓住罗什金！”他向查别林喊了一声。

　　查别林赶紧转身，但是罗什金已经到了门外。他仍然晕晕乎乎，勉强站起身，扶着栏杆，慌忙地向台阶下走去。查别林紧跟着纵身出门，毫不迟疑地跃过几级台阶，扑到罗什金肩头上。匪徒已再也无力反抗了，查别林抓住他的手，将其拖回屋内。

　　此时，谢尔盖已捆好自己的对手，并帮助了沃龙错夫。然后他跑去看尚未苏醒的科斯加。沃龙错夫则奔入库普采维奇的房内。

　　他在这儿首先看见的是库普采维奇的胖身体，仰面倒在打翻了的桌旁，手脚都被紧紧地捆住了。地板上，在一滩血迹里躺着死了的弗莱达，它面前站着特维尔多赫列波夫，他的脸由于痛苦变得僵化了。这儿也进行过一场格斗：原来，库普采维奇挣脱了手。

　　沃龙错夫叹息一声，紧紧搂住特维尔多赫列波夫的双肩，然后阴沉地看着库普采维奇因恐怖而歪曲发红的脸，向大箱子走去。他以自己想象不到的力量将沉重的大箱子推到一边，打开出入孔，将刑侦局的其他同志放进室内。

　　很快，一切都结束了。一辆汽车把科斯加·格朗宁送到医院去。另一辆车载着罪犯们开往刑侦局。

　　现在，谢尔盖发布着各种命令，人们绝对服从地执行着。这一切对大家，以及对于他本人来说，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形成的。

　　沃龙错夫在走廊上拦住了谢尔盖，他激动地，看来是头一次忘了自己嘲讽的语调，说：“谢辽申卡，是你救了我这个笨蛋的命。这是我给你的手。”

　　“去你的吧！”谢尔盖发窘地回答他，“亏你说得出口。”

　　……傍晚之前，谢尔盖消除了住宅内这场搏斗的所有痕迹。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没能帮助他，她躺在沙发上，神经质地哽咽着，一只手摸着胸口。谢尔盖已经给了她两次药，现在房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缬草酊滴剂味儿。直到卡佳回来后，她才终于起身，胆战心惊地四面张望着上厨房去了。

　　安东尼娜下班回来后，人们简短地通知她说，民警局来人将她丈夫逮捕了。对卡佳也是这么说的。

　　谢尔盖整个晚上都坐立不安：“科斯加活着吗？他感觉怎么样？”卡佳起初是惊奇地注视着他，后来转为忧虑，但犹豫着什么也没敢问，可最后终于忍不住了，等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一走出房间，就抓紧时机，走到谢尔盖身边，问：

　　“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只是要说实话，要不然……要不然就根本别说。”

　　谢尔盖凝视着姑娘那惊慌失措的脸。“她是爱他的。”他心中猛地闪过这个念头，随即打定了主意。谢尔盖握住她的手，尽量说得安详、柔和些：“瞧，卡佳，是这么回事。科斯加的情况很不好，今天被送到医院去了。如果你想……”

　　“什么？！”姑娘的目光中反映出绝望的神情，“科斯加？不可能！等一等，等一等……”她痉挛地紧捏着他的手，突然果断地说：“我到他那儿去！他在什么医院？现在就告诉我！”

　　“太晚了，卡佳。”

　　“怎么晚了？”她茫然地呆住了，睁得大大的眼睛紧盯着谢尔盖，“为什么会晚了？”

　　“你没有听懂我的话。只不过是已经快十点了，你能上哪儿去？还是明天……”

　　“不，不！现在……就是现在……”

　　卡佳啜泣着，开始仓促地穿衣服，不时地擦去面颊上的泪水。谢尔盖也不去劝阻她。

　　这时，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走进屋来，卡佳已经扣上了大衣纽扣。

　　“卡佳，天这么晚了，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呀？你这是怎么啦？哭什么呀？”

　　“我……我……我的一个朋友病了，”卡佳含混不清地说，“我去他那儿……上医院。”

　　“可是太晚了呀，孩子。哎哟，天哪，别哭了！你的朋友一定不会死的，明天去看他吧。”

　　“您说什么呀，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怎么能等到明天？”

　　“让她去吧。”谢尔盖支持她说，“她的朋友病得很厉害。”

　　“可是你瞧，外面多黑呀！又是一个人！”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反对得不很坚决，并开始帮卡佳找手套。

　　这时，谢尔盖在一块纸片上写了医院地址，然后想道，卡佳身上钱可能不多，而她又必须坐出租汽车去，好快一点到。他自己也被迫不及待的心情笼罩住了，于是连忙跑回自己的房间，在箱子里取些钱，连同地址一起给了卡佳。

　　“要钱干什么？我自己有。”

　　“拿着吧，坐出租汽车去。还有一件事。”他压低声音说：“从那里给我打个电话，说一个字就行。好吗？”

　　“行，行。好，我去了。唉，谢辽申卡，谢谢你！”猛然间，卡佳脱口而出，接着她就慌慌张张地向门口奔去。

　　“天哪，连名字都弄混了！”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担心地说，“大概她的朋友叫谢廖沙吧？我还真不知道，她有这么个朋友。”

　　夜里十二点左右，卡佳来了电话。

　　“他活着。不停地说胡话。”谢尔盖勉强辨别出姑娘上气不接下气的哭腔，“我留在这儿了。这里还有他的同志们。有医生守着。”

　　“好，明白了。明天到学校之前还回家吗？”

　　“我不知道，谢辽申卡。我不到学校里去……我……我什么也不知道。”卡佳抑制不住，大哭起来。

　　“别哭了！”谢尔盖在电话里生气地对她喊，“听见没有？像你这样大哭大闹地，人家会不让进病房的。”

　　这时，安东尼娜探头到走廊上来看，她的脸色十分忧虑，眼睛和鼻子通红。

　　“卡佳到哪儿去了？”她怀疑地问。

　　“一个朋友生病，她上医院去了。这不，刚打电话来，说是要留在那里看护病人。”

　　“天啊，天啊，到处都是不幸，到处都是！”安东尼娜哭诉起来，“到底是为什么要遭这个罪哟，嗯？我的那个也是……唉，谁要他那个寄生虫吗？其实我早就和他这个混蛋说过：‘工作吧！’可是他……您是怎么看呀，科利亚，为什么要逮捕他？他们什么都没有说吗？”

　　谢尔盖考虑到，她迟早会知道丈夫被捕的情况，他的隐讳只会引起怀疑。于是就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说给她听，不过把自己说得好像是坐在家里，听见了门外发生的一切事情。谢尔盖叙述时，带着掩饰不住的恐怖，以致安东尼娜对他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

　　“可是现在会怎么样呢？科利亚，怎么办呢？也不知道把这个鬼带到哪里去了？我明天到哪儿去找呀？这个死鬼叫我倒尽了霉。该死的下流胚！……”

　　安东尼娜怨恨地骂着丈夫，并且骂了很久。

　　这一夜，谢尔盖辗转不能成眠。

　　第二天一早，他接到了从伊尔库茨克拍给尼克莱·斯维特洛夫的电报。急电召他回厂。心绪不佳的谢尔盖只好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了波里娜和安东尼娜两个人：他迫不得已只能与卡佳不辞而别了，因为飞机三小时后便要起飞，他已经预定了机票（在谈话前她们就听见谢尔盖在给机场售票处打电话了）。

　　分别的场面如此动人，以致两个女人都还掉了点眼泪。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不能离家，她要等卡佳。但安东尼娜自告奋勇地把他送到专运旅客上机场的大客车上去了。显然，就在这种时候她还记着丈夫的训令。

　　谢尔盖懂得这一点，因此在车站上与安东尼娜告别时说，想请她带一个便条给卡佳。匆忙中，他在早上接到的电报纸背面写了几句话。正如谢尔盖所料，安东尼娜回家后，不仅好奇地看了便条内容，也看了电报，终于彻底相信电报的真实性了。

　　……两小时后，谢尔盖已置身于左托夫的办公室里。

　　“哈，你好，科尔舒诺夫，你好！”左托夫一面亲热地欢迎他，一面笨重地从安乐椅里抬起身来，好与谢尔盖握手，“就是说，从幽禁生活中脱身了？回家了吗？”

　　“没有。我是从飞机场直接到您这儿来的。格朗宁怎么样？”

　　“不好，伤了肺。他还是人事不省，说胡话。”

　　“卡佳在他那儿吗？”

　　“是，在他那儿。一个很好的姑娘。好，是这样，科尔舒诺夫，首先祝贺你模范地完成了任务。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这暂时还是个秘密。”左托夫狡狯地眯缝起眼睛继续说道，“根据上校的命令，决定撤消你的处分。瞧，本来你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但是不可能。”他担心地又说：“我简短地讲几句让你熟悉一下案子的情况。审讯了罗什金，当然喽，他是什么也没有招出来，只是咒骂自己，说不该到莫斯科来，还说低估了莫斯科刑侦局。但是在他身上搜出很大一笔款子，五千卢布，还有一张应该说是奇怪的收据。显然，该有一个人在上面签字，但还没有签。罗什金应当根据签字把钱交出去。所有这一切目的何在？对此我们还一无所知。此外，还没收了他一张马戏团的票。”

　　左托夫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小包，将它打开。

　　“看见了吧，这是钱，这是票，这是收据，念念看。”

　　在一张小小的纸片上，总共用蓝墨水写了两行字：“我收到依万·乌特金五千卢布。保证以工作抵偿。”

　　谢尔盖努力集中精神，将字据读了两遍。

　　左托夫看了看他那疲惫不堪的脸，严厉地说：

　　“现在回家去吧。我命令你好好地睡足。明天你还要执行任务。目前，我们有很多事要委托你做。要记住，最危险的匪徒依然逍遥法外。而且这儿又出现了个新的人物——依万·乌特金。他是个什么人呢？”

第八章 事件在发展

　　黑暗笼罩了宽阔的、陈设华丽的房间。只有房角一张圆桌上的台灯在绿玻璃罩下射出微弱的光。桌子周围的几张安乐椅上坐着三个人：懒洋洋的阿尔诺尔德嘴角上潇洒地含着支雪茄；瘦高个子拉斯加卡也夫穿着整齐的黑色西服，打着蝴蝶结式的黑领带，他的脸上一直有一种傲慢和轻视的表情；胖胖的卡莫夫衣着散乱而马虎，颈上打着色彩鲜艳的领结。三个人都坐着，显得既严肃又聚精会神。

　　“我们今天的聚会是为了判决叛徒。”阿尔诺尔德终于发言了，“既然这个家伙向我们进行了挑衅，那她就应该受到惩罚。”

　　“别拖延，阿尔诺尔德，”拉斯加卡也夫刺耳地说，“去他妈的修辞吧！”

　　“请别粗暴。”卡莫夫恼怒地鼓起肥厚的嘴唇。

　　“注意，”阿尔诺尔德严厉地说，“叛徒就是叶莲娜·奥斯摩洛芙斯卡雅。我们曾给她时间，促其反悔，可惜，毫无成效。现在我们判她什么罪？”

　　“死刑！”拉斯加卡也夫恶毒地说，他为自己过人的残酷而十分自豪。

　　一听这话，卡莫夫那肥胖的面颊就神经质地抽动起来，他猛然跳起，双手紧压住肥软的胸膛，像吟诗似地说：“彩霞将尽，这有多么美，但人不能加速它的尽期。我们不能去扼杀生命。”

　　“不，死刑！”阿尔诺尔德仿效着拉斯加卡也夫喊道。

　　“伙计们，你们疯了！”卡莫夫突然激动地说。

　　“住口！”拉斯加卡也夫粗暴地打断他，转向阿尔诺尔德说道：“写判决词！两票对一票——同意死刑。写吧。”

　　阿尔诺尔德拿过来一张纸，取出自来水笔，皱皱眉头，就写了起来。

　　卡莫夫焦躁地在安乐椅上扭动着，一只手揪扯着领结。他那双长得很大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怖和茫然的神情。他终于跳起身来，吞吞吐吐地说：

　　“我……我并不是自卑自贱……其实，我只不过……只不过害怕。你们……你们打的什么主意呀，嗯？谁……谁去行凶呢？你吗？”他望着拉斯加卡也夫。

　　拉斯加卡也夫力求回答得果断、短促、强硬，很显然，卡莫夫的问题使他感到不安。

　　“那倒不一定是我，老爷们作出决议，发布命令，而完成它的是群众。”

　　“那么，可总得有具体的人呀。”卡莫夫坚持说，“群众——这是个不明确的、抽象的概念。可是谁去干这个……凶杀呢？”说到最后两个字时，他浑身一抖。

　　“对，关于这一点要考虑考虑。”拉斯加卡也夫沉着地表示同意。

　　“唉，现在要有格列洛夫就好了！”阿尔诺尔德出人意料地说，“他对我说，他认识一些人。当然喽，是败类，但是……”

　　“好主意！”拉斯加卡也夫说，“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和格列洛夫坐在咖啡馆里，他把一个姑娘指给我看，是他的女朋友。她认识那些人。可以通过她……”

　　“我不同意！”卡莫夫歇斯底里地喊，“我不能够！我受不了这个！我是诗人，不是……不是……”

　　他话没说完，整个神情就已经表现出无比的恐惧。

　　阿尔诺尔德眼中却闪起凶恶的光芒。

　　“不，不行！我那时已经对她说过，我们要报仇。她把我……把我们叫成‘傻瓜’。这里不能让她白白过去的。听着判决词。”

　　他读了起来。卡莫夫毛骨悚然，坐立不安，胖脸也变了颜色。拉斯加卡也夫不时看看他，一面在房内踱着步，一面欣赏“口水诗人”的惊恐，他是这样称呼卡莫夫的。

　　阿尔诺尔德读完后，转向其他两位，郑重其事地说：“请在判决词上签名！”他第一个签了名。

　　在他之后，拉斯加卡也夫立刻神态坚决地签了名。然后两个人都看了看卡莫夫。

　　“伙计们……”卡莫夫哀求地拖长声音说，“要我夹杂在里面干什么呢？”

　　阿尔诺尔德站起身来，姿态优美地鞠了一个躬，以揶揄的口吻说：“望俯允所请，签署判词。”

　　“怎么样！”拉斯加卡也夫站到卡莫夫面前，威胁地说。

　　卡莫夫畏惧地从安乐椅上站起来，靠近桌子，抓起笔。

　　“还有一个问题。”拉斯加卡也夫又开始在房内踱来踱去，“在那种人的圈子里也有自己的规矩。他们什么事都不肯白做的。”他做了个厌恶的手势，“要答应给他们钱。”

　　“这是对的。”阿尔诺尔德同意说。他看看表，说道：“来，快点决定吧。半小时后我们的人就要聚会了。”

　　“我们的人……”拉斯加卡也夫轻蔑地冷笑道，“来不来还是问题呢。自从那次会议以后，在学校里他们甚至害怕和我们接近。”

　　……第二天晚上，阿尔诺尔德和拉斯加卡也夫到“小燕”咖啡馆去了。两个人都有些胆怯，但都不敢承认这一点。

　　拉斯加卡也夫很快就认出了卓娅·罗什金娜，使眼色把她指给阿尔诺尔德看。他们商量了一下，便改坐到她所照料的桌子上去，开始耐着性子等着。卓娅终于走到他们面前，递过菜单。

　　“格列洛夫问您好。”阿尔诺尔德稍稍犹疑了一下，低声说。

　　卓娅以好奇的目光向他扫了一眼。

　　“哎哟，真要命！”她卖弄风情地喊道，“您怎么认识他的？”

　　“他是我们的朋友。”拉斯加卡也夫严肃地回答。

　　“那又怎么样呢？”

　　“他说过，假如有什么事，可以找您。”阿尔诺尔德继续说，显然已经无法维持那种高傲的腔调了，那是他们决定和她周旋时所采取的，“我们需要和您的朋友们谈些事情，我们有个请求，还准备了钱。”

　　“哎哟，真要命！你们后天，星期天，来吧。我也许把你们介绍给米佳。”

　　“行。”拉斯加卡也夫同意说，“走吧，阿尔诺尔德。”

　　“不，别忙！”卓娅连忙反对道，“请订点东西吧。看看你们是多大的财主。”她狡猾地补充说。

　　她离开后，阿尔诺尔德俯身到朋友耳旁低声说：

　　“她明明是暗示要我们给以报酬。只好给些报酬了。”

　　拉斯加卡也夫点了点头……

　　紧接着的两天，他们俩都心神不定，甚至不能迫使自己到学校去，害怕碰见莲娜。事实上，这正意味着即将在咖啡馆进行的会面已要从空谈变成行动了。他们两个人此刻都很清楚，过去只不过是消遣娱乐，如今已是……虽然如此，在碰头时，他们彼此还在企图炫示自己的坚决果断。但是，到了这天晚上，在去咖啡馆之前，阿尔诺尔德首先支持不住了。

　　“万一他们被抓住了呢？”他一面神经质地问，一面在镜前打领带。

　　拉斯加卡也夫好像正在等这个问题。

　　“这关我们什么事？谁会相信他们？”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担心地问：“你钱拿到了没有？”

　　“拿到了，走吧。管他呢！”

　　“行，你可别太胆怯了。”

　　“你说我吗？嘿！”

　　他们步行前往，本能地尽量延缓那恐怖的时刻——去会见某个来历不明的米佳。

　　咖啡馆里拥挤不堪。阿尔诺尔德和拉斯加卡也夫只好等着空出单独的桌子。他们终于坐了下来，提心吊胆地四面张望着。起先没有看见卓娅，但很快她就在大厅的尽头出现了，可随即就又消失了，一会儿又双手拿着托盘出现了，不过没有到这一对朋友面前来，虽然阿尔诺尔德发现，她已经看见他们了。

　　这时，另外一个女服务员给他们拿来了菜单，他们就随便要了些东西。两个人都不断地抽着烟。

　　“等这家伙来了的时候，”拉斯加卡也夫耳语说，“你和他说话时，一定要让他立刻感到我们和他之间的差别。”

　　“放心吧。”

　　他们继续惊惶不安地期待着。

　　最后，卓娅从他们身旁走过时，头也不回地低声说道：“米佳马上就来。”

　　又过了约摸二十分钟。他们两个勉强啜饮着咖啡，两盘甜食纹丝未动：两个人都一点儿东西也咽不进去。

　　这时，卓娅又出现了。她身后蹒蹒跚跚地跟着个身材不高的、粗壮的小伙子，翻鼻孔，样子很和善，衣着浮华而粗俗。他走近他们坐的桌子，很不友善地问卓娅：“这两个人？”

　　她点点头便走了。

　　小伙子不客气地坐到桌旁，眯缝起眼，用猜测的目光打量着阿尔诺尔德和拉斯加卡也夫，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盒名贵的香烟，说：“喂，你们好，敬爱的！我向你们致敬了。”

　　他的这两个新朋友都严肃而彬彬有礼地问了好，但态度中却露出掩藏不住的厌恶和顾虑。

　　米佳对这两个人都不喜欢。“不劳动的纨绔子弟。”他暗自忖度。但“老爷子”的训令是不容违反的，他粗鲁地恶声说：“开诚布公地说吧，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对您有个请……委托。”阿尔诺尔德起初迟疑不定地说，但在拉斯加卡也夫嘲讽的眼光下，匆忙改用了傲慢的语调问道：“想赚钱吗？”

　　米佳微微一笑：“往下你还要说些什么呢？”

　　“不，您想吗？”阿尔诺尔德坚持地说。

　　“别转弯抹角！”米佳生气地回答说，“我不喜欢这一套。直接讲要干什么吧！”

　　“我们需要您执行我们的判决。”阿尔诺尔德装腔作势地拍了一下自己上衣的口袋。

　　“判决？好，请说吧。或者我们来读一下吧。”

　　“这一点没有必要。”拉斯加卡也夫插进来说，“判决是这样的：死刑。”

　　“瞧你！”米佳更惊愕了，“那么你们想干掉谁呢。”

　　“一个女人！”

　　米佳整个内心都抽搐了一下。“嘿，坏蛋！”他脑中一闪而过，“大概是因为争风吃醋才想把姑娘害死。”但想起了“老爷子”，他抑制住了自己。

　　“那么你们想干掉的人究竟是谁呢？”他问。

　　“首先您得在原则上同意。”阿尔诺尔德郑重其事地宣称，“然后我们再说名字，同时您可以得到五百卢布。”

　　“就为这个沾一手腥？”米佳轻蔑地眯缝起眼睛，“自己干吧。”

　　“随便。”阿尔诺尔德满不在乎地耸耸肩，“但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用劳动才能得到。”

　　米佳听见这几句话，怒火直往上冒。“看看你们的嘴脸就知道你们的钱是怎么赚来的，混蛋！”他想说，但又忍住了。有一个念头安慰着他：“为这么半点油水‘老爷子’是不会沾手的。”但是应当把一切都打听清楚。米佳的视线滑过阿尔诺尔德的上衣，猛然想出了主意。他安详地说：

　　“同意是没有问题的。为咱们的交情先喝点吧。”

　　“行，这是应当的。”拉斯加卡也夫回答。

　　这天晚上他们喝了很多，米佳甚至有几次想要拥抱自己的新相识。

　　一直到咖啡馆关门的时候，他们才摇摇晃晃地走到街上，约好两天后仍在这儿见面。米佳答应给他们肯定的答复。

　　他们终于分手了，米佳冷笑地望着他们向远方走去的背影，然后走到闪耀着灯光的商店橱窗前，从口袋里抽出那张折叠着的纸，聚精会神地读了几遍，接着愤怒地唾了一口，将纸藏好，便回家去了。现在他确信，这个晚上白白地度过了。“谁会和这些臭纨绔子弟往来呢？”他在路上想。他心中充满了别的麻烦事和忧虑。

　　可是米佳又大大地失算了，这已是他近一个时期以来第若干次的错误了。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有人摘下了听筒。

　　“谢尔盖！桑德列尔找你。”

　　桑德列尔那宽敞、严整的办公室这些日子来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在收拾得很整洁的桌子上，靠近大墨水瓶的地方，放着削得尖尖的一堆彩色铅笔和绿色厚文件夹。保险柜的门上插着一串钥匙。

　　桑德列尔轻快地从安乐椅上抬起身来，握了握谢尔盖的手。

　　“那么，”他一只手拍拍放在面前的文件夹说，“咱们继续研究‘形形色色’的案件吧。在格朗宁养伤期间，我任命你为侦查组组长，负责侦破这个案子。我们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搏斗。我希望你一开始就注意这么一件事。”

　　他打开文件夹，翻着文件，然后抽出一张搜查罗什金时没收的马戏团的票。

　　“这张票能向你说明些什么问题呢，科尔舒诺夫？”

　　谢尔盖不忙作答。

　　现在，他在不知不觉中已养成了冷静地考虑自己的话的习惯，变得善于仔细而从容不迫地斟酌事情的真实情况了。只有在和同志们争论得极其高兴和热烈时，或是在困难而危险的环境中需要迅速地反应和决定行动时，才会表现出往日的狂热和急躁。桑德列尔再一次满意地、悄悄地注意到了这一转变。

　　“我认为，”谢尔盖审慎地说，“罗什金准备昨天在马戏院和某个人见面。也许，是和‘老爷子’，依果尔不也在那里和他碰过头吗。”

　　“正是这样。好，还有呢？”

　　“现在还很难说。”谢尔盖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

　　“你去过马戏院吗？”桑德列尔笑着问道。

　　“很久了，还在战争以前。不过这和正事无关。”

　　“你错了。”桑德列尔摘下眼镜，“瞧，我也是好多年没有去过马戏院了。但是，就在不久前却打算去看看。我有一个孙子，七岁了，上一年级。每逢星期天我和我的老伴总是把他带到自己这儿来。和他玩，读书啦，用‘设计师’积木搭一些各式各样的玩意儿啦。不过所有这些书和‘设计师’我一概不让他带回家去。要不然，只要他一拿走，以后，星期夭你就别想把他叫来了。可是我们，老年人，没有这个调皮鬼就寂寞得很。”

　　桑德列尔脸上现出柔和而略有些不好意思的表情。但他立刻察觉到了这点，生气地哼了一声，改用谈工作的口吻说：“于是我决定让我的尤尔卡高兴高兴——去买几张马戏票。请注意，是买星期天的。我星期六想起了这件事。但是，请你相信，我走遍了半个莫斯科，也没有弄到票。原来，票得预先买。懂吗？”

　　“是，懂。”谢尔盖点点头。

　　“懂什么？”

　　“罗什金有星期天的票，但他是星期五才来到莫斯科的。他当然不可能在城里闲逛，也就是说他自己不会弄到票。”

　　“对，对。”桑德列尔满意地答应道，“往下，再往下说说看。”

　　“就是说，有人供给他这张票。”谢尔盖翻弄着手上的票，不慌不忙地继续说，“但是这个人预先并不知道罗什金会出现。因此，他的票是经常留在手上以备万一之用的。而且他不是在城内什么戏剧院售票处买的，而是直接在马戏院弄到的。这儿没有售票处的印。”

　　“还要记住一件事，”桑德列尔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谢尔盖的思考过程，补充说，“依果尔的两张票也是直接从马戏院弄来的。这是‘老爷子’给他的。瞧，这票上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谢尔盖聚精会神地观察着票。在票反面的角落上，有勉强看得出来的刮痕。

　　“这儿有人用橡皮擦过。”

　　“正是这样！你的眼睛非常好，科尔舒诺夫。我只有用放大镜才看得出这个地方。那么你做个结论看。”

　　“结论？好，现在就把它做出来。”谢尔盖沉思片刻说：“第一，这个人多半是‘老爷子’。其次，他和马戏院有联系。要不然，他为什么每次都直接到那儿去弄票？他满可以在街上，地下铁道，或是区售票处买。还有，就是这个被擦过的地方。这儿大概用铅笔打过记号。有时做这种记号，是为了把票留给某个自己人，例如给马戏团的同事。”

　　“很好！我简直就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地方了。现在你明白‘形形色色’案件侦破的新方向了吧？”

　　“马戏院？”谢尔盖果断地再问。

　　“马戏院。”桑德列尔点点头，“应当对那儿所有的人进行审查。要非常小心，除了那儿的干部科科长外，不能引起任何别人的注意。马戏院的工作人员很多，可以采取排队的方法。要以下列材料为根据：第一，我们已经熟悉‘老爷子’的特征。第二，住址。我们在和一个惯匪周旋，他一定选择安静的、远离中心区的地方住下，以便遇事仍可高枕无忧，或是及时潜逃。第三，也许女售票员能想起来她给哪些同事留了星期天的票。第四，注意依万·乌特金这个名字，恰好，我们有他的笔迹。大致就是这样。立刻着手工作吧。”桑德列尔看看表：“现在是十一点半，马上就带两个助手出发，天黑之前，我这儿应当放着引起你任何一点怀疑的人的全部档案。”

　　谢尔盖专注地听着。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记录下所有应当回答的问题，所有在工作中应当防止的情况和细节。但左托夫耐心地使他改变了这个习惯。因此，现在谢尔盖非常感激左托夫，他已学会轻而易举地记住一切事情，从漫长的谈话直到别人偶然说的只言片语。

　　“有问题吗？”桑德列尔问。

　　“一切都清楚了。我只是想，还要查明马戏院的工作人员中有谁今天没有上班。罗什金被破获后，‘老爷子’很可能不会来。”

　　“不错。你使我很高兴，谢尔盖。”桑德列尔微微一笑，“好，现在动身吧。”

　　谢尔盖带了罗巴诺夫和沃龙错夫。二十分钟后，三个人已经到了马戏院附近。他们在这儿分手，在各种借口之下，一个个地走进了通向二楼行政管理处的门。

　　在干部科科长办公室里，一个胖胖的高个子女人接待了他们。

　　“同志们，我现在就把全部档案给你们拿来。”她站起身来说，“你们在这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好了。这是钥匙，可以把门锁上，免得别人妨碍你们。”

　　“我还有件事麻烦您，”谢尔盖对她说，“让他们开一张今天没上班的工作人员名单给您。其次，是不是可以问一下女售票员，她替哪些同事留了昨天的戏票。也许，她还记得？所有这些事您比我们做起来方便得多。自然，得找一个恰当的借口。”

　　厚厚的一包人事档案被分为两半。沃龙错夫和罗巴诺夫作了第一次选择。他们将选出来的档案交谢尔盖作最后确定。

　　工作进行得迅速而顺手，三个人都善于工作。天花板下袅袅地盘旋着一层青蓝色的烟雾。只有谢尔盖偶尔的评论和罗巴诺夫快活的辩驳打破了沉寂的空气。

　　薄暮渐渐地爬上窗户，屋角上愈来愈暗了，热衷于工作的这三个朋友却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

　　最后，工作结束了。沃龙错夫叫来了汽车。谢尔盖将选出来的一包档案仔细捆好。其中的一份，谢尔盖研究它时，猛然感到自己的心剧跳不已。相片上，一个蓄着胡子，睁着微微凸起的大眼睛的瘦老头儿凝视着他。干部科科长给谢尔盖的两份名单里都列有这老头儿的姓名。

　　当谢尔盖跨进办公室，去向桑德列尔报告时，已快七点钟了。

　　“怎么样，科尔舒诺夫！好吧，看看你的收获如何吧。”

　　他们开始审查档案。

　　在轮到谢尔盖特别注意的那份档案时，桑德列尔出乎意料地皱起了眉头，他戴上眼镜，极其注意地端详起相片来。然后看了谢尔盖一眼。

　　“为什么在我拿到这份档案时，你这么注意？”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谢尔盖承认说，“不过这儿的确有些令人怀疑的地方。”

　　桑德列尔笑了笑。

　　“这就是所谓的直觉。至于这位公民……”他看了看履历表，“公民格里高利耶夫，那么……”

　　桑德列尔重新审视着照片。

　　“不，我没有弄错，这是赫赫有名的‘老板’。难道他改了绰号？盗贼很少有这么做的。对，这是‘老板’！从前，他曾经耗费过我许多不眠之夜。‘老板’……一个危险而经验丰富的罪犯……他生于华沙，是个税务官的儿子，一九一七年迁居我国。当时正值十月革命之际，资产阶级纷纷弃家逃窜，新政权尚未巩固。‘老板’很快就在莫斯科立住了脚，表现得奸猾过人，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已成了一个大匪帮的头目。他策划了和莫斯科刑事侦查局侦查员对抗的一系列战斗。他手上沾满鲜血，卑鄙勾当真不知干了多少。后来我终于扰到了他的来踪去迹。但他对我也摸了底，开始安排陷阱，进行了殊死的决斗。可是，有一次，我终于战胜了他。我们抓住了‘老板’。不幸的是，我当即接受了另一任务，离开了莫斯科。这个坏蛋碰到了个不十分老练的审讯员。‘老板’假装成是个头脑简单、缺心眼的人，承认了一个案予，却掩盖了主要的罪行。结果只判他十年徒刑。期满后他就像石沉大海一样，失去了踪影。这时，他的案子已经真相大白，但这些年来一直未能找到他的下落。可是现在……”

　　桑德列尔又沉思起来，机械地排列着桌上的铅笔，然后说：

　　“不能浪费时间。现在就和中央档案室联系，要他们立刻把绰号‘老板’的全部资料都找出来。这张相片要放大，并交特技科鉴定。让他们确定它和‘老板’相片的相同点。年代实在已经太久了。执行去吧，科尔舒诺夫，快点回来。”

　　谢尔盖匆忙出来了。他的内心仍然由于喜悦和焦灼而颤抖着：他们总算是探出了这个不可捉摸的“老爷子”的足迹！现在他再也逃不掉了！地址已经查明，而“老爷子”，自然喽，他还一无所知，什么也不会怀疑的。

　　谢尔盖穿过大院子，走上一幢不高的、微微发黄的楼房的二层，这儿设有特技科的各个化验室。在朝着宽阔的长走廊这面的门上，挂着一块块的小木牌：“化学室”、“生物室”、“物理室”、“弹道室”、“指纹室”，伸向走廊的深处。

　　当谢尔盖回到桑德列尔的办公室时，桑德列尔正坐着沉思冥想，机械地移动着桌上的铅笔。看到谢尔盖后，他从容不迫地说：“我刚刚想起有关这个‘老板’，也就是‘老爷子’的一些有趣的细节。他是个狂热的搜集家，简直是个疯子。你猜猜他搜集些什么？鸡心项链。金的、银的、嵌有宝石的。他后来自己向我坦白了这点。他宁愿每天只吃黑面包，把所有的钱——他已经有很大一笔钱——都投到搜集上来。这种毫无意义的贪欲完全将他吞噬了。事实上，在辨识‘鸡心’方面，他成了稀有的专家，和各个古玩铺的售货员都有联系，而且不仅在莫斯科。奇怪吗？”

　　桑德列尔看到谢尔盖脸上迷惑不解的神情，笑了笑说：“的确，是个少有的怪物。”

　　“更奇怪的是，您居然把这么琐碎的事都记住了。瞧，已经过了多少年啦！”

　　“不得不记住，职务要求记。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像这样的琐事也可能会有用的。而且像‘老板’这样的贪病已经是无法治好的了……”

　　“我们什么时候去逮捕他呢？”谢尔盖迫不及待地问。“地址我已经抄下来了。”

　　“要一辆汽车，马上就到这个地址去吧。”桑德列尔吩咐说，“小心查明，谁住在哪里，主人是否在家。要非常小心。你懂得我说的话吗，科尔舒诺夫？”

　　“是。”

　　……谢尔盖回来时，气愤而烦恼。

　　“那儿什么人也没有。”谢尔盖阴郁地向桑德列尔汇报，“门上挂着把大锁，邻人说，主人从昨天起就没有露过面。”

　　“我早就猜到了，”桑德列尔冷静地说，“你可以相信，他再不会到那儿去了，也不会上班了。罗什金的失踪吓住了他，现在他躲到某个新巢穴里去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最近就要抓住他，完全用另外一种方法。”

　　皮特很不满意自己。他到莫斯科来已经是第五天了，但还没有着手去完成主要的任务。的确，他招募了一些满不坏的谍报人员。例如，一个“老爷子”就可以值多少呀！但罗什金到哪儿去了？昨天皮特白白地在马戏院等了他好久。难道真发生了什么事儿？

　　他从从容容地在住宅附近，沿着深雪上踏出来的小径徘徊。大片大片的雪花一连落了两天。天渐昏黑，四周的房屋都已点起灯火。由于潮湿，皮特打了一个冷战，他向台阶走去。

　　这已不是上星期五罗什金带他来的房子了。它位于莫斯科的另一个尽头，在喧闹的公路旁边，夹杂在刚落成不久的高大而明亮的楼房中间。每到晚上，皮特在这个小院子里便感到好像是置身在闪闪发光的深谷底层。这是不愉快的感觉，但不论是皮特还是“老爷子”，都没有回旧住宅的打算。

　　皮特决定，他再也不多等了。不管罗什金发生了什么事，任务一定得完成。皮特不想让自己的前程受到影响。抢劫舒宾斯基住宅的计划他早就拟定好了。

　　皮特未脱外衣，穿过昏暗的、无人照管的厨房，摸索着打开低矮的、嘎吱作响的房门。“老爷子”正伏身在一张缺角的桌子上，眼睛死死地凝视着一个地万，慢慢地咀嚼着一块黑面包和几片廉价香肠。一盏昏暗的、没有灯罩的电灯，像一条长蛇似地从他头上的天花板上垂挂下来，电线已经破损不堪。

　　皮特皱起眉头，气恼地将大衣丢在床上，坐到桌旁。

　　“你就不能再弄点别的什么来待客了吗？”他不满地问了一句，而后便开始用饭。

　　“敬爱的，上帝赐给我什么，我就用什么装饱肚子。”

　　“上帝……你实在吝啬到了极点！好几千卢布你都藏到哪里去了？想死后在天堂里买块地方吗？”

　　老头儿沉默不语。他吃完后，聚精会神地把撒在桌上的面包渣儿都拾起来，再送到嘴里。皮特又皱起了眉头。过了一会儿，他果断地说：“这样吧，我决定不等罗什金，先开始动手了。整个情况现在还不忙告诉你。不过我需要一辆汽车和两个可靠的小伙子。这一点你保证给我弄到吧。你就说我是自己人，同行，案子也是普通的。只说我们要抢一家住宅，就完了。明白吗？”

　　“那还不明白！可是把谁给你呢，阁下？简直想不出办法。刑事侦查局把人都给搞光了，鬼晓得……是哪两个混蛋跟罗什金走了。哎哟哟！是列尼卡·伙伙尔和依万·费克拉。还有谁呢？好，我把费奇卡·杜宾给你。这是一个。另一个……”

　　老头儿沉思起来，不慌不忙地从一个四周烧焦了的旧烟嘴上慢慢地吸着一支揉皱了的烟。

　　“米佳马上就要到我这儿来。昨天我派他干一件事去了。就用他吧？不过老实对你说，我对他有些怀疑。已经发现了某些情况。但是，他休想活着逃开我！”

　　皮特不满意地摇摇头。

　　“那我要你这个米佳有什么用？”

　　“再也没有人了。至于汽车：我想找一个熟人。他曾经给我们效过劳。”

　　谈话不知不觉地转到了别的事情上。

　　“喂，你的妈妈怎么样了？”“老爷子”问。

　　“现在这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事了。”皮特挥挥手说，“地址已经查清楚，明天我们就可以彻底解决。正好，你把米佳带着。也许要派他到什么地方去。”

　　还没到十一点，米佳就来敲窗户了。皮特慌忙躺到床上，盖上大衣，假装睡着了。

　　“你不能晚一点再来吗？”“老爷子”替米佳打开门，生气地问，“大概，还在和卓娅纠缠吧？不要为了鬼女人把正事给忘了。瞧我跟你没完！”

　　“我和卓娅的事已经完了。”米佳阴郁地反驳道，“我才不需要她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老爷子”不怀好意地看了他一眼，“另外找了一个？”

　　“虽然没有另外找一个，可是我们工厂里比她好的有的是。”

　　“瞧你说的，‘我们工厂里’！”“老爷子”讥讽地装了个怪相撩拨他。接着又严厉地补充说：“来谈谈昨天的事吧。”

　　他们坐到桌边，米佳故意放纵地抽烟，然后轻蔑地说：

　　“喂，我去过了。一对奶娃子，倒挺会装腔作势！真想打掉他们那副嘴脸，可又不愿意沾污了手。”

　　“找你去是为了什么事？”

　　“想干掉一个姑娘，女叛徒。出卖了他们的一个什么组织。他们居然还写了一份判决书。真有趣！那两个家伙以为我们为几百个卢布就会沾手呢。该死的纨绔子弟！”

　　“组织？”“老爷子”不相信地反复问。

　　“你以为是什么？不相信？这儿，自己读读看。”

　　“老爷子”接过米佳手上的纸，起身凑到灯光下，将纸拿得离眼睛远些，专心读起来。米佳安静地抽着烟。“老爷子”读完后，坐了下来，但是没有把纸还给米佳。他咬着嘴唇深思了好几分钟，然后好像是继续在谈话似地自言自语说：“这儿还有本人签名，是他们的亲笔签名吗？”

　　“那还有错！”米佳兴致勃勃地回答，“格式完全对。”

　　“不错，不错……”

　　老头儿又沉思起来。后来他那淡紫色的薄嘴唇动了动，露出得意的笑容，两颊上聚起了细硬的皱纹，锐利的牙齿也露了出来。他若有所思地说：“行，就这样。我们把姑娘给干掉。”

　　“这是为什么？”米佳十分惊讶。接着又忧虑地补充说：“你别干这个吧。为几百卢布……”

　　“少废话，小狗崽子！”老头儿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才不稀罕他们这几个钱呢。”

　　“那又何必和他们牵连在一起呢？”

　　“你是不会懂这种事情的。”

　　“不，我能懂！”

　　“瞧吧！”“老爷子”用一眨也不眨的、微微突起的眼睛专注地盯了他一眼。

　　这眼光使米佳打了个冷战。

　　“那有什么呢，年轻人，就是跟你说一点也没关系，你或者能懂。走着瞧吧，这甚至还有益处呢。是这么回事，我倒不需要他们那点钱，我需要的是他们本身。明白吗？假如我们按照这个判决把姑娘干掉了，那就算妥啦！他们怎么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他们。要不答应，就用监狱威胁一下：我们手里有把柄，就说，可以随时将他们送到民警局去。结果他们就成了真正的凶手。明白吗？他们会替我们做事的。先要他们做一两次内线，那时再看吧。脚爪一陷到泥塘里，整个小鸟就完蛋了。”

　　“老爷子”一面从容不迫地低声讲着，一面欣赏着每个字的含意，他那一眨也不眨的灰白的眼睛，固执地试探似地注视着米佳，好像在监视他的每一个念头和每一个动作。

　　米佳听着老头儿的话，感到一阵茫然。模糊不清的、不可挽回的悲哀深深地渗透了他的心。而后，恐惧的情绪开始上涨：他不愿意，也不能去杀害一个陌生的姑娘。米佳突然恼怒起来：

　　“这件事办不到！那两个家伙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引诱过来。”

　　“用别的方法引诱不过来。”老头儿刺激他似地反驳说。

　　“我又不是傻子，”米佳充满敌意地翻着眼睛说，“我不干这种事。”

　　“你，也许，已经决定完全脱离了吧？”老头儿的话里隐含着威胁的意味。

　　“不，为什么……我只是想，另外的……”米佳惶恐地喃喃说着。

　　“哼，等着瞧吧。至于那个姑娘，那有什么，也许是真的让她留下来？”老头儿忽然出乎意料地让步说。

　　“要是这样，还好办些。”米佳苦着脸回答。但是现在，“老爷子”的话他一句也不相信了。

　　“就这样吧。”老头儿同意说，“你马上到费奇卡·杜宾那儿去，要他明天傍晚到我这儿来，至于你吗，明天午饭后和我们去做一件事，晚上得找一个人。我现在把这件事跟你说清楚。”

　　他开始详尽地解释目前米佳所应做的事。米佳不断地皱起眉头。

　　“今天是星期一，”“老爷子”结束说，“要他星期三，最迟星期四，晚上七点钟把车开到我指定的地方去。这件事也有你的份，和费奇卡，还有这个人一起。”他向皮特那面摆摆头，“要听他的调配。”

　　“他叫什么？”米佳不大友善地扫了睡觉的人一眼，问道。

　　“他的绰号是……”“老爷子”沉思片刻说：“绰号是依万·乌特金。一个很有名气的窃贼。好，全都清楚了吗？”

　　“全都会做好的！”

　　“这就很好，那么你走吧。”老头儿笑了笑，又好像顺便提起似地问：“工厂里的事情到底进行得怎么样？”

　　“暂时还没头绪，”米佳面色阴沉下来，“我还没有来得及。”

　　“好，算了。你这就走吧，走吧。”

　　老头儿几乎是和善地将米佳送了出去，然后仔细地锁上门，回到房内，看看皮特，见他已坐到桌前来，于是以阴森森的声调问道：

　　“听见了吗？”

　　皮特点点头，不满地反问道：“为什么硬要把他给我？”

　　“这个小伙子很危险。要把他干掉。”

　　“怎么搞？”

　　“这样。以德报德，以冤报冤。”

　　老头儿凑到皮特面前。

　　这一天莲娜从学校回到家里比较早。这是罕有的事：没有会议，没有补充作业和排演。

　　住宅里一片寂静：父亲上班去了。莲娜走进自己的房间，躺到沙发床上，用手垫着头。

　　过了一会儿，她迫不及待地看看表。到晚上还有多久呀！谢辽申卡七点之前是不会下班的。也许，给他打个电话吧？心里真想快点告诉他好消息，让他快活快活！他，当然喽，会高兴的。可是，万一星期六他有事呢？

　　她匆忙地从沙发床上起来，跑进放着电话的父亲的书房。莲娜拨了号码。

　　“谢廖沙吗？”

　　“莲娜？你好。”话筒里传来谢尔盖愉快的嗓音。

　　“我没有妨碍你吧，谢辽申卡？”

　　“哪里的话！”

　　“我非常想告诉你，我弄到两张大剧院的票，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在星期六。去吗？”

　　“当然去。你今天干些什么呀？”

　　“马上去看望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六点钟依果尔要来。我们在准备区里的会演。谢辽申卡，你可知道，他对这事入迷极了，而且所有的孩子都这样，我简直没有想到！现在正在准备剧团的新节目。”

　　“这样很好。不过你还是要照看着他。”

　　他们又闲聊了约摸五分钟。后来莲娜换了衣服，从食橱里取出头一天烤好的蛋糕，把父亲桌上的当天报纸和《星火》杂志都带上。她一直在哼唱着什么，不时地微笑着，心中非常轻松愉快。谢辽申卡多么喜欢她打去的电话呀！要能看看他们在那里怎么工作多好。莲娜在桌上留了个便条：“我到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家去了。”

　　片刻之后，莲娜已走进了一间极其整洁、舒适的小房间。到处都放着或是挂着浆洗得洁白的、绣着花边的小餐巾，就好像是大片的雪花。

　　迎接她的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是个身材不高的胖老太太，生有一副绯红的、慈祥的脸孔和宽大的鼻子，鼻子上面斜戴着一副眼镜。

　　莲娜首先奔到厨房，放好茶壶，然后坐到桌旁，开始大声读报。通常第四栏她总是全读，不放过一个通讯。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摘下眼镜，专注地听着，不时地对世界大事评论几句。

　　后来她们坐下喝茶，老太太谈起了儿子。莲娜从放在食橱上的一个旧匣子里取出他的信件，大声地重读这些信件已经有许多次了。

　　这时穿堂里的门铃响了起来。

　　“三次，”莲娜诧异地说，“这是找您的。”

　　“哎哟，老天，这会是谁呢？”老太太不安起来。

　　这时女邻人已开了正门，走廊上响起了说话声，一会儿便有人敲房门。

　　门口出现了一个身材高高的消瘦的男人，三十岁左右，长着一副瘦小而有雀斑的面孔，穿着一件缝有黑羊皮领的灰大衣，一只手拿着皮帽，另一只手上提着用旧了的棕色皮包。

　　“您是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吗？”他转向老太太，彬彬有礼地问。

　　“我就是。您怎么，有事找我吗？”

　　“那还用说？有事，有事，而且很重要。是关于您儿子的。能让我进来吗？”

　　“我的天！劳驾，请进来！莲娜，把椅子挪过来。”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忙碌起来，“您先把大衣脱下来。我们马上请您喝茶。”

　　“这太好了。为了找您，从一清早我就走遍了莫斯科。老实说，冻坏了。”

　　那人脱下大衣，走进房间，莲娜把椅子搬过来请他坐下。

　　“罗布佐夫，”他坐到桌旁自我介绍说。“我有这么一件事找您：我是从您儿子服务过的那个部队里来的。您不要看我穿着便服，我这是回家休假，顺路在首都停一停。同时也要找您。目前正在着手编写我们这个光荣团队的历史，要收集材料，同时也应当把您勇敢的儿子的事迹写下来。所以想在您这儿详细打听一下他的生活，在哪里和怎样长大的，同谁要好过，亲人是谁，他们现在在哪里。您跟我讲讲，我把这些都记下来。”他从皮包里拿出个薄薄的学习本和钢笔。“我，老实说，是您儿子的好朋友。您知道，我们是不分彼此，共同分享一切的。而且还可以说，我是亲眼看见他牺牲的。”

　　听见这几句话时，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的下巴颤抖起来，她用手抹了抹眼镜片。

　　这当儿，罗布佐夫呷了口茶，开始讲起他朋友牺牲的情况来。

　　莲娜聚精会神地听着，竟不能驱去不知从何而来的对这人的反感。某种缺乏同情心的表现加上虚伪浮华的言词刺激着她。再说，她读过那么多遍的信里，也从没有提到罗布佐夫的姓名。她克制住畏缩的情绪，说：

　　“您总得把自己的证件给我们看看呀，要知道我们根本不认识您。”

　　“这个可以。”罗布佐夫满口答应，“这真是的，警惕性高于一切。甚至就在这种琐事上也不例外。”

　　他取出身份证，那上面的姓名是上士彼得·依万诺维奇·罗布佐夫。

　　“好，现在书归正传吧。您，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来讲，我记录。”

　　“不过，真的，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要紧，不要紧，我可以向您提些问题。”

　　莲娜坐着，默默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她猛然想起团副政委给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的信，他在那里面说过她儿子服务和牺牲的情况。这信，莲娜差不多能背出来，罗布佐夫现在所谈的详细情节却一点没有提到。“难道团副政委会不知道这个人所知道的事吗？”莲娜怀疑地想。

　　罗布佐夫终于写完了，仓促地喝了茶，就要告辞。

　　“也许，我忘记了什么，”普拉斯科芙雅激动不安地说，“如果要想起来，怎么给您写信或者打电话呢？”

　　“不用了，这样就很好了。”罗布佐夫快活地回答，“请允许我向您告辞。”

　　“为了预防万一，您还是说说住在哪里吧。”莲娜要求道。

　　“这个无关紧要，”他挥挥手，“呶，住在‘莫斯科’饭店。不过我反正今天夜里就要走。”

　　他尊敬地向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告别，握了握莲娜的手，就走了。

　　“每一次，我讲起来时，就为依万感到自豪，为他的全部生活自豪。”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严肃地说。她沉默了一会儿，又建议道：“喂，莲娜，来，再喝点茶吧！”

　　“不喝了，”莲娜看了看表，“马上就有个学校里的孩子要来找我。”

　　莲娜回到家，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自己房间的门，电铃就响了起来。依果尔来了。他神色慌张，显得很激动，重重地喘着气。

　　“你怎么啦，依果尔？”

　　“没有什么，莲娜。只不过跑得太快了。一小时后不是要到区委会去吗。我把所有的节目都带来了。让我们再看最后一次吧，这儿有些变动。”

　　依果尔这样激动，以致竟没有想到脱下大衣和皮帽。他就这样坐到了莲娜屋内的椅子上。

　　“听我说，依果尔，”莲娜柔和地讲，“你太心慌意乱了。说老实话吧，发生了什么事？你遇到麻烦了？”

　　“我向您保证，莲娜，一切都好。只不过……嗯，只不过刚才碰见了一个人。”

　　“什么人？”

　　“呶，一个人。我不希望碰见的一个人。什么时候也不希望碰见！”他用力说出这几句话，便垂下了头。

　　“你在哪里碰见他的？”

　　“靠着你们的大楼。就为这个来迟了。我在等他走。”

　　“他在那儿干什么？”莲娜继续追问。

　　“他在那里等另外一个人。后来他们一起走了。”

　　“另外一个人？”莲娜忽然间增加了不安情绪，“你看见这另外一个人了吗？他是什么样子？”

　　依果尔诧异地抬起头说：

　　“对，看见了。可是您问这干吗？”

　　“我刚才在我们的女邻居那里也碰见一个很奇怪的人。”莲娜迅速回答道，“他穿着黑羊皮领的灰大衣，腋下挟着个皮包。”

　　“就是他！”依果尔喊道，“这就是‘老爷子’等着的那个人。”

　　“什么‘老爷子’？”

　　依果尔的面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我不能对您说这件事。总之，这是一个可怕的人。”

　　“我一点儿也不懂，”莲娜茫然失措地说，“你知道吗，应该想法子对证一下。你等一等，我马上就回来。”

　　莲娜跑出房间，紧接着，就给“莫斯科”饭店打电话。

　　“罗布佐夫·彼得·依万诺维奇，上士？没有什么罗布佐夫在我们这儿住。”人家回答她。

　　于是莲娜给谢尔盖打了电话：

　　“谢辽申卡，是我，莲娜，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莲娜解释得慌乱而没有头绪。

　　“等一等，莲诺奇卡，”谢尔盖打断她说，“你最好穿上外衣，我马上派汽车来接你们。事情比你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在宽阔的走廊上，靠近左托夫办公室的门前，莲娜和依果尔犹疑地站住了脚。是到这儿来吗？他们又看了一下通行证，这上面注明了楼层和房间号码。完全正确。莲娜敲了敲门。于是传来安乐椅的转动声，然后是沉重的脚步声，门打开了。年轻人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且肥胖的人，胸前佩有挺长的绶带。他的头剃得很亮，面孔明朗、和善，脸上有几个淡青色的斑点，眼旁显出狡狯的皱纹。

　　“哦，是你们，年轻人！”他用男低音说道，快活地从蓬乱的眉毛下打量着来客，“好吧，来认识一下：我姓左托夫，名叫伊万·华西里耶维奇。至于你们，我已经知道了。”他瞧了莲娜一眼，补充说：“请原谅，我先和他谈谈。”

　　他们身后的门关了起来。

　　“怎么样，依果尔，你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巧遇？”

　　依果尔神色沮丧地点了点头。

　　“振作起精神来吧，”左托夫笑笑说，“对这件事你不用害怕。就是说，看见‘老爷子’了？”

　　“看见了。”

　　“他在做什么？”

　　“他在等另外一个家伙。”

　　“在哪儿？”

　　“在邻近的大楼那儿。”

　　“那么，他怎么等呀？他是来回走？看书？抽烟？还是在做别的什么事？说详细一点。”

　　“他站着，和一个小伙子谈话。那个人我也认识。”

　　“那个小伙子是谁？”

　　“对，他追求过卓娅，是她介绍我们认识的。他在工厂工作，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我向您担保，我完全清楚。”

　　“好吧……他叫什么，到底在什么地方工作，你也清楚吗？”

　　“当然喽。他叫米佳，姓涅维洛夫。在‘镰刀与锤子’工厂工作。”

　　“米佳？”

　　“是，我记得清清楚楚。”

　　“说说看，他是个怎么样的人，穿得什么样？”

　　依果尔欣然作了回答。

　　“对……记完了……好吧，依果尔，谢谢你的材料。学校里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又谈了约摸五分钟，然后两个人都走出房间来。

　　“你，小伙子，暂时在这儿坐一下，我现在和姑娘谈谈。”左托夫对依果尔说完后，做了个手势，请莲娜到办公室里去。

　　左托夫绕过莲娜位子旁的桌子，从容地坐到自己的皮安乐椅上，把那双青筋突起的大手放在面前，看了姑娘一眼。他很喜欢莲娜：她那激动不安的大眼睛信任而严肃地瞧着人，脸上鲜明的线条刻画出丰满的小嘴唇和洁净的前额，在两条纤细的眉毛之间，显出浅浅的皱纹，卷曲的、淡色的头发从皮帽子下露了出来，搭到额上。“很美。”左托夫想道，“她好像是我们的科尔舒诺夫的未婚妻。”

　　莲娜也很喜欢左托夫。她觉得，什么话都可以和这个沉着、果断的人谈，他有着一对和善、专注、微微眯缝着的眼睛。“大概是谢廖沙的上级。”她突然怀着一种奇怪的自豪心情想。

　　“您在我们的侦查员中好像有些熟人？”这时左托夫开始问。

　　“对，谢尔盖·科尔舒诺夫，”莲娜坦率地回答说，“我和他早就很要好。”

　　左托夫下意识地摸了摸光头，改用另外一种语调安详地说：

　　“现在请您按顺序谈谈你所知道的有关女邻人的事，谈谈她牺牲了的儿子，然后再说那个人的出现。只是不要慌忙，不要激动。”

　　莲娜点点头，开始叙述。左托夫一面专心地听着，一面在纸上画着些什么。

　　等莲娜说完，他温厚地笑了笑：

　　“您忘了讲最主要的东西。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的儿子叫什么？”

　　“啊，对了！依万·乌特金。”

　　就在当天，左托夫将谢尔盖召了来。

　　“读读依果尔的证词吧。认得出旧相识吗？”

　　谢尔盖浏览了一下记录。

　　“米佳？！”他惊愕地喊。

　　“对，就是他。依果尔认识他。那时他还没有被拖到‘老爷子’匪帮里去。你也是那个时候在咖啡店碰见他的。现在什么都变了。应当抓紧盯住这个米佳。但是你不方便，现在又没有闲人。这可是难题。”

　　“我有一个意见，少校同志。”

　　“说说看。”

　　“我有一个熟识的小伙子在‘镰刀与锤头’工厂工作，可以请他帮忙。我敢替他担保。”

　　“他是谁？”

　　“彼得·格沃司捷夫。”

　　“哦，就是那个人？好，我不反对。今天你就可以去找他，好好指导他一下。我们需要尽快地知道关于米佳的一切情况。”

　　这是一个寒冷而晴朗的莫斯科的早晨，工厂响起了汽笛声，人流从四面八方向宽阔的大门涌去。有工人、工长、工程师。

　　上了年纪的人不慌不忙地迈着步子，严肃地或者是微笑地互相交谈着。年轻人成群结队闹哄哄地走着，争论着，谈笑着。小伙子们好像很热，敞开大衣，雄纠纠地将帽子推到脑后，嘴角上大模大样地含着“小钉”牌香烟。

　　姑娘们穿着五光十色的外套，戴着头巾，手挽手地来上班。她们忽而喁喁私语，忽而高声大笑，不时还瞅小伙子们几眼。

　　米佳独自走在一边，漫不经心地环顾四周。他穿着过时的旧黑大衣，裤脚紧紧地塞到仔细擦过的靴子里，头上戴顶缝有纽扣和遮檐的便帽。

　　米佳头痛，胸中又沉闷又恶心。唉，昨天他为什么和费奇卡一起喝了那么多！现在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又要吹毛求疵，抱怨个不休。生产队里的伙伴们又要大喊大嚷，说米佳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搞垮了竞赛。“哼，见他们的鬼去吧！”米佳打定主意，傲然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

　　瞧，彼得·格沃司捷夫来了，还搂着朋友的肩膀。真是英雄！直到现在还跟大家讲，夏天在公园附近怎么抓到个强盗。自己参加了锻炼，而且还怂恿别人加入锻炼组。早就该教训教训他了！米佳曾不止一次地打算把他的事告诉“老爷子”，但忍住了：他到底是自己人，是他们队里的。

　　米佳尽力避免和他接近。但这点很难做到：彼得·格沃司捷夫是个爱交际的人。特别是最近，竟常常来找米佳谈话或是给他一些忠告。甚至还到他家来过，认识了他母亲和瓦列尔卡。现在瓦列尔卡每天都纠缠不休：“什么时候彼得叔叔再来呀？”米佳就嫉妒地闷声不响，或者把谈话转到一边：他爱瓦列尔卡，可是有时看着他那天蓝色的、明亮而淘气的大眼睛就感到惭愧。从父亲死后他就对瓦列尔卡负责了，特别是从母亲离开了儿子们，开始自己单独生活的那一天起。

　　米佳被卓娅狡狯的、挑逗的眼光迷住了，又有什么过错呢？她是他们同院子的女邻居，她搅昏了他的头脑，吸引着他，时而嘲弄，时而怂恿，玩弄着他的男子的骄傲和自尊心。而米佳被从未经历过的感情和她火一般的、使人迷乱的引诱弄得神魂颠倒了。

　　但是，他没有忘记瓦列尔卡。这是他内心隐藏的那种特别珍贵的感情。当他一弄到额外的、不正当的钱时，米佳头一件事就是替兄弟买东西。这时，他也不想去理解那掌握着他的、古怪而又矛盾的感情。当他看着瓦列尔卡那满意、信任的眼光时，心中就交织着快乐和羞愧。不过那时有卓娅帮助他摆脱这种羞耻心。

　　仅仅在前些日子，米佳才开始如梦方醒。“老爷子”自己出乎意料地帮助了他。那天晚上的事米佳记得很清楚：老头儿爱抚地把一个用细链子系着的闪闪发光的首饰放到食橱抽屉里，然后好像顺便提起似地对他说，应当在发薪时抢劫工厂会计处。“你一个人可以得到全队的钱。”他一面微笑着许愿说，一面开始解释，米佳应当做些什么。

　　可是米佳没有听进去。他眼前浮现出队里伙伴们的形象，他们全心全意地劳动了两星期，应当得到那些钱。米佳头一次犹豫起来。但在“老爷子”冰冷、锐利的目光下，他也不敢反对，只是消极拖延，本能地将这一要命的时刻向后推。米佳感觉到“老爷子”不满意他，害怕每一次新的会面，但也不敢和他断绝关系。他知道，“老爷子”会报复，会用非常毒辣的手段报复。

　　的确，昨天出乎意料，老头儿倒是忽然发了善心。可是现在米佳一句话也不信他的了。恰恰就是昨天，“老爷子”在他面前彻底露出了原形。想想吧：为了讨好那两个家伙，去杀害一个陌生的姑娘，然后再把那两个人掌握到他手里！现在，在早上明亮耀眼的阳光下，在人群中，这个阴谋更使米佳感到可怕。他甚至浑身都抖了一下，于是慌慌张张地向四周扫了一眼，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了他这副痛苦的面部表情。

　　米佳的视线又落到走在前面的格沃司捷夫身上。瞧，他刚才多么阴沉地回头看了一眼！这么突如其来的，是什么意思？他要干什么？当然喽，他是车间共青团支部委员。但米佳又不是团员，何必多管闲事。而他自己每次下班，只要没有会，就到翻砂车间门口等瓦利雅·阿莫索娃去了。当然，现在她和米佳没有什么来往了。她在俱乐部有好几次都看见米佳和卓娅在一起！难道能向她解释清楚，说这个妖艳、虚伪、灵魂龌龊的卓娅使他如何厌恶，她如何处处向他撒谎，如何骗他的钱，如何力图使他抛开瓦列尔卡吗？

　　米佳的脸上露出了青筋。这个害人精和“老爷子”都统统见他妈的鬼去吧！但他立刻又不自在起来。算了吧，再去干最后一次案子。最后一次！以后就悄悄地散伙——这不就完了。要不然，不但工厂的伙伴们，甚至连瓦列尔卡也逐渐会有所察觉。

　　至于瓦利雅呢？真的，她从那次事件以后大大地改变了态度。其实米佳很清楚，以前她非常喜欢他，他甚至还接到过她的便条：“一个翻砂车间的金发女郎问您好。您今天参加俱乐部的晚会吗？”那时米佳哈哈大笑起来，还把条子读给朋友们听呢。瓦利雅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但时间不长。很快“一个金发女郎”的问候又恢复了。但米佳还是继续嘲笑她。后来有个朋友通知他，说瓦利雅要唆使几个熟识的小伙子来痛打米佳一顿。还说：“近郊的流氓无赖她全认识。”米佳回忆起，当时队里的伙伴们如何卫护他，没有让他受欺侮。

　　很快，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阿莫索夫——瓦利雅的叔叔，家里发生了那件可怕的事件。此后，瓦利雅似乎开始躲避米佳。两个月后，他就认识了卓娅。

　　就在不久前，当米佳又在俱乐部的晚会上看见瓦利雅时，他是多么地惊讶呀！她参加了音乐会的业余表演。瓦利雅唱了歌！米佳看着、听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视觉和听觉了。当然，这就是他早就熟悉的翻砂车间的瓦利雅，但同时这又完全是另一个瓦利雅。她激动得脸色绯红，穿着黑色长礼服，胸前戴着一小束花，羞怯地走出台来。她抑制住不安的微笑，谦虚地鞠了一躬，走近钢琴旁。那儿坐着个陌生的、高身材、黑眉毛的小伙子。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瓦利雅微微对他一笑，是那么坦率、亲切的一笑，但米佳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一阵略带醋意的刺疼。节目报告人宣布，她将演唱《百灵鸟》。米佳忘记了作曲家的名字。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瓦利雅。米佳想，她现在就会像往常一样，扭怩不安起来。结果相反！她甚至没有抬一下眼睛，脸上显出凝神、冥想的表情，开始唱起来。她那响亮、婉转的歌声中充满了快活和热情，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诱人的魔力，以至米佳竟羡慕赞叹得看呆了。

　　从那天晚上起，他一直在想着瓦利雅。他开始寻找与她会面的机会。有一次，在午间休息的时候，他走进了翻砂车间。瓦利雅一看见他便脸红起来，找个借口跑开了。而米佳则抑制住内心的激动，随便向一个认识的小伙子问道：“莫非你们的瓦利雅当了演员不成，干吗要摆架子呀？”

　　小伙子忽然蹙起眉头顶了一句：“人都在成长，变化！赶快收起你的嘲笑，免得挨嘴巴。”

　　原来，翻砂工人们颇为瓦利雅感到骄傲。

　　但是在下次相遇时，脸红的却是米佳。他在会计处遇见了瓦利雅。真是鬼晓得，正是在这个晚上他要去执行“老爷子”交给的任务！

　　第二天，米佳在翻砂车间遇见了彼得·格沃司捷夫，他和瓦利雅正兴高采烈地谈着什么，看见米佳以后俩人都不作声了。

　　一切都完了。有谁理解现在米佳心里是什么滋味啊！大概他自己也不了解。但有一点很清楚：他开始厌倦生活。啊！多么无聊呀！如果不是因为瓦列尔卡的关系，他早就离开工厂了，管他该死的“三七二十一”，抛掉一切走掉算了！

　　米佳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把冻得发紫的双手插进衣袋里，加快了脚步。他心里很烦闷：今天下班后还得为执行“老爷子”的委托而满城奔走。“这是最后一次去作案了，当然是最后的了。”当他穿过工厂院子，走向工作号牌箱的时候，自我安慰地想着。

　　彼得·格沃司捷夫在过道耽搁了一会儿，现在走在米佳的后面，怀着敌意瞧着米佳的背影。“这小伙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打算干什么呢？”他想。

　　很早以前，从米佳第一次醉醺醺地挽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姑娘到俱乐部来的那天起，格沃司捷夫就开始注意上了米佳·涅维洛夫。后来，米佳工作得不好了，常常醉酒、旷工，有些事瞒着同志们，态度也变得粗暴起来。

　　同组的伙伴们本来很喜爱米佳，因为他是个好交际、性情活泼的小伙子，肯随时帮助别人，能与人分享自己的最后一片面包。他工作得很好，特别是在于需要高度技巧的活时。彼得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米佳把加工新零件的设备改装得很好。设计科同意了他的意见，甚至修改了蓝图。米佳获得了奖金，他们全组都庆贺了这件喜事。不管别人怎样，彼得是了解真正工作的意义的！当时，他没让米佳把红旗夺到手，但他非常明白：他获得这次胜利，是费了多大的劲啊！

　　后来，一切全变了。起初彼得和同组的伙伴们只是责骂米佳，甚至躲开他：“哼，去他的，他不再是我们的朋友了。”但这样没过多久，格沃司捷夫便开始担心，一个念头使他不能平静下来：大概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样下去，米佳就会成为民警注意的对象！彼得想起了格列洛夫和查依契柯夫。他们起初也是酗酒，而终于……

　　工长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①也狠狠地责骂米佳。彼得去找他商量。老头儿在车间旁边自己的工作室里静静地听了他的谈话，然后机械地摸了摸斑白的胡子，严肃地说：“是呀，这小伙子入了邪门。但是他有一副工人的骨头、无产阶级的骨头。按说他会回心转意的，可是我还是不能让他升级，也不打算照顾他，对他客气点。”

　　【 ①该工长姓阿莫索夫，即本案开始被杀害的姑娘柳芭·阿莫索娃之父。——译者注。】

　　“这样不好，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应该教育他。”

　　“那就让你们共青团组织去教育教育他吧。在你们的组织里好好地批评他吧。可我得完成计划，完成生产指标。我要是他的父亲，早就用皮带抽他了。”

　　“唉，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要知道他没有父亲啊。举个例子，我的父亲虽在乡下，但总有啊。而他却没有。”

　　“这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您就像他的父亲似地和他谈谈。全厂都尊敬您，米佳也尊敬您。而您为什么却不愿意呢？”

　　老头皱了皱眉头，摸了摸胡须。

　　“彼得，我教过很多人手艺，谁也没有拒绝过。全厂我有多少徒弟，你知道吗？”

　　“知道。还不仅在我们厂里，您还被派到匈牙利、保加利亚去过。在那边也带过徒弟。”

　　“喏，如果一个人丧失了工人的良心，就是再怎么教育他也是白费时间。光靠强迫是不行的。”

　　“话是这么说，但是应该帮助他。”彼得不肯让步，“这个小伙子行为越轨了，可能会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有几个熟人在刑事侦查局工作。我曾经帮过他们一点忙，懂得一点他们工作的性质。现在需要预先防止犯罪行为。”他很有力量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长叹一声，一言不发。彼得猜着了老头儿在想什么心事。

　　“应该将个人的不幸和大家的不幸联系起来看，”他责备地说，“如果我们不能使米佳这种人回头，他会给别人带来不幸的。”

　　“别说了，”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低声说，“我个人的不幸我自己承受。别触动它吧，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联系了。”

　　他哼了一声，接着，猛然站起身来，向车间走去，随手把背后的薄门咚的一声用劲带上了。

　　彼得遗憾地从桌上拿起帽子。谈话不但毫无效果，反而引起了老头儿的伤感。

　　彼得·格沃司捷夫仍旧继续观察着米佳。他甚至打算和米佳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但米佳对此很抱反感。于是，彼得上他家去，结识了他的母亲和弟弟，以后还找他的邻人聊聊。女邻人偷偷地告诉他，米佳曾经和一个轻佻的、令人怀疑的姑娘卓娅·罗什金娜在一起鬼混，那个女子在某咖啡店里当服务员。女邻人详细地谈了米佳一家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谈到他对兄弟是如何友爱。

　　彼得为收集到这些材料感到得意。他在进行这件工作的时候，尽力模仿谢尔盖和格朗宁上他家访问和跟居民们谈话时的那种风度。可是，获得这些材料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就不知道了。而且他也没有理由随便怀疑米佳。“犯罪要素并不具备。”在回家的路上，他这样想。

　　第二天，科尔舒诺夫把他叫了去。彼得在出来时觉得精神奋发，心满意足：他完全被所委托的新任务吸引住了。他以为会花去不少的精力，更主要的是，花去不少的时间。但是，就在当天晚上他和翻砂车间的瓦利雅·阿莫索娃谈话以后，任务出乎意料地完成了。

　　瓦利雅说，她曾在会计处看见米佳·涅维洛夫。时间是在傍晚，下了班以后。她在空寂的走廊上忽然瞧见了米佳。他偷偷摸摸，左顾右盼，在一扇房门旁也不知搞什么名堂。瓦利雅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但心里觉得，他是在做坏事，在做见不得人的勾当。

　　“有趣，喂，米佳看见你的时候，神色如何？”

　　“他的脸立刻涨红了。”瓦利雅不好意思地回答，并踌躇不决地补充了一句：“我还觉得，他吓坏了，立刻走掉了。”

　　“嗯，嗯……”彼得冥思苦想地皱起眉头，“还有一点，近几天来他不知怎的有点儿神魂颠倒。你发觉了没有？”

　　瓦利雅点了点头。

　　“记住我的话，他一定在为什么事苦恼。但在那天晚上，这个坏蛋是在打什么坏主意。这也是明显的事实。”

　　他们俩默默无言的走了一会儿，彼得专心致志地在想着心事。

　　“这样吧，瓦利雅，”他终于坚决地说，“这是一件龌龊事。老实说，这些事我还晓得一些，但终究还需要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我有一个熟人，真是个棒小伙子，他正好是干这行的，姓科尔舒诺夫。”

　　“科尔舒诺夫？”瓦利雅吃惊地问，甚至停住了脚步，“是在刑事侦查局工作的吧？”

　　“是的，难道你认识他吗？”

　　瓦利雅茫然不知所措地含糊回答说：“我……我从前遇见过他……也就是说看见过他……”

　　“这妙极啦！”彼得喜出望外地说道，甚至激动得没有察觉到她那惶惑不安的神情，“我现在就给他去电话。恰好，这里有公用电话。我们应该找他谈谈。”

　　“不，不，我不到他那里去，无论如何也不去！”

　　“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得罪过你，还是怎么的？”他嫉妒地瞟了姑娘一眼。

　　“哪里的话！可是……可是我不能。”

　　瓦利雅将一张通红的脸扭转过去，沉默起来。彼得弄得莫名其妙，急切地期待着回答。忽然，为了使彼得不朝坏的地方想，为了让他从她本人这里了解全部真实情况并信任她，瓦利雅准备把全部经过谈出来，她没有回过头来，只是小声地问：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吗？”

　　“嗨，那还用说！”

　　当一个人第一次将自己的情况真真实实、毫不隐瞒地谈出来时，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瓦利雅觉得，如果她现在胆怯、撒谎，那么，她生活中的一切重要的美好的东西，都将全部毁掉了。

　　她有些急促，因而谈得吞吞吐吐、混乱不清，仿佛喉咙管抽搐似的。可是彼得没有打断她的话，也没有向她提出什么问题。他仿佛明白：这位消瘦的、金色头发的姑娘心中，此时是一种什么滋味。因此，他的激动也不亚于她自己。

　　当瓦利雅说完之后，彼得握住她的手，异常郑重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这样……敢于……”

　　瓦利雅不好意思地抽出手来。

　　“走吧，时候不早了。”

　　“那可不行！”彼得快活地叫道，“不！就在现在，管他呢，我打电话给科尔舒诺夫。我们去找他坦率地谈谈。一会儿就来。”

　　他拉开了公用电话亭的门。

　　彼得很快就打完了电话。

　　“明天十二点钟他等我们。我去和你的工长说好。”

　　他忽然果断而温柔地挽起了姑娘的手臂。

　　……第二天清晨，彼得跟着米佳走过工厂的院子时，看到对方向自己投来了戒备和敌意的眼光。“管他呢，”他想，“科尔舒诺夫，他会了解这是怎么回事的。今天我们就去谈谈。”格沃司捷夫不知怎的坚决相信，一到了刑事侦查局马上就会知道，米佳在工厂会计处搞了些什么名堂，是谁派他去的。

　　白天，侦查员们在左托夫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简短的会议。桑德列尔也来了。

　　“我方才问过值班医生，”他向到会者问过好之后说，“格朗宁好些了。要东西吃。”

　　“今天是他进医院的第五天了。”沃龙错夫说。

　　“该给他送点东西去开开胃。”罗巴诺夫接着说。

　　“用不着！”桑德列尔摆摆手，“他那里应有尽有。”

　　“还加上一个漂亮的女护士。”谢尔盖笑着说。

　　“喂，同志们，情况是这样的：关于‘形形色色’的案件我们今天知道些什么呢？”左托夫宣布开会说，“首先，查明了‘老爷子’的身世。正在采取措施准备将他逮捕归案。其次，查明了米佳·涅维洛夫的情况。第三，获得了有关假冒的依万·乌特金的情报，他曾自称彼得·罗布佐夫。他的真实姓名还没有弄清，但他有明显的特征。”

　　“对这个人应当特别注意，同志们，”桑德列尔担心地说，“他具有极其可疑的癖性。你们自己考虑考虑。他是不久前才到莫斯科来的。我深信这一点，否则我们早就察觉到他的踪迹了，他非常活跃。既然如此，那就是说，他是在不久前才与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认识的，可是同时，他显然又在指挥他们。我觉得，罗什金上库普采维奇家去正是去执行他的使命，在此之前，米佳去也是为这件事。‘老爷子’本人领着他走遍全城，差一点儿没在街上等了他一个小时。此外，他使用的办法也引起我的很大怀疑。我认为，罗什金带去的字条是要叫库普采维奇签字的。知道吗，这种做法很像在搜罗同伙。后来，他去拜会乌特金娜，明明是去收集有关她儿子的材料，显然，他在冒充她儿子。他的这些举动都不像刑事犯的做法。可是他到莫斯科来是干什么的，我们还不知道。但有一点很清楚：逮捕了‘老爷子’和米佳便会打草惊蛇。”

　　“是呀，事情就是这样！……”罗巴诺夫叹了口气，“但我认为，仍旧应该在‘老爷子’一出现的时候，就把他抓起来。这个狗杂种很危险。所有其他匪徒也一样。”

　　“或者，先别抓，”沃龙错夫以一向特有的怀疑态度说，“让他把我们引到他的新住宅去。”

　　“就是说，当‘老爷子’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束手无策喽？”左托夫揶揄地问他。“恰恰相反，需要最积极的行动。”他望望谢尔盖说：“干吗不说话呀，科尔舒诺夫？”

　　“我正在考虑。”

　　“他现在可是代理格朗宁啦。”萨沙开玩笑说。

　　“住嘴，罗巴诺夫！”左托夫严厉地说。接着又问谢尔盖：“你想出什么办法没有？”

　　谢尔盖小声说：“我倒想建议去冒一次险。”

　　“你又来了！”左托夫笑了，“我还以为，你对冒险的爱好已经打消了呢。”

　　“冒险的事儿各有不同。”桑德列尔插嘴说，“你想说什么呢？”

　　“我建议先搞米佳，”谢尔盖从容不迫地说，“最近以来，匪徒的活动情形他知道得很多。有人告诉我，他不知为什么感到非常苦恼。我觉得，可以使他和‘老爷子’脱离关系。”

　　“是的，这是冒险。”桑德列尔若有所思地说，“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得到关于这个假乌特金的情报。”

　　“我倒挺赞成科尔舒诺夫的建议，管他呢！”左托夫出人意料地说。

　　当侦查员都出去以后，桑德列尔向左托夫说：

　　“还得决定一件事，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抓‘老爷子’的计划我和你在昨天就已拟好了。从斯塔列什尼柯夫街的商店着手。店里有个售货员，我还算了解他。‘老爷子’不会不去的。我想，这个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把这任务交给谁呢？今天就应该动手啦！”

　　“对，现在我们来考虑考虑。”

　　“得挑个伶俐、机敏、会随机应变的人。一个人还不够。但派谁为组长呢？或者，从别的科里挑选？”

　　“那何必呢？”左托夫皱皱眉头，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我建议派罗巴诺夫。”

　　“罗巴诺夫？合适吗？”桑德列尔怀疑地问了一句。“他似乎有些急躁、不够稳重。他从前和科尔舒诺夫一起犯过重大错误，还记得吗？”

　　“小伙子变了。我一直在注意他。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你以为，那次会议只把科尔舒诺夫一个人教育过来了吗？只不过罗巴诺夫单纯些，没那么大气性，也不那么好面子……”

　　“嗯……可能是这样。他当然会变的。但你的这种说法有什么事实根据呢？”

　　“有事实根据。对库普采维奇住宅的极其复杂的侦查就是根据。收集了一切必要的材料。缺少这些材料就不能进行那次战斗，这是一。其次，负责调查我们这一区发生的格洛霍夫的案子。案子复杂、危险，这点你自己也知道，但他完成得很好。小伙子机灵，善于和别人接近，懂得伪装和观察的方法。总之，由他来领导这次行动再合适不过了。”

　　“嗯……好吧。你负责就成了。”

　　“明白了。”

　　“就这样决定了：任务是逮捕，但要先进行监视。让他把我们的人引到新住宅去。必须查明这个地址。叫罗巴诺夫上我那儿去一趟，让我把‘老板’的特征和他谈一谈。”

　　“好极了。”

　　……

　　当天晚上，下班前，在工厂大门对面停着两辆轻便汽车。一辆汽车里坐着谢尔盖、查别林和罗巴诺夫，另一辆汽车里除了司机，再没有别人了。

　　不久，人们开始从大门口走出来。人越来越多。当米佳走出来时，谢尔盖向同志们说：

　　“喏，小伙子，干吧。就是那个人，看清了吗？只是得让他走远一点，免得被旁人瞧见。”

　　罗巴诺夫和查别林跨出汽车，跟着米佳走去。

　　谢尔盖便回刑事侦查局去了。半小时后，罗巴诺夫到他这里来了。

　　“完了，科尔舒诺夫同志。从明天起我便不是你的助手了。”

　　“什么？”

　　“真的。你以为我不乐意当你的助手了吗？不是，老弟，我另有任务，和你齐头并进。”

　　谢尔盖已经习惯于不提多余的问题了。虽然好奇心驱使他猜测：萨沙究竟接受了一项什么样的任务呢？“等一会儿他自己会讲的。”他想着，狡狯地看了朋友一眼。萨沙眨了眨眼睛，会意地在谢尔盖的肩上拍了一下。

　　“别再幻想了！需要的时候，罗巴诺夫可以像死人似地沉默。懂吗？”

　　谢尔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你这火红头发的妖魔，什么都晓得！”他忽然想起了米佳，于是换上了另一种担心的语气问：“喂，怎么样，萨沙，带来了吗？”

　　“还用问吗？一切就绪。”他快活地回答道。并且还补充了一句：“他们正在谈话呢。”

　　“能谈出什么结果呢？”谢尔盖不安地说。

　　真的，在左托夫的办公室里正进行着一场费力的谈话。

　　把米佳带进来的时候，左托夫正在写着什么。他向阴郁、忧愁的青年扫了一眼之后，说：“坐下吧，涅维洛夫。我马上就写完了，等会儿我们来谈谈吧。”于是又埋头工作。

　　左托夫故意给米佳一点时间让他随便望望，安下心来考虑一下，主要是让他考虑考虑。

　　办公室里沉寂了好几分钟。终于，左托夫打上了句点，把所写的东西看过一遍，然后摘下眼镜，往安乐椅背上一靠。

　　“喂，过得怎样，米佳？”他随便地问了一句。

　　“过得和旁人一样。”对方喃喃地说。

　　“你母亲健康吗？”

　　“你们把我弄到这里来，不是请我来喝茶的吗，尽问健康干吗！”米佳生气地瞪着眼睛。

　　“这是实在话，同你一块儿喝茶未免太早了。”左托夫同意说，接着问：“你的小兄弟是叫瓦列尔卡吧？”

　　米佳没有回答。

　　“不久以前我还看见过他，”左托夫不理会米佳的敌对情绪，非常满意地继续说，“好小伙子。只是我觉得，母亲对他照料得不够好。你给他买了一件贵重的皮衣，纽扣都掉了，手套也破了。”

　　“母亲现在在照料别人，”米佳喑哑地回答道，“她顾不上瓦列尔卡。”

　　“我也听说了，”左托夫叹了一口气，“只有你一个人在他身旁，他以你为骄傲。很明显，他爱你。我问他：‘你有父亲吗？’他答道：“没有，我有米佳。’我又问：‘母亲，有吗？’‘有，但代替她的也是米佳。’他又回答说。”

　　左托夫发觉，米佳的眼睛突然变得温柔起来。他仿佛被吓住了似的，赶紧掉过头去。

　　“只可惜，”左托夫忧愁地说，“恐怕他生活不会如意，不能对你以德报德。”

　　“这是为什么？”

　　“在他面前有一个坏榜样。”

　　“这是谁呢？”

　　“是你，米佳，就是你。”

　　左托夫觉得自己对这个倔强的、完全误入歧途的小伙子重新涌起了一种怜惜之感。他第一次感到怜惜是从今天下午，到米佳家去与瓦列尔卡和他的邻人们谈话的时候开始的。

　　“米佳，我们能坦率地谈谈吗？”

　　“您以为，您遇上了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吗？”对方苦笑了一下，“我从来也没有出卖过谁。您别枉费心机，我什么也不知道。”

　　“头一点我相信，第二点我却不信。”左托夫摇摇头，“现在先不谈这个。说说，你和卓娅为什么断绝关系了？”

　　“这不关别人的事！”米佳顶了一句。

　　“你是想说，这与别人都无关喽？”

　　“正是如此。”

　　“就是说谁也没有因为这回事而得到什么好处或坏处喽？”

　　“嗯。”

　　“老弟，这就不对了。”

　　“怎么啦？”米佳茫然不解，警觉了起来。

　　“因为你和卓娅厮混，至少两个人有坏处，而得到好处的呢，也有两个人。”左托夫确信地回答。

　　“您真会说谜语。”米佳不很自信地笑了。

　　这场使米佳感到奇怪的谈话愈继续下去，米佳就愈清楚地感到，他借以立足的基础在不断地动摇。还在汽车里的时候，他曾准备作一场猛烈的、殊死的反击，整个身心由于对未来的恶斗的预感而紧张起来。而这个人一下子就把他弄糊涂了。米佳觉得他的语调中不含有敌意，而只有真诚的同情。米佳对自己说，这是一种圈套，一种劝诱和哄骗的方法。可是他没法把这种信念坚持到底。米佳还对这人摸清底细的本领感到惊讶和不安。他怎么会什么都知道呢？关于米佳的事他还知道些什么？

　　“谜语吗？”左托夫反问道。“不是。由于你和卓娅厮混，对两个人有坏处：对你自己和瓦列尔卡。你有了一些钱，这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幸福。同时也对两个人有好处：对卓娅和……‘老爷子’。”

　　当他提到“老爷子”时，米佳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这一点左托夫立即察觉到了。仿佛，就是米佳不打寒噤，米佳的心理状况也躲不过左托夫的眼睛，因为他的每一根神经是那样紧张和敏锐，他是那么竭力想了解这个小伙子内心的任何一种细微的活动。

　　“我说得对不对，你可以给你自己作个回答。”左托夫说。

　　“你们把我弄到这里来干什么呀？”米佳喑哑地问，“您干吗要勾引我的心思呢？把我关起来吧！……”他突然对着左托夫喊叫起来，疯狂地捏紧了拳头，“把我关起来，就完了！”

　　“哎，不，小伙子，”左托夫异常镇静地反驳道，“这没有用处，这场谈话你怎么也逃不开。”

　　“我什么也不知道，反正什么也不知道。”米佳固执地嘟囔着。

　　“问题不在这里。”左托夫耸了耸肩，“现在主要的是你得答复你自己：你让自己的一生朝什么方向走？记住，我明确地告诉你，瓦列尔卡跟着你学，什么都跟你学：从事诚实、光荣的劳动，还是去犯罪，就看你怎样引导他了。你以为，他看不见？不，小伙子，看得见。如果他跟着你滚入泥坑，对他自己，对别人都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米佳把头垂得低低的，不让左托夫看见他那突然颤抖起来的嘴唇。他不能不认为对方的话满有道理。他的心脏仿佛停止跳动了。瓦列尔卡真的到处都在跟他学。他感到：骄傲与羞愧，两种感情又在心中交织起来。

　　“我知道，你爱过卓娅，”左托夫继续说，“但她给你什么样的报答呢？你幻想的就是这个吗？你现在知道‘老爷子’的厉害了吧。我知道，要你去执行‘老爷子’的命令：抢劫会计处，把自己兄弟们的钱夺走，你自己也是不好受的。”

　　米佳惊异地望着左托夫。怎么，这件事也被他知道了？这个人谈到的一切与他自己痛苦的思虑、怀疑和犹豫那么吻合，所以米佳感到，自己心中有了一丝微弱的希望，想从这个高大的、镇静而有力的人这里得到在他生活里所缺乏的支持力量。如果把全部始末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会怎样呢？不……这在现在，米佳单独与他在一起时做起来倒容易。可以后呢，当米佳离开这里之后，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当他不得不到“老爷子”那里去的时候，情形又会怎样呢？“老爷子”一下子就会猜到，那时……米佳顿时不寒而栗，不由得将身子蜷缩了一下。这种情形也没有逃过左托夫敏锐的眼睛。

　　“害怕吗？”他马上明白了，“怕‘老爷子’吗？”他握紧沉重的、多筋的拳头，威严地说：“我们要除掉这个匪徒。一劳永逸。你可以把他从你的生活中划掉，把罗什金和库普采维奇也划掉。不久以前你不是到后者家里去‘嗅过’吗？”

　　又一次准确地打中了目标。米佳惊惶失措了。他发现：这个人什么都知道。那么，把他——米佳带到这里来又是为的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谈谈他自己、他的生活和瓦列尔卡吗？

　　而左托夫不让他有冷静思索的余地：“我照直跟你说吧：我们在抓‘老爷子’的同时还要把依万·乌特金一块儿抓起来。你听说过这个人吧？”

　　米佳被搞得昏头昏脑，心慌意乱，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失去了意志力。他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力量，可是他还缺少决心，缺少那么一点点能够跨过有决定意义的最后一步的决心。左托夫意识到了这一点。

　　“完了！”他严肃地说，“我想跟你说的已经说完了，现在该由你来谈了。”

　　“还有什么要谈的呢？”米佳头也没抬，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没有什么话要说。我的话都说完了。”

　　“撒谎！”左托夫忽然叫喊起来，用拳头在桌子上嘭地敲了一下。

　　米佳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儿惊得抬起了头，惶惑不解地望着左托夫。

　　“撒谎！”左托夫镇静而威严地重复了一遍。“你简直是胆小鬼。胆小鬼！准备堕落到底吗？连稍稍动弹一下跳出泥坑也不愿意吗？”左托夫觉得，不能再心平气和地谈下去了：“不行！我要叫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不让你把瓦列尔卡带坏了！赎罪吧，傻小子！”他又打出最后一击：“你说说，最近要作的这个案子，谁将和你一块儿走？”

　　“不是走，而是乘车。”米佳失神地纠正他，用那变得痴呆的眼睛死死地望着左托夫。

　　“这总归一样。伊万·乌特金也去吗？”

　　“是的，也乘车去，我跟您说过，乘车去。”米佳悲哀而固执地重复说。“他，费奇卡和我。但上哪里去，我自己也不知道。”

　　“乘什么车？”

　　“乘汽车。”

　　“什么时候？”

　　“明天。”

　　“司机是谁？”

　　“有这么一个人，姓丘尔金。”

　　“丘尔金？！”

　　“是的。”

　　“嗯……”

　　左托夫忽然微笑了，站起身来，从桌子后面走出来，抓住张惶失措的米佳的双肩，用劲地摇了摇，让他起来对着自己的面站着。

　　“哎，小伙子！你的头脑真笨。不过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谈到你时说的很对：你有一副工人的骨头、无产阶级的骨头，会回心转意的。”他把沉重的手掌搁到米佳的肩上，凝视着他的眼睛，说：“去吧，去做你们所决定做的事吧。要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其余的事由我来办。”

　　米佳感到，千斤重担从他肩上落下了。很久以来他第一次敢于望着别人的眼睛，对他的话报以轻快的微笑。

　　米佳回家以后，把吃惊的瓦列尔卡抱了起来，挥着拳头开玩笑地吓唬他说：“我要叫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夜里，米佳很久很久也不能入睡。他不安地想到明天。那时一切都解决了……

　　当米佳刚刚带上房门时，左托夫立刻把谢尔盖叫了来。

　　“马上把汽车司机丘尔金找来。还记得那个人吗？”

　　“是，记得。”

　　“他们把他拉去作一件大案子去了。必须事先阻止他。执行去吧。”

　　“是。”

　　当剩下左托夫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便拼命地吸烟。暂时忘记了一贯的沉着态度。

　　谢尔盖突然很快就回来了。他用那双天蓝色的眼睛快活而兴奋地望着左托夫。左托夫不高兴地抬起头来。

　　“干吗拖延呢？”

　　“任务完成了，少校同志。丘尔金来了。”

　　“怎么就来了？”

　　谢尔盖忍不住笑了笑。

　　“我在门口遇见了他。他正在办理到我们这里来的通行证呢。”

　　“这是怎么回事？好，领他进来吧。”

　　不一会儿，出租汽车司机华西里·丘尔金已经坐在左托夫的面前了。他整个瘦弱、灵活的身体都表现出极度的不安。

　　“我们总算又见面了。”左托夫善意地笑了。

　　“怎么啦，左托夫同志？我从前落后是由于愚蠢，而不是出于天性。”

　　“对，对。这一点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是呀。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干第二回的。我自己对自己说定了。可是突然，又发生了这种事。昨天晚上，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小伙子上我家来，把我叫到楼梯上，开口就说：‘今年夏天你给我们效过一次劳，现在请你为我们再效一次劳。否则对你没有好处。’我说：‘您要我干什么呢？’我并不觉得害怕，只觉得可恨。要知道，我碰到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说不上几句话就会发火的。他说：‘要你后天晚上七点钟，把汽车开到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地铁之家’小餐馆门口，也许还要开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如果你不照办，任凭你钻到哪里去，也逃不脱我们的手掌。早晚总会有碰头的时候。放小心点，如果你胆敢出卖我们，第二天就送你去见阎王。’他百般威胁我，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吓得两腿哆嗦了。而我，您相信吗，左托夫同志，只是气得要命罢了。我本想把他赶走，可是回头一想：‘别做傻事，兄弟，这好比在战场上，得耍点手腕。’我假装吓得要命的样子，答应后天去。他走了。今天我请了一会儿假，就到您这儿来了。”

　　丘尔金说完便不作声了，只是局促不安地坐在那儿，不听话的额发不时从额上掉下来。显然，他心中远不如他想表现的那样平静。

　　左托夫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用手指敲着桌子，然后开口说道：

　　“您是一位勇敢的人，丘尔金！谢谢您决定再一次帮助我们。现在您还弄不清他们是不是去作案？只有在最后，到了汽车上您才会知道，是吗？那好吧，我们一块儿来草拟一个行动计划……”

　　谢尔盖把文件放进了保险柜，正准备回家。忽然，左托夫到他的办公室里来了。左托夫面容显得十分疲倦。他从容不迫地把门轻轻掩上，沉重地往沙发上一坐。谢尔盖期待地沉默着。

　　“回家去吗？”左托夫问。

　　“是呀，回家去。不过，如果需要……”

　　“只需要做一件事：明天你要全副武装起来。”

　　不过，谢尔盖懂得，左托夫是不会平白无故来的。

　　“明天的工作很重要，”左托夫若有所思地继续说下去，“你是第一次被任命为极其重要的出击的领导者。”

　　“我明白，伊万·华西里耶维奇。”

　　“你很适合。总之，老实说，这一年来你变多了。你自己认为怎样？”

　　“好像是这样。”

　　谢尔盖坐在桌子边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盒纸烟。

　　“也给我一支抽抽吧，”左托夫伸出手来说，“超额吸一支吧。”

　　他们俩人吸起烟来。左托夫靠在沙发背上，微微合上了眼皮。“他疲倦了，但还不走。想来是为我担心哩。”谢尔盖感激地想。

　　“你知道我在刑事侦查局服务了多少年吗？”左托夫小声地说，“想想看，每一次在这种出击之前，我都感到心神不安。”

　　“一切都会顺利的，伊万·华西里耶维奇。”谢尔盖将脑袋摇晃了一下，仿佛在驱除最后的一点疑虑。

　　“但愿如此。”左托夫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米佳告诉我，明天乘汽车的，除了他和一个名叫费奇卡的以外，还有那个乌特金。这是很重要的情报。正是因为他，我们才冒着风险找米佳谈话的。我刚才上桑德列尔那里去了一趟。他深信这家伙不是一般的刑事犯。桑德列尔为这件事甚至还和乌格罗夫谈过。”

　　“和谁？”

　　“和乌格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是这么回事！”谢尔盖注意起来。

　　“是的，乌格罗夫对这人也很感兴趣。我想，他们那里一定有什么材料。乌格罗夫同意由我们来执行这项任务。因此，责任加重了。如果桑德列尔估计得不错的话，那么事情就更复杂了。这次出击，你准备挑哪些人去？”

　　谢尔盖作了回答。

　　“还有沃龙错夫吗？”左托夫微笑了，“怎么，你们的关系终于搞好了么？”

　　“我从前对他的看法很不正确，伊万·华西里耶维奇。”

　　“嗯，嗯。人们在工作中总会彼此了解的，是吗？”

　　“一点儿也不错。”

　　“这很好。”

　　左托夫突然沉默下来，皱起眉头，用手隔着上衣揉了揉左胸。接着，他不耐烦地扔掉没吸完的烟头，生气地嘟哝了两句：“每到晚上就觉得不好受——而抽烟的这种嗜好怎么也去不掉。”

　　他竭力克制着疼痛。

　　“您担心吧？”谢尔盖问。

　　“是的，担心。”左托夫点点头，“特别是自己不参加出击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嗯，算啦，只是要多加小心。我不会原谅任何一点差错的。现在我想事先告诉你，如果我们的怀疑不错的话，乌特金会有些什么样的举动……”

　　他们又坐了一个小时光景，考虑着出击计划，然后，一道走到了街上。左托夫用自己的汽车把谢尔盖送回家去了。

第九章 结局

　　第二天早晨，谢尔盖乘车来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广场，仔细研究了周围的环境以后，选定了合适的监视点。这一天里，其余的侦查员也陆续到广场来过。后来全体人员到左托夫的办公室开会，最后明确了每个人的任务。左托夫宣布，西兰契耶夫上校批准了出击计划。

　　晚上快六点的时候，刑侦局第一批侦查员来到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对整个广场，特别是对犯罪分子要碰头的地点，进行了监视。

　　过了些时候，在广场上靠着出租车停车场的地方，出现了两辆新汽车。它们的绿色灯光标志，像其它汽车的一样，在防风玻璃下闪着光。一辆汽车里坐着谢尔盖、沃龙错夫和查别林，另一辆车里坐着另外两个侦查人员。他们到达之后马上和警戒在广场周围的侦查员们建立了视觉联系。

　　难熬的等待开始了。车里坐着的人，除了司机以外，都闷声不响地、接连不断地抽着烟。

　　笼罩着薄暮的宽阔的广场像平常一样，显得热闹而紧张。数不清的小汽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轻轻地鸣着喇叭，平稳地绕着位于广场中央的、盖着一层白雪的花圃行驶着。瞧，在那刻着花纹的高柱子上的路灯终于亮了起来，电影院五颜六色的广告灯光和商店、饭店招牌上的灯光也亮了。莫斯科大剧院高大的正门更是灯火通明。

　　谢尔盖那变阴沉的面孔现在也开朗起来了：原来为渐浓的暮色所妨碍的视觉联系又重新恢复了。

　　一个侦查员走近谢尔盖的汽车。他悄声说：“小餐馆里来了一个人，穿着带黑羔皮领的灰大衣，腋下夹着皮包，脸的特征也相符合。”

　　谢尔盖点了点头。

　　几分钟后又送来一个新的情报：“米佳·涅维洛夫来了，还来了一个年轻人，他们都在喝酒。”

　　这时，谢尔盖看见丘尔金的汽车在小餐馆对面停下了。他推了推司机说：

　　“看见没有？我们等会儿跟着那辆车走。”

　　“那还看不见，就是他，错不了。”

　　谢尔盖回头看看第二辆车。那辆车里的人作了个手势，表示他们也看见了丘尔金。

　　这时，谢尔盖得到了一个新的、颇为出人意料的消息：有一个穿旧皮大衣的老头儿进了小餐馆。那人身材高高的、瘦瘦的，眼球凸起，鹰钩鼻子，胡须斑白。

　　谢尔盖顷刻间惊喜得不知所措。这就是“老爷子”啊！“老爷子”本人！见他的鬼，真是好运气。虽说时机不太适宜，但绝不能放过他。只好分出一些人来。

　　“谢明，”他掉头对查别林说，“你出去，立刻组织对‘老爷子’的监视，等我们一走，你们就把他抓起来。看来，他是来送行的。你去找柯良·楚布罗夫来代替你。”

　　查别林急忙下了车。

　　沃龙错夫推了谢尔盖的肩膀一下说：“妙极了，嗯？现在是砰地一下，就可以一网打尽了！而且准备充分，秩序井然。可以说，用一份鱼饵就行了。”

　　谢尔盖眼睛紧盯着站在广场角上的侦查人员，嘲讽地笑了笑说：“哎，你呀，也算渔夫！当梭鱼还在鱼饵旁转悠的时候，谁会为此而高兴呢？只有在喝到鱼汤的时候，才该高兴哪。”

　　这时，柯良·楚布罗夫钻进了汽车。

　　“这样的梭鱼是不能熬鱼汤的。”沃龙错夫教训似地说，“会中毒的，它们……”

　　“同志们，注意！”谢尔盖叫了一声，他看到预定的信号后，便断然命令：“开车！”

　　汽车当即启动，向广场外飞驰，第二辆车也随之而去。当汽车驶过小餐馆时，谢尔盖看到了查别林怒气冲冲的面容，还看见他用难懂的手势往丘尔金的汽车方向一指。“这是什么意思呢？”不祥的念头在谢尔盖心中一闪，“难道他把‘老爷子’放跑了吗？”但是他没有时间来仔细思考：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前面飞奔的那辆汽车上了。经过特别挑选并受过训练的司机，准确地与前车保持着三四十米的距离。

　　越过广场以后，丘尔金用刹车灯发了第一个信号：“一切正常。他们去作案。”他的汽车沿着狭窄的彼得洛夫街疾驰着。

　　后来，丘尔金忽然闪了闪左边的灯。于是，三部汽车都驶进了斯塔列什尼科夫巷。丘尔金的汽车在这里突然停了下来。一个高身材的人从车里跳了出来，转瞬之间，在来往的人群中消失了。

　　“跑了，坏蛋！‘老爷子’跑了！”沃龙错夫愤怒地喊道。

　　“是的，跑了。”谢尔盖咬紧牙关说。

　　“难道这只老狐狸还在广场时就已经感到情况不妙了吗？”他飞快地思索着，“不，不可能。否则其他人就不会去作案了。他不过是有事要上这儿来罢了。或许是出于谨慎。”

　　汽车继续向前奔驰。他们先沿着普希金街走，后来顺着契诃夫街前进。几分钟后开上了二环路。汽车在这儿向右拐弯，随即加快速度，向车站方向驶去。

　　直到这里，终于再次得到了丘尔金的新信号：“注意，我要动手了。”

　　“好样的！”谢尔盖压低声音说，“最适合的地点。”

　　“完全正确。”沃龙错夫也予以肯定，“好呀，老兄，这回够你们受的。只是周围汽车太多，别碍事才好。”

　　这时他们瞧见，丘尔金来了个向左急转弯，开始超越车流。这显然违反了交通规则，在他的车后响起了岗警尖利的哨声。

　　但是丘尔金并没有马上停车。他的停车信号灯突然频繁而不安地闪烁起来，仿佛在求援似的。这是最后的一次信号。

　　民警的一阵阵短促的哨音在空中震荡着。最近处的岗警关熄了红绿信号灯，以便拦住违章者。可是丘尔金自己已经慢慢地刹住了车。

　　就在此刻，两辆出租汽车飞快地驶到了它的两旁。

　　谢尔盖回头望了同志们一眼。

　　“放下武器！”他看见楚布罗夫手里的枪时，一面严厉地命令，一面紧握住车门的把手，还在行车时他就把车门打开了。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两辆车的其它车门也都在行驶时就打开了。

　　无论是米佳，还是和他并排坐着的费奇卡，都没有来得及想一想，车门怎么会嚓的一声便打开了，几双手便抓住了他们。

　　只有皮特明白，发生了无法预见的可怕的事。要跑已经迟了。他看见眼前出现了一张黝黑的、阴沉的脸和一双天蓝色的、严峻的眼睛。陌生人顷刻之间把皮特的右手反折到背后，同时用膝盖压住了他的腿。但皮特用另一只手掏出了手枪。米佳苍白的脸瞬间在他面前一晃，皮特嘶哑地喊了一句：“这是‘老爷子’给你的！”刚要开枪，不料坐在身边的司机猛地一拳，把枪从他的手中打掉了。

　　于是皮特彻底明白了：一切都完了。他急剧地低下头，想让雪白、坚固的牙齿咬住自己衬衣领子的边缘。他指望薄薄的小玻璃瓶被牙齿咬得嚓地一响，但是取而代之的却是下颌挨了新的猛烈的一拳。皮特的头无力地仰到了椅背上。

　　谢尔盖和赶到他跟前来的沃龙错夫把皮特拖到马路上，然后塞进了自己的汽车。

　　在另一辆汽车里坐着米佳和昏头昏脑的、什么也弄不清楚的红头发杜宾。

　　一切进行得那样迅速，以致跑到跟前来的民警只好遗憾地目送着两辆远去的汽车，气冲冲地向丘尔金说道：“都是因为您，把另外两个违章的人也放跑了。鬼知道是怎么回事！把执照拿出来吧！”

　　已经镇定下来的丘尔金胸有成竹地掏出自己的驾驶本。民警惊奇地望着他红光满面、得意洋洋的脸，不由得耸了耸肩，说：“我还是头一回看见，司机在这种场合下那么高兴。付罚款吧。”

　　“不，这又何必呢？”丘尔金无忧无虑地反驳说，“您最好把执照拿去。”

　　他真为有这样的机会，哪怕是一生只有一次，用这种语调和严厉的民警说话而感到痛快极了。

　　“喂，知道吗……”民警冒火了，“好吧，把您的执照给我吧，司机同志。”

　　当皮特恢复知觉后，他感到自己坐在汽车里，而手上却套着一副冷冰冰、沉甸甸的钢手铐。从侧面透进来的风直吹他的脖颈。皮特猜到，缝着毒药瓶的整个衣领被扯开了，它就吊在背后摇晃着。“甚至不把它完全扯掉。”皮特心中闪过这个念头，“他们干得真棒。”他微微睁开眼睛，透过颤抖的眼睫毛，认出了身旁那个长着深色头发、天蓝色眼睛的人，就是他那样敏捷地抓住了他，后来又在下巴上给了重重的一拳，使他没能完成卡尔丹最后的命令。那有什么，皮特会给敌人以应有的回击的。他又微微合上了眼皮。

　　他试着判断一下目前的处境。来抓他们的是谁？刑侦局？还是……但不管怎么样总得试试自己的紧急对策。好在，无论是杜宾还是米佳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这是最主要的。可是毒药瓶呢？他们会发现它的。那也得碰碰运气。他可以说，衬衣是偶然弄到手的，他将供出全部从前的刑事案的同伙，说出他们的姓名，承认一些旧案，把水搅浑。唉，如果是刑侦局来办就好了。那就有希望啦……

　　谢尔盖一直盯着被捕者。发现他的眼睫毛在颤动，就知道，他已经恢复了知觉，于是便更加注意。暂时一切正常。谢尔盖仔细打量着坐在身边的人。他是谁？从哪里来？有一点很清楚，他是敌人。

　　汽车不住地鸣着喇叭向前飞驶。车窗外闪过房屋，别的汽车，行人，整座城市，整个莫斯科。人们各自从事着自己的事，工作或娱乐。人们甚至不会想到，就在这辆汽车里，在谢尔盖身边，坐着一个人，他正准备插手他们的生活，破坏他们的安宁。这是个敌人，是他，谢尔盖，以及他的同志们，一举将其擒获了。

　　这时，汽车转了个弯，顺着一条狭长的小巷驶去，在一处高大的、有花纹的大门旁鸣了一下喇叭，便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民警局的大院。

　　几分钟后，谢尔盖走进了西兰契耶夫上校宽敞的办公室。虽然已经夜静更深，可是桑德列尔、左托夫和一个陌生人仍然在那儿守候着。这人高高的个儿，略显消瘦，两鬓斑白，身穿便服。他便是乌格罗夫。

　　“汇报一下吧，科尔舒诺夫。”西兰契耶夫命令说。

　　谢尔盖把当天晚上从他到达斯维尔德洛夫广场时起的全部情况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

　　“这个案子是怎么开始的呢？”乌格罗夫很关注地问。

　　“从一个名叫柳芭·阿莫索娃的女孩被杀害和舒宾斯基工程师的住宅被窃这两件案子开始的。”桑德列尔回答说。

　　“舒宾斯基？”乌格罗夫立刻警觉起来，“是在别象街吧？”

　　“一点也不错。”

　　“盗窃案发生在什么时候？”

　　“在今年七月初。”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乌格罗夫笑了笑说，“现在总算全明白了。”

　　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瞧着他。

　　“事情是这样的”，乌格罗夫解释说，“当时匪徒们妨碍了一件更危险的勾当。原来，舒宾斯基家里藏有一些重要文件，有人打算把那些文件偷走。”

　　“那人长着胡子，戴着眼镜和帽子。”桑德列尔不动声色地补充了一句。

　　“这么说来，你们也发现他喽？”

　　“是的，可惜，他没有碰到我们手上。”

　　“他找到了捷径，直接撞到我们那儿去了。”乌格罗夫笑了起来，“不过，我们知道舒宾斯基不会有太平日子过的，所以采取了一些措施。”

　　“也许，这个冒名的依万·乌特金就是为这事到莫斯科来的。”左托夫猜测说。

　　“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我们曾在他们的一个联络点等候他。几天以前，他企图和那里取得联系，但这个坏蛋及时察觉到危险，中断了联系，逃走了，隐匿在莫斯科市内。结果又从这里钻了出来。”

　　“事情很清楚，”西兰契耶夫说，“对于像他那样的人来说，再也找不到比刑事犯更好的支柱了。”

　　“对，这是不容置疑的。”乌格罗夫同意说，“这样吧，同志们，让我们先在这儿对那个家伙进行初审，然后我再把他带走。”他提议说。

　　“你可以留在这里，科尔舒诺夫，”西兰契耶夫说，“如果你不感觉过分疲倦的话。”

　　“您说哪儿的话，上校同志，我不累。”

　　“那太好了！这对你会有益处的。”西兰契耶夫赞许地说。他又转向乌格罗夫问道：“审讯由谁来主持呢？”

　　“我想，由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来主持。因为是他头一个看穿了这小子。”乌格罗夫笑着说，“而且莫斯科的罪犯材料，他比我们谁都清楚。不过还得看看这些东西，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这是列宁格勒的监视报告和柏林发出的情报。”他转向桑德列尔说，并从自己的文件夹里取出几份材料，交给对方。

　　桑德列尔坐到局长办公桌的后面，读过递给他的材料以后，抬起头来说道：“一切都清楚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同志们？”

　　他以急剧的动作把台灯转了过来，使明亮的灯光照射在办公室中央一个单独的椅子上，被捕的外国间谍即将坐在这里。

　　“老爷子”在走进商店之前，先在霓虹灯照耀着的玻璃橱窗前站了一会儿。橱窗玻璃像镜子一样清晰地映出他身后街上的一切情景。“老爷子”喘了一口气，留意地观察着周围的人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人们匆匆地从此经过，各自都在为自己的事情操心，甚至没有谁向站在橱窗前的这个老头儿瞧上一眼。好了，现在该透过橱窗望望商店里面了。那边就是“老爷子”要去的柜台，后面是那个熟识的售货员，他曾告诉“老爷子”新到了一种极为珍贵的“金鸡心”。“老爷子”再度向四周打量了一下，便坚决地推开了商店的玻璃门。他没有发觉，就在此时，从对面房子的大门内迅速走出一个男人来。那人穿过街道，尾随着他进了商店。这便是萨沙·罗巴诺夫。“老爷子”在收款处付了货款，走到柜台跟前，售货员把盛着“金鸡心”的盒子递给了他。

　　就在这时，“老爷子”陡然感到有人在监视他。他是用他的皮肤，用一种特殊的“嗅觉”感到这一点的。这种“嗅觉”从来没有骗过他。

　　“老爷子”非常镇静，不慌不忙地俯身到柜台上，随即猛地一下回过头来。萨沙最担心的四目相遇的情况终于发生了。

　　“老爷子”完全明白了。毫无疑问：他被“盯上了”。现在必须脱身，走掉，无论如何也得一走了之。

　　这时，暮色苍茫，寒气袭人。“老爷子”转身向别特罗夫卡街走去。

　　他心中充满了愤恨。这都是由于可恨的“金鸡心”引起的。现在他才明白这是个圈套。这种圈套只有一个人做得出，那就是曾与他作过殊死斗争的、有经验的老敌手。罗什金说，他在刑侦局工作。难道在垂暮之年仍不得不和他交手吗？很久很久以前，“老爷子”曾输在他手里，但是现在不会了。好吧，摆一个迷阵吧。

　　“老爷子”头也不回，顺着胡同向前走。他知道，有人在跟着他。他们完全可以下手逮他，但却按兵不动。就是说，想让他把他们引到某个住宅去，以便暴露他的同伙。同伙？……他现在就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同伙吧！有意思的是：到底有几个人在盯他的梢？两个，三个，还是四个？

　　首先，得分散他们的力量，让一些人去跟踪意想的同伙，以便最后一个对一个，那时他一定能溜之大吉。

　　在别特罗夫卡街商场入口处附近，他稍停了一会儿，仿佛在寻找什么人，然后坚决地走到一个抽纸烟的陌生青年跟前，从皮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揉皱了的纸烟，向那人借了个火。他一面接火，一面悄悄问那青年要不要戏票，中央售票处刚开始出售的大剧院的票。青年人喜出望外，赶紧向他道了谢。“老爷子”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去。“嗯，一定会有一个家伙跟踪这个小伙子，”他想，“现在我再向他们暴露一个‘同伙’吧。”

　　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广场，他向电影院走去。人群中有一个鬼头鬼脑、眼睛贼溜溜的小伙子。“老爷子”招手示意叫他到跟前来。

　　“有票吗？”他低声问道。

　　在一阵简短而神秘的谈话后，小伙子捏着一张十卢布的钞票走开了。“老爷子”又向前走去，并洋洋得意地想：“现在该有第二个人去跟踪了。这么一来，跟随我的只有一个或两个了。为了保险起见，再来调开一个。”

　　这时，跟踪“老爷子”的萨沙·罗巴诺夫低声地向一个同志耳语说：“别去追那个小伙子，他是卖黑票的。你明白他耍的花招吗？沃洛奇卡追踪第一个真是徒劳无益。”

　　这时，“老爷子”把冻僵了的手深深地插入衣袋，匆忙地沿着基洛夫街向前走去。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又一个念头：“没关系，没关系，快了……我就要脱身了，亲爱的先生们……”“老爷子”由于气愤和劳累而喘息起来：“再调开一个，就……”

　　忽然，运气来了！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女人走到他跟前，凑近他的耳朵，大声问：“公民，邮政总局在哪里，知道吗？”

　　“老爷子”故作惊惶地望望四周，悄悄地详细告诉她该怎么走。然后又意味深长地点头告别，继续向前走去。他深信：如果有两个人跟踪他，那么，其中有一个必定会去跟踪这个妇人。现在，他可以任意收拾剩下的一个，悄悄地、毫无声息地，让那人终生记得这件事。

　　……跟在“老爷子”后面的罗巴诺夫惶惑不安地和另一个同志互相交换了个眼色。怎么办？要不要跟踪那个妇人？他们才两个人哪！萨沙的表情显得很紧张。那个同志在等待组长的决定，并目送着冉冉远去的妇女的身影。

　　“老爷子”往前面基洛夫广场望去。他知道，那里靠着左边停着一排出租汽车。他想好了一个行动计划。“老爷子”猛地转了一个弯，拐进了最近的一条巷子里。同时，他摸到了纸烟，一面走，一面开始用冻僵的、不听话的手指急剧地撕开烟皮，把烟草径直抖进衣袋里。

　　穿过巷子，快往右拐向广场的时候，“老爷子”悄悄回头望了一下。此时，行人几乎绝迹。离自己最近的是一个穿深色大衣的人。“就是他！”“老爷子”准确无误地猜着了。他转了弯。过不一会儿，他又回头望了一下。那人还跟在他后面。“嗯，那么，干吧。”“老爷子”猛地转过身来，向跟踪自己的那人迎面走去。

　　当走到那人身旁时，“老爷子”把一撮烟草突然向那人脸上撒去。当时那人眼睛就痛得难受，大叫了一声，行走蹒跚起来。“老爷子”轻轻地摆动双臂，保持身体的平衡，直向广场奔去。

　　他喘息着，心脏仿佛就要爆炸似的。他奔进广场，穿过马路，跨进停在尽头的一辆出租汽车里。司机惊异地扭过头来。

　　“上哪儿去，公民？”

　　“老爷子”紧紧抓住胸膛，顷刻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但就在这时，他也没有失去惯有的警惕性。他把钱递给司机，用嘶喘、绝望的声音说：“拿着吧，兄弟，把汽车开进那条巷子，往左拐，到转角处等我。我把老婆送来。她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把她送进医院去，懂吗？”

　　“懂了，”被弄得莫名其妙的司机不知所措地一边回答着，一边马上开动了马达，“我等您。”

　　这时，“老爷子”跳出了汽车。不过是从另一边的车门出去的，当出租汽车还没有驶离原处，还遮着他的时候，他拉开了邻车冷冰冰的车门，钻了进去。

　　“老爷子”的计划很简单。假如有人企图跟踪他，跟踪者能看见他跳进第一辆出租汽车，可是看不见他从汽车里钻出去，现在这辆出租车一走，追踪者势必尾随而去。

　　第一辆出租汽车鸣了一声喇叭，便开走了。

　　这时，“老爷子”坐着的那辆汽车的车门被打开了，一个看不清外貌的人镇静地、用稍带嘲笑的口气说：“喂，这部汽车已经有乘客了。对不起。”

　　车门又呼地一声关上了。

　　“老爷子”无力地靠到椅背上。他明白：他的计划破产了。

　　他不理会司机的问题，钻出了汽车，战栗地往前走去。

　　哼，好吧，就是说，得拼个你死我活了？好呀，还得施展点本领出来。要是有力气就好了。那么，就离开此地吧。要离开，就得狠狠地报复一下。对所有的侦查员……让刑事侦查局疲于奔命。他兴奋起来，于是加快了脚步。一个新的计划在狂热的报复心中逐渐清晰地形成了。

　　萨沙·罗巴诺夫跟随在“老爷子”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走着。他头也不回地向追上他的一个同志轻轻地说：“幸亏我马上闭上了眼睛。老弟，看他还有什么鬼花招，坏蛋！马上我们就会晓得了。等一会儿，我和你还要上一堂大课呢。瞧他像一只被追急了的狼似地在莫斯科乱窜。”他又换了一种严肃的口吻说：“嘿，到那头去。别忘了信号。随时都有可能偷袭。他一定是打算到‘小燕’咖啡店去。我们到咖啡店附近的老地方会合。”

　　到了基洛夫街的尽头，“老爷子”向广场走去。他决定玩最后一个鬼把戏，以便和追踪者单枪匹马地进行决斗。

　　“老爷子”走到无轨电车站，排在短短的行列的末尾。一会儿，又有三四个人排上来了。

　　无轨电车开来了。在临到上电车的一刹那间，“老爷子”仿佛改变了主意，突然闪到了一旁。排在他后面的人们一个个都上了电车。“老爷子”独自在本站上呆了一会儿，跺着冻僵的双脚，幸灾乐祸地望着开走的电车。随后，“老爷子”飞快地穿过宽阔的马路，钻进了最近的一条巷子。

　　……两盏明亮的、带有圆形毛玻璃灯罩子的电灯照耀着‘小燕’咖啡店的门。从巷子后面闪现出了“老爷子”高高的、稍微伛偻的身影。他向四周瞅了一眼，随后，推开咖啡店那挂着一层薄霜的门。他刚刚在门后消失，罗巴诺夫便从巷子里走了出来。他那一对棕黄色的眼睛在红润的脸上兴奋地闪闪发光。他望也不望咖啡店一眼，径直横过街道，走进对面一座房子的大门里。

　　“对了，不出所料！”他快乐地向在那里等他的同志说道。

　　“萨沙，你的嗅觉像猎犬一样灵敏。”

　　“不错，长处是隐瞒不住的。”

　　萨沙对自己的估计感到很满意。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他本人也为自己的灵感，为自己聪明而精确的推测感到惊讶。他觉得，这种估计仿佛是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的。像“老爷子”这样一只老狐狸的全部诡计是不容易摸透的。但萨沙并不自欺欺人。他知道，离结局还远呢。现在“老爷子”在咖啡店里又在耍着什么新花招。这说明他发觉有人追踪他。“你高兴些什么呢？”萨沙嘲讽地反躬自问。

　　“我们不进咖啡店去！”他严厉地说，“咖啡店有两道门。其中一个是便门，通往院子和巷子。你看住大门，我到那个角落里去看住后门。他跑不掉的，不过，你要和我保持视觉联系，懂吗？”

　　“懂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十点多了。我们已经追踪了三个多小时。我们老是被他发觉，照这样下去，他还会带我们再兜上三个小时的。”

　　“他会在半路上断气的。”

　　“不行哪，得保全老头儿。他还得把我们带到他的巢穴里去。嘿，别说了，执行任务吧。”

　　这时，在咖啡店里，卓娅跑到了“老爷子”坐的那张桌子跟前。

　　“我来暖和暖和。”他嘶哑地说，用劲地摩擦着冻得又红又僵的双手，“来点酒和菜，快点儿。”

　　他向门口望了一眼，心想人没有进来，在街上守着哩。那就是说，他不用慌张。既然这样，那人无疑地也知道还有另一道门——通院子的门。那好吧，想别的办法走。“一定要脱身！反正说到做到。”“老爷子”固执而又恶狠狠地想着，但同时却惊恐地感到：他已失去了昔日的自信。

　　卓娅把酒和菜端来了。“老爷子”趁着她往桌上放碟子的时候，悄悄地说：“等我一吃完，你就带我到一个空房间去，让我单独呆上五分钟。我自己出来，要给我弄六个别针，一块厚实些的头巾或是围巾，和一支手杖，什么手杖都行。懂吗？”

　　卓娅惊恐地瞧了他一眼。

　　“出什么事了？”

　　“你不用管！我要从这里脱身。有空房间吗？要不然上厕所去也行。”

　　“有。”

　　“那就好了。你别去久了。我在五分钟之内就吃完。”“老爷子”一面环顾邻座的人们，一面匆匆忙忙的吃着。“得挑一个合适的人，”他想，“一定得这样。”

　　……守在大门口的侦查员，目不转睛地盯住咖啡店。只消“老爷子”一出来，在明亮的黄色灯光下会很容易被认出来。此外，每分钟罗巴诺夫都可能发出信号。侦查员把面孔紧贴住玻璃。由于紧张，被烟草刺激得发红的眼眶内眼泪一阵阵地涌了出来。

　　不时有人从咖啡店里走出来，瞧，一对年轻、活泼的情侣走了出来，小伙子温柔地挽着姑娘的胳膊。继他俩之后出来一个穿翻毛领、质量很好的冬大衣的男人。过不一会儿，门又开了。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穿着黑大衣的矮壮汉子，另一个是高高胖胖的人，那人身穿一件黄色短皮袄，戴着眼镜，握着一支手杖。他们在门口道过别后，便分手了。穿短皮袄的那人稍有点跛，走不多远便拐进了一条巷子。这些人都不是他们要追踪的。坐着不想走啦，坏蛋。也许是暖和得发睏了。

　　拐进巷子以后，“老爷子”（这人正是他）摘下了眼镜，警觉地回头望了望。没有问题，周围连个人影也没有，化装得很成功。

　　前边不远的人行道旁，停着几辆出租汽车，它们的绿色标志灯柔和地闪着光。真运气！“老爷子”扔掉手杖，两步就跳到前面的一辆汽车跟前，猛地一下拉开了车门。

　　这一切都被萨沙·罗巴诺夫看在眼里了。

　　出租汽车沿着宽阔的环行马路向前驶去。

　　“老爷子”一动不动地呆了几分钟，直到气喘病发作过了为止。然后，他解开大衣，拉平卷上去的大衣前襟，把大衣剥下，翻了一个面，并把裹在肚皮周围的头巾卷了起来。于是立刻感到呼吸舒畅多了。“老爷子”坐得更舒适些之后，决定对周围环境作一个估计。

　　看来，他已经成功地摆脱了追捕者，所以现在就该回家了。在那个保险的地方可以躲开追击，应当全盘考虑考虑，等乌特金回来后再打主意。但有一点很明显：不能继续在莫斯科呆下去了，应该暂时销声匿迹。

　　汽车驶近白俄罗斯车站广场的时候，“老爷子”决定再检查一次，看是否有人追踪。但令他遗憾的是：后面车窗玻璃上冻上了一层薄霜。因此，他只好在自己房子附近采取最后一个防范措施了。

　　汽车在红绿信号灯旁刹住一下，然后，轻快地冲上天桥，沿着宽阔、笔直的列宁格勒公路快速行车道向前疾驶。

　　十分钟以后，汽车在一条僻静的、灯光微弱的街上停了下来。“老爷子”钻出汽车，匆忙地回头一望：周围似乎是寂静无人，只是街口有一辆汽车拐了一个弯。“老爷子”立刻警惕起来。由于“老爷子”分散力量之计而留下跟踪他的唯一的侦查员，当然不可能从咖啡店尾随他到这里。不过，还得检查一下。想不到的事还少吗，万一……“老爷子”突然感到失去了自信心。

　　离他的房子已经不远了，再转一个弯便到了。可是他并不打算马上回家。

　　走了没几步，他谨慎地回过头来。昏暗的街上行人稀少。有一个人跟在“老爷子”的后面走着，模样很难认清和记住。

　　“老爷子”为了以防万一，打算让他走到自己前面去。于是，他放缓了脚步，后来，索性停了下来，装着系鞋带的样子。但行人不见了，一定是进到房子里去了。“老爷子”继续向前走去，拐进另一条街道。然后回头一望，又见有人跟着他走。是先前那个人还是另一个人呢？

　　“老爷子”心中涌起了一阵无比的恐怖，而且愈来愈厉害。哼，好吧！现在他准备来个一劳永逸——干掉尾随不舍的追踪者。

　　在经过一家大门的时候，他突然拐进了陌生的院子，藏在院墙凸出部后面。离这里不远的一个矮门上方，点着一盏小电灯。“老爷子”几乎没有瞄准，便随手向小灯扔了一块碎砖头。随着一声微弱而清脆的声响，院子立即浸入了黑暗中。“老爷子”悄悄地藏在墙角后面，手中紧紧地握着匕首的粗糙的手柄。

　　这时，追踪“老爷子”的这人走到院门跟前，停住了脚步，有一个人从对面向这人跑来。

　　“你在这里躲起来，”罗巴诺夫精神紧张地耳语道，“如果他出来了的话，继续进行监视。我进院子去看看。”

　　“萨沙，一块儿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住嘴！执行命令！”罗巴诺夫低声回答，接着，坚决地跨进了院子。

　　这时，萨沙突然变了样。他忽然踉踉跄跄地迈着步子，醉声醉气、自言自语地胡扯起来：“瓦夏，你到哪里去了？……瓦夏，这根本不是我家的院子……我和你都是最不幸的人，瓦夏……”

　　他装得那么逼真，甚至“老爷子”在细听了每个字之后，也不由得疑惑起来。可是一刹那间，他更恐惧了，全身颤抖起来，像发疟疾似的，握得很紧的匕首也痉挛地抖动着。“宁可错杀一个醉汉，也不能放走那个人。”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一闪。

　　当那人走到跟前的时候，“老爷子”从藏身的地方一跃而起，向那人脊背猛地一下子刺去。

　　就在这一瞬间，罗巴诺夫蓦地转过身来，用手一下子扼住了“老爷子”的喉咙。但他立刻又把手放松了，大叫一声，倒在地上。

　　“老爷子”来不及思索，赶紧跑出院门，逃到街上。到街上以后，他就不慌不忙地，以劳累终日之后的懒散姿态往前走着。

　　“老爷子”没走多远，另一个侦查员就冲进了院子。

　　“萨沙……”他俯下身子，惴惴不安地轻声问道，“你还活着吗，朋友？”

　　罗巴诺夫低低地呻吟了一声，接着轻轻地回答：“还活着。想把我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倒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继续监视！”他突然果断地命令道，“他会跑掉的，这个坏蛋！他的巢穴准在附近。”

　　“那你怎么办呢？”

　　“马上……就跟你走……”萨沙吃力地说，“刺得不深……我转身转得及时……差点儿没把他扼死。但我记住了：不能把他扼死……他既然敢于进攻，就说明他以为我只是单身一人……现在，他会放心大胆地走了。快去！”他跪起一只腿，用劲地说，“血不再流了，让衬衣给贴住了……喂……我命令！”

　　侦查员点点头，就向大门跑去。

　　罗巴诺夫喘了一口气，缓缓地站起身来。随着所走的每一步路，他的力气渐渐地恢复了，背上的疼痛也消失了，只是右手的动作还不灵活。

　　萨沙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现在他的全部思想、愿望和力量都集中在一件事上：无论如何也要捉住“老爷子”，把他收拾掉。

　　萨沙走到街上，看见了自己的同志。那人挥了挥手，便在转弯处消失了。萨沙藏在房屋的阴影下，跟着他走去。转了第二个弯以后，他遇上了等着他的侦查员。

　　“瞧，从小门进去了，”他悄悄地说，“院子里有个小房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捉住他。这里是他的巢穴……任务完成了……”

　　“就这样下手捉他吗？”那个侦查员表示怀疑，“他不会让人接近的。而且你……”

　　“我怎么啦？”萨沙舔了一下发干的嘴唇说，“我已经精神百倍了，老弟。至于如何去捉，还得考虑考虑。问题不那么简单……”

　　“注意，随时都可能有人上这里来。”

　　“是呀，应该在这里埋伏三天。可是现在……只好请你去打个电话。”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天晓得电话该上哪里去打！如果这时他要溜掉，那怎么办呢？”

　　“你放心，跑不掉的。”萨沙阴郁地回答，“我可以用左手开枪。只有这样。进院子里去。”他坚决地说，“我到台阶旁雪地里潜伏着。”

　　“老爷子”进屋以后，首先小心谨慎地闩上了门。他没打开百叶窗，只扭亮了电灯。然后，他把皮袄丢到椅子上，激动地在室内踱来踱去，死命地搓着冻得发红的双手。温暖和疲倦终于征服了他，“老爷子”像平常一样，衣服也没脱，便倒到床上，闭上了眼睛。可是他不能入睡。不安的念头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乌特金的事怎样了？刑事侦查局从什么地方打听到他“老爷子”的下落呢？从莫斯科跑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跑？“老爷子”在床上不安地翻来复去。他忽然想起了自己买的东西。哈，他还没瞧瞧哩。

　　“老爷子”跳起身来，跑到放着皮袄的椅子跟前，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他坐到桌旁，急不可待地撕开盒子外面包着的纸，掀开了盒盖。一个做工精致的、可镶嵌照片的“金鸡心”，在黑天鹅绒底子上微微凸起并闪闪发光。“老爷子”用眼睛盯着它。他由于激动，一只眼睛下面的青筋开始抽搐，太阳穴上的血管也膨胀起来了。真是珍贵的物品！他站起身来，在房内踱了一圈，再从远处观察这枚“金鸡心”。

　　“老爷子”忽然警觉起来。他仿佛听见，院子门吱呀响了一声。也许，乌特金回来了？马上就会响起约定的敲门声的。“老爷子”呆立不动，侧耳静听。不，什么也没有听见。这只不过是他的感觉而已。

　　可是，他那突如其来的恐惧心情不但不能平静，反而与时俱增起来。

　　“老爷子”焦急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向“金鸡心”瞟一眼。但是，那珍宝也无法使他安心。“老爷子”仍在房里踱来踱去，像被困的豺狼似地瞅着窗户。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他害怕什么呢？他不是跑掉了，脱身了吗！他一生中遇到的这种情况多得很，有时情况还要糟糕。但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惧过。别胡思乱想了吧！可是，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整个身子在发抖！脑袋昏昏沉沉的，心神不定。跑吧……随便上哪儿都成，反正得跑掉。赶快……立刻动身。不跟乌特金一道，一定别跟他一道……这个该死的家伙！……让一切，让整个生活都受到该死的诅咒吧！跑吧……

　　“老爷子”抓起皮袄，一面走一面穿。他走过漆黑的厨房，向房门走去。他再也没有心思去想“金鸡心”了。

　　刚走到台阶上，“老爷子”不由得紧缩了一下身子：天气更冷了。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硕大的、晶莹的星星像宝石似地在漆黑的天幕上闪闪发光。“老爷子”嘭地一声带上了门，谨慎地望了望四周，沿着结了一层薄冰的不平的阶梯一步步地往下走去。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

　　突然，“老爷子”的后颈挨上了狠狠的一拳。他滚下阶梯，倒在雪地上。随后响起了充满极端愤怒的声音：“躺着别动，恶棍！我要开枪了！”

　　这声音里显示了那么大的决心，以致“老爷子”毫不怀疑，只要他稍稍一动，立刻就会响起枪声。

　　突然，院门响了一声。有人跑了进来。打倒“老爷子”的那人嘶哑地喊道：“站住！”

　　一个平静的声音回答说：“别开枪，罗巴诺夫，我是左托夫。一切顺利。”

　　又有一些人到院子里来了。“老爷子”想抬起身来，但是有一双手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他听见头上响起了那个平静的声音：“医生，去看看罗巴诺夫。”

　　不一会儿，另一个声音回答说：“没什么，少校同志，流的血不多，只是神经过度紧张了。”

　　“把他押进汽车。”左托夫转向“老爷子”，厉声喝道：“你的末日到来了，老板。”

　　“老爷子”不答话，只是低沉地、野兽般地咆哮，拼命挣扎，企图咬那双抓住他的手。

　　星期六早晨是一个异常忙碌的早晨，谢尔盖忙着准备关于“形形色色”案件的材料，以便提交检察机关。当他读到在“老爷子”被捕后搜查到的一份不可思议的“文件”的时候，他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些荒谬绝伦、夸张其词的词句说明：有一些人准备以“叛逆罪”将一个叫叶莲娜·奥斯摩洛芙斯卡雅的女人处死。谢尔盖甚至没有立刻明白，这正是指的莲娜。

　　谢尔盖把这份材料的作者姓名通知了学院，并亲自去见该院团委书记，了解到了夏季举行的一次激烈的共青团员大会的情况和莲娜在当时所起的作用。

　　谢尔盖回到刑事侦查局以后，马上去见桑德列尔，左托夫也在那里。谢尔盖简短地报告了执行任务的经过后，补充说：“学院团组织没有把那三个人的事情进行到底。”

　　“那么，我们来把它进行到底。”左托夫沉着地说。

　　“你认为该怎样做呢？”桑德列尔问。

　　“立刻把那三个人一齐逮捕起来。罪名是蓄意谋杀。给这些恶棍们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当然，应该这样做，”桑德列尔肯定地说，“不过单单这样做还不够。”他又坚决地重复了一遍：“不够。”

　　“还要做什么？”左托夫惊异地扬起眉毛。

　　“要这样做。”

　　桑德列尔转身到放着电话机的小桌旁，拿起话筒拨了号码。

　　“戈尔布诺夫同志吗？您好。我是桑德列尔上校，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我们有关于一群大学生的重要材料。这些胆怯的、下流的纨绔子弟，已经滚进了犯罪的泥坑。他们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还有关于忽视了处理这个问题的团组织的材料。所以，希望你们派一位记者来。应该写一篇有战斗力的小品文。让整个社会、全体人民来审判他们。同意吗？立刻派来吗？好，您就跟我们一样，喜欢速战速决。我明白了。《共青团真理报》担负起这项任务，是再合适没有的了！”

　　桑德列尔挂上了话筒。

　　“就这样吧，同志们，现在总算完成任务了。‘形形色色’的案件结束了，噢，科尔舒诺夫，你有没有考虑过，是该抓学习的时候了。”

　　“学习什么呢？”谢尔盖感到莫名其妙。

　　“我要提醒你一下，”桑德列尔笑了，“你只受过中等教育，就不打算继续学习了吗？”

　　“我曾经这样想过，”谢尔盖不好意思地说道，“不过，最近一段时间里，简直抽不出一点空儿。”

　　“应该挤时间，”桑德列尔严肃地对他说，“你应该成为一位有教养的法学家。明年春天你可以向政法学院申请参加函授部的学习。我为你对学习毫不关心而感到惊奇，我们刑事侦查局里很多人都在学习。我们就说定了吧！”

　　“是，申请参加函授学习！”谢尔盖快活地答应着。

　　“这就对了。同志们，现在我们来动手处理例行的公务吧。”

　　傍晚，谢尔盖走出刑事侦查局，顺着别特罗夫卡街走去。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好容易才抑制住了奔跑的愿望，不知怎的他老想笑，想对途中遇到的一切人微笑。

　　他终于来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广场。谢尔盖不由得往广场的那一头望去，两天以前，正好在这个时刻，他曾和同志们坐在汽车里面，准备进行决斗。谢尔盖转了一个弯，向灯火通明的剧院大门走去。

　　这时，莲娜奔到他的跟前，她挽着他的手臂，激动不安地说：“总算盼到你了，谢廖沙！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你怎么这样想呢，难道会这样吗？”谢尔盖俏皮地反驳她，但也不自觉地受到她的感染，“为了你，我愿走遍天涯海角，历尽万水千山。”

　　莲娜爽朗而快活地大笑起来。

　　莫斯科市的夜景展现在眼前，处处灯火通明。现在正是人们下班的时候，也正是剧院、音乐厅开始营业的时候，这个时候莫斯科市的街道是异常热闹的。

　　谢尔盖忽然想起了他押送皮特的时候，是如何从车窗内望着这些街道的。这时，他的喜悦心情愈加强烈起来，因为那些匪徒再也不能逍遥自在，为所欲为了！还有一些人也为这个而高兴：瓦利雅·阿莫索娃、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米佳·涅维洛夫、彼得·格沃司捷夫、丘尔金和莲娜——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谢尔盖忽然深切地体会到，亲爱的城市的安宁对于他是何等的可贵。他不由得为自己那艰巨的、战斗性的劳动感到自豪。他心里想：“是呀，这就是幸福！”

　　尹明华 李佑华 于一九五五年译

　　尹明华 笑天强 强小君 于一九九六年审校

《形形色色的案件》作者：[苏联] 阿·阿达莫夫

附：作者简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苏联文坛诞生了一批侦探小说作家，他们以本土生活为背景，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的模式结构与叙事手法，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苏联侦探小说。在苏联侦探小说的园地里，五十年代诞生了一位著名作家，他就是阿·阿达莫夫。

　　阿·阿达莫夫从事侦探小说的创作，前后有20余年，其主要作品有《形形色色的案件》、《恶风》、《圈套》、《侦察员谢夫》、《狐狸的足迹》、《黑蛾》、《团伙》、《许多未知数》、《追捕》等。阿·阿达莫夫不仅有创作，而且他还是一位侦探小说的研究者，他写的《我喜爱的写作体裁——侦探小说》一书，全面论述了西欧侦探小说的特点和苏联侦探小说发展的历史。应该说，他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阿·阿达莫夫关于侦探小说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阿·阿达莫夫认为侦探小说的出现是合理的、必然的。他指出人天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对越是神秘的东西越想揭开其秘密，侦探小说的盛行，正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心理特点。他举例说，报纸上报道的犯罪事件很简单，读者读了不过瘾，而侦探小说则叙述了扣人心弦的故事，从而使读者感到有趣得多。他从读者的阅读心理来认识侦探小说的特殊作用。

　　第二，阿·阿达莫夫驳斥了苏联文学界认为资本主义侦探小说是“白日做梦”的提法，他对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的论述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复仇思想不是一种幻想，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特殊剪裁”，这类小说可以开拓人的眼界，让人明辨是非，增强善恶观，使人的精神生活得到满足。

　　第三，阿·阿达莫夫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会产生各种犯罪行为，并用自己的作品作出了形象的回答。他从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各个角度来揭示了人类犯罪的原因与动机。这就指出了社会主义侦探小说存在的必然性。

　　阿·阿达莫夫是一名新闻记者，为了创作侦探小说，他不仅留意报纸上的犯罪报道，还在1952年深入采访莫斯科刑事侦察局，从那儿搜集素材，并从大量的素材中了解社会问题。他从那里了解到许多真正的案例，堕落的男人，放荡的女人，经济盗窃案、黑社会流氓闹事案、土匪的横行霸道，贪欲造成人的犯罪……阿·阿达莫夫记满了一本又一本笔记本，他还与侦察员交朋友，让他们回忆过去的经历，从中提炼出生动的素材。正是这样不倦的努力，阿·阿达莫夫创作了15部中长篇侦探小说。他的小说发表后，在苏联引起轰动，作者收到了大量的来信，其中有一个叫“飞鼠”的罪犯，读了小说后深为感动，在监狱中给阿·阿达莫夫写了一封忏悔的信，坦白自己从一个扒手走向监狱的过程。可见，侦探小说对犯人的心理产生了多么大的震动；另外一个叫伊戈尔·谢苗诺维奇的犯人，则在信上表示，他读了小说，决心重新做人。这些犯人都希望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或拍成电影，让更多的人引以为戒。

　　对于一个侦探小说家来说，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阿·阿达莫夫在《我喜爱的写作体裁——侦探小说》一书中表示，他是多么喜爱这种文学样式，因为侦探小说“触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涉及人的道德、精神面貌”，他的结论是：“描写人类复杂命运的侦探小说是具有生命力的。”

　　阿·阿达莫夫侦探小说的艺术风格与对社会主义侦探小说的贡献表现在：

　　（一）阿·阿达莫夫通过小说，全方位地描写了苏联的形势和苏联社会存在的犯罪问题，把犯罪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指出社会弊病与人的贪欲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一个新的高度上认识犯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二）阿·阿达莫夫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形形色色的案件》中的侦察员谢尔盖，谢尔盖的沉着、机智与爽朗的个性，都刻划得十分逼真，至于书中的其他人物也各具个性。在《恶风》中则刻划了一群小偷的谩骂、恐吓的无耻之状，让人想到社会渣滓的泛起。这些艺术典型都具有苏联社会的烙印。

　　（三）阿·阿达莫夫用夸张、传神的笔墨来交代故事，其小说写人的对话，尤为精彩。那些反面人物与小市民的神态个个跃然纸上，充分显示了作者在语言上的创新和文学功力。